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雨靈岩：中國佛教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印光法師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即海外學界所謂的「集體化時代結束」（人民公社解體）以來，中國出現的「宗祠熱」、「寺廟熱」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甚至越是經濟發達地區越是如此。這些「並不阻礙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封建迷信」在中國的復興，甚至被認為有助於誠信社會、和諧社會的建立。當代中國宗教發展的「新動向」，不知不覺讓我們這些近代宗教研究者處於「醉漢寓言」（醉漢將錢丟在黑暗的小胡同中，卻在大街的路燈下尋找，因為他覺得這裡明亮好找到錢）的尷尬境地。因為，我們對近代中國宗教的研究，有意無意常常採取現代化的研究範式，民國基督教研究對一些進步神學家推崇備至，近代佛教研究也為革新者激進的言行興奮不已，以為找到了中國傳統宗教發展的真正出路；但是當代中國各大宗教蓬勃發展，其內在的發展動力是否真源於此，卻有很大的商榷餘地。迅猛發展的中國各大宗教，其「保守」、「傳統」的成分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多得多。「醉漢寓言」啟示我們各自研究「視域」的局限性，只有通過不同「視域」的不斷商談、對話，才能達到伽達默爾所謂的「視域融合」。

本書的主人公，淨土宗十三祖印光老法師，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利用現代化的交通郵政系統，在全國各省市，乃至海外編織起龐大的佛教網路；他印送善書、提倡因果，在廣大民眾中引發了新一輪的淨土信仰熱潮。近代佛教革新，沒有如新儒家那樣成為一種僅 為「先進」知識份子喜聞樂見的形而上學，而能使佛教依舊保持了對中國社會廣泛的影響力，印光法師等「保守」僧人的努力，可謂功不唐捐。

中國淨土信仰一般認為是哲學性、思想性較弱的一個佛教流派，而民國時期的印光法師也常被視為傳統佛教保守勢力的代表，筆者為何選擇這個題目寫作本書，在此有必要交待一下。

近年來，海內外學術界關於民間宗教、地方宗教（Local Religion）的研究蓬勃發展，通過借鑒人類學的方法，對中國傳統社會廣大民眾宗教信仰實實在在的「原生態」的挖掘，人們日益質疑儒釋道「三教」是一個偽概念，在真實的中國鄉土社會中，「純粹的」佛教、道教和儒教並不存在。這無疑對埋頭佛教研究的學者們來了一個「釜底抽薪」。從一個更加宏觀的角度來看，筆者選擇淨土宗、選擇印光法師作為研究物件，也是要通過這一研究來探討佛教與民眾信仰之間在制度功能層面的互動關係，如前所說，「淨土宗」恰是一個最佳的仲介與研究的切入點。

在本書的選題和深入研究過程中，筆者時刻感到以往我們對佛教形成的概念化的理論，與佛教的實際操作層面存在著巨大的落差，這也使得筆者開始對以往的研究方法論進行反思。在中國大陸，宗教學至今仍是哲學下屬的一個二級學科，由於各種歷史原因，佛教的研究受到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極大影響。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始於二十世紀初，馮友蘭先生居功甚偉，但正如金岳霖先生在對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中指出的那樣，馮先生「把中國的哲學當作發現於中國的哲學」，即用西方學術界公認的哲學史寫作框架（如宇宙論、人生論、知識論等）來梳理歷代中國古人的思想，「發現」中國哲學；用「普遍哲學」的篩子去過濾、挑選出中國哲學史。幾十年來，中國佛學教理研究，大體也是按照這個思路進行的。東南亞地區佛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讓佛學哲學化、理性化的傾向，以免被西方人、現代人斥為愚昧迷信，故國際學術界對這種現象有「基督新教式佛教」（Protestant Buddhism）之稱。這種做法對於擺脫傳統觀念束縛、確立學科地位、與國際對話接軌，都是十分有益的，但也有許多局限性存在，末流甚至只是成為西方哲學史、思想史的一個可有可無的註腳。

在研究方法上，如何真正體現出中國佛教傳統思想與實踐的固有特色，而不僅僅是套用西方的概念或現代化範式「篩選」出「有價值」的東西，從而讓傳統佛教支離破碎，不能見其原貌。筆者以為，人類學的一些研究理念和方法是有借鑒意義的。人類學一個最大的學科特色，就是研究者親自深入到其研究物件具體生存的社會文化環境之中去體驗、感受。中國佛教的研究，恰恰正是需要人類學的這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