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雨靈岩：中國佛教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印光法師研究

晚清民國以來，無論佛教自身的發展變革，還是佛學研究，都與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息息相關，立場不同，結論各異。

包括印光法師在內，近代許多佛教人物的思想觀念，對佛教歷史的理解，對近代事物的看法，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乃至於可以說是錯誤、迂腐的。如果我們抱著「古為今用」的態度，自然可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但如果我們要了解歷史的真相，尋找歷史發展的脈絡，則不能「只揀好聽的說」，特別是那些「過時」的東西，恰恰是那個時代的反映，有其具體的功用，尤其值得我們注意。近代知識份子關於佛教的言論，有的意在用宗教救國；有的則要揭露宗教的陰暗面以反對迷信，啟迪民智；至於佛教公眾人物的言論，更是往往意有所指，並不能以簡單的對錯論之。

近代中國內憂外患，不僅學者的學術研究，並非完全書齋中的學問，佛門人物的思想，更是往往針對現實而發。因此我們在研讀近代佛門人物的言論，不僅要理解其字面的含義，而且要探求其背後的用意。提倡人間佛教的太虛等革新派僧侶，歐陽竟無、呂澂、熊十力等唯識學者，他們思想行動的經世致用的作用比較明顯；而人們對印光法師等「保守」僧人的言行，尚缺乏深入的理解，有「重讀」的必要。

印光法師提倡因果，流通善書，批判宋儒空疏，是希望依此加強禮教，重構社會秩序，其意並非簡單的淨土往生助緣而已，否則我們就很難理解印光法師，這個佛門中似乎與世無爭、一心念佛的老僧，會致信陝西都督陳樹藩，勸其下野（此事後文將詳細討論）。再如，印光法師對雍正皇帝的推崇，對法藏一系禪法的批判，在當時也是有針對性的。


太平天國運動，對幾千年來的封建倫常禮教是一次有力的衝擊。清帝雍正曾對明代僧人法藏反對師說，主張「一個圓相為禪宗五家的根本」判為「離經叛道」，永遠被禁，太平天國運動後，天目山禪源寺，鎮江金山寺，揚州高旻寺，常州天寧寺同時不顧清帝「御批」，重興圓頓圓修學說，為佛教修學創造了氣氛，被時人尊之為「江南四大叢林」。


印光法師非常反對在佛學上、修行上標新立異，「老實念佛」是其主張重建「敦倫盡分」的社會秩序，在教內的直接體現。晚清以來，由於擬制宗族制度等原因，佛教界內「分河飲水，各自是非」的弊端非常明顯，從楊文會本人開始，就非常自覺地希望通過「教在賢首，行在彌陀」等教理重構整合，來對教內「分河引水」的弊病加以糾正。民國初年，印光法師在《佛學叢報》上匿名發表淨土文章，立刻引起了楊文會私淑弟子徐文蔚的重視，經過多方查找，幾年後終於聯繫上印光法師，為其編輯出版信稿文鈔，這樣印光法師才天龍出世，開始在中國佛教史上展露頭角。

印光法師一生不收剃度弟子，不願加入任何社團，看似不問時世，專門念佛；但是這一現象本身就體現了印光法師對許多事件的鮮明態度。印光法師不收剃度弟子，本身有其對傳統佛教宗派制度的不滿；至於他不願加入社團，更是有著直接的現實背景，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936年印光法師主持上海舉行的丙子息災法會。當時太虛等人所謂的新派和圓瑛、曲映光等人的舊派，兩者爭端陷入白熱化，舊派認為若圓瑛不能再擔任佛教會會長，則擬請印光出任，也就在此時印光從蘇州破關（此前他在閉關）前往上海主持著名的丙子息災法會，恐亦與當時佛教會之爭有關。而印光法師在給曲映光的信中則反覆強調，自己一生不入任何社團，即便是加入中國佛教會，也是為了丙子法會，由圓瑛為其代填的會員證云云。

無疑印光法師主持丙子息災法會是出於民族氣節，但亦難免派系糾葛；而且認為大劫當至，固然有印光法師對當時抗日時局的分析，但我們在現代流行的評價體系中對此也不必過分拔高，認為全系洞悉國內外時局變遷，明辨歷史發展趨勢的結果；其實其中也難免我們今人所謂的迷信成分，丙子息災多少也與當時社會上盛行的紅羊之劫等傳統觀念有關，如當時的劉仁航提倡救殺的原因是「今一九三六年大劫已至，速聯絡同志興法華觀音救苦去殺之法。」正如我國已故著名哲學史家石峻先生所言：「研究什麼就吹捧什麼，這是一個毛病，不客觀、全面。」對印光法師的學術性研究應力圖客觀、全面，不能一味歌頌，而且一味歌頌也是印光法師本人最為反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