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雨靈岩：中國佛教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印光法師研究

印光法師，陝西省渭南地區郃陽（今郃陽）縣人，生於清咸豐十一年農曆十二月十二日，咸豐十一年即西元1861年，但清咸豐十一年的農曆十二月十二日已是陽曆1862年1月11日。1861年是農曆辛酉年，正值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俄國強占我國大片領土，太平天國運動如火如荼；該年8月22日咸豐皇帝死於熱河，不久慈禧等人發動辛酉政變，1862年改元同治。也就在這一年，近代歷史上著名的回民起義便在陝西渭南拉開了序幕，在同治之前，陝西回民近百萬，主要居住在同州府、西安府、鳳翔府、乾州、鄒州等地。而此後長達十一年的戰亂，以及左宗棠又將陝西大批回民遷往甘肅等地，徹底改變了陝西地區的人口民族結構。原本回民聚居的同州府、西安府，是印光法師少年生活和讀書的地方，十餘年中，陝西回民的銳減，必然對當地的風土人情產生極大的影響。印光法師出生的年代，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他的家鄉，都可謂多事之秋。

印光法師，俗家姓趙，名丹桂，字紹伊（郃陽相傳為伊尹故里），號子任。印光法師出生六個月後即染目疾，終生為其所困，一般「夜不用目」。印光法師兄弟三人，排行最末，十餘歲後隨長兄在西安讀書，習儒業，排佛老，《年譜》上記其「成童中秀才」。

印光法師後棄儒歸佛，雖經家人反對，幾經周折，終於光緒七年（1881年）在終南山南五台蓮華洞寺出家，剃度師為道純和尚，為防家人找尋，本擬遵師命前往徽州小南海參學，行至湖北竹溪蓮華寺掛單。因尚未正式受戒，僅討一最苦之行單，打煤燒水，日夜不斷。後受信任，管理庫房，得讀《龍舒淨土文》殘卷，開始信仰淨土法門。

光緒八年，在陝西興安縣雙溪寺印海定公律師座下受具足戒，戒期中所有文字事宜，悉令代作，目疾復發，念佛得以痊癒。印光法師受戒後，在陝西終南山四年，最後一年（光緒十一年）住終南山南五台大頂，侍觀音大士香火（上110）。光緒十二年（1886年）十月十四日入北京紅螺山資福寺念佛，自號「續廬行者」，次年正月告假，朝山西五台山。印光法師在紅螺山資福寺三年，歷任香燈、寮元、藏主等職。光緒十六年，至北京龍泉寺任行堂，次年住圓廣寺。印光法師在圓廣寺兩年，光緒十九年（1893年）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入京請藏，印光法師協助料理，獲邀南下普陀山法雨寺，安單藏經樓任首座，自云：由於目疾「四十多歲即不能常看經，故未閱全藏。」（上329）

印光法師於中日甲午戰爭的前一年離開北京，此後四十餘年，除光緒三十年（1904年），進京協助諦閑法師請藏外，再未離開過中國漢地佛教最為興盛的江南地區。民國元年（1912年），高鶴年居士將印光法師四篇文稿交《佛學叢報》匿名發表。民國三年，在普陀山會晤狄楚青，讓其流通雍正《揀魔辨異錄》一千部。民國六年，徐蔚如印行《印光法師信稿》，次年印《印光法師文鈔》（初編）於北京。此後印光法師在教內聲名日隆，開始大量收發信件，印送善書佛典，頻繁活動於上海、南京、蘇杭等地。民國十一年獲民國政府徐世昌總統題字表彰「悟徹圓明」。

民國十七年（1928年），印光法師擬隱居香港，離普陀山，暫居上海，次年春擬去，後由真達等人一再堅留，香港之行未成。民國十九年春至蘇州報國寺閉關；同年，令明道法師在上海覺園佛教淨業社內創建「弘化社」流通佛教文獻。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印光法師由蘇州破關而出，前往上海，參加丙子息災法會，返蘇後到靈岩山寺開示法語。次年，日軍侵華戰火漫及蘇州城，印光法師應妙真法師邀請，於十月初十由報國寺移居靈岩山寺。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十月初一，為妙真法師陞座為靈岩山寺住持，十一月初四（陽曆12月2日），印光法師圓寂。

以上便是印光法師的生平簡歷，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早年印光法師剃度出家、受具足戒、雲遊掛單、茅棚隱修、任叢林寺廟職事，都是典型中國傳統佛教出家人的履歷。印光法師沒有出任寺廟住持，也就沒有接過某一宗派的法卷；印光法師選擇的道路，是在叢林中陞至首座的職位。在中國傳統寺廟清規中，同等秩序，西單地位高於東單，首座又是西單中地位最隆者，一般由耆宿擔任，是大眾表率，主要負責諮詢疑難佛法問題，並不具體職事。陞為首座，便可以享受比較優厚的退休待遇了。印光法師自言在普陀山法雨寺做「吃飯僧」，實際上並非傳統佛教的特例，而是他應得的職位待遇。可以說，印光法師在中國傳統的寺院叢林制度中度過了大半生，晚年始成名，而後開始積極推行淨土信仰的弘化事業。本章將對印光法師和他的事業，進行更加深入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