一行禪師傳記：正念的足跡

當股市突然在一九二九年崩盤，全世界的經濟落入了空前的動盪。殖民國對越南人民施以更高度的壓迫，而這些人民也已經在數十年的壓榨之下筋疲力竭。許多家庭再也養不起小孩，而將孩子託付給別人收養。至於法國持續在奴役的處境下招募的農工和礦工，苦力，光是在南圻，每年就有將近四萬人，這些勞工或者也被「出口」到太平洋的法屬殖民地，以每條船八百頭計算），他們的生存處境苦不堪言，被壓榨到極致，遠離祖先的祭壇，毫無與家人重聚的希望。

為了對抗帝國主義的囂張強權，越南人民逐漸形成對某種共同身分的歸屬感。法國亟欲否定越南當地的文化，以高舉殖民主義的思維、對工人的凌辱和剝削，加上由警察所設置、充滿種族偏見的整套鎮壓設備，這一切更加深了越南人民的憤恨。但似乎幾乎沒有任何殖民者意識到自己身處於一個講究生活而且崇尚詩意的國家。備受尊敬的《費加洛報》（Figaro）海外記者保羅‧波納坦（Paul Bonnetain）如此描寫越南人在一八八○年代東京之役的時期：「對負面的德行和粗野的惡行滿不在乎的安南，其政治意識和道德意識皆蕩然無存。經年累月的奴役造成的愚鈍和社會階級世襲的律法已使這批亞洲海上難民的記憶趨於模糊。儘管如此，被其物質本能主導，加上其亞洲土地的資源，他們仍充滿活力和繁殖力，而這個用磷取代他們缺乏的血球和精力、以魚為主食的民族命中注定遭受奴役箝制。」

部分的越南人暗中謀劃反抗，創立了越盟（Việt-Minh）――越南獨立同盟會（Front de l’indépendance du Viêtnam），組織領導人是曾住在法國、並在一九二一年報名加入共產黨的阮愛國（Nguyễn Ái Quốc），他不久後將以胡志明（Hồ Chí Minh）之名聞名國際。

殖民導致的內在經濟失衡與民族主義的歷史危機為共產主義奠立了社會基礎，並助長它在這十年的普及，而印度支那起伏不定的經濟發展成為這個時期的顯著現象。產生了一批無產階級，為數不多（根據統計，在一九三一年，光是在法國人擁有的大型私人企業裡就有二十二萬一千個工人），而越南工人頻繁遷移並始終依附在鄉村世界，顯示城鄉的就業不足現象愈加普遍。在湄公河三角洲興起的大地產農業和愈加沉重的地租和賦稅的衝擊下，大量的農民落入赤貧之中。

一九三○至一九四○年間，是做出抉擇的時候，一些人選擇走上激進派民族主義的道路，甚至最賢明的有識之士都對此深信不疑。

阮當時是個即將滿十六歲的少年，幫助受苦者的誠摯意念總是使他滿腹熱忱。儘管他的父母憂慮僧人的生活條件艱苦，而對他的決定持保留態度，但是他仍然前往順化慈孝寺的寺院，這間寺院屬於禪宗的臨濟宗。這所學校系出在越南中部和南部特別興盛的法系――禪宗了觀法系。這位年輕僧侶也是在這個法系裡受封「一行禪師」的稱號，他的夥伴們之後並將為他取「禪師」的別稱。一九四一年，世界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烽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