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485期：知福培福，人間有幸福

中國禪宗的系譜「初祖達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對我們來說似乎理所當然，但禪宗最初是怎麼形成的，它如何從無中心狀態邁入教團化？在菩提達摩之後，有哪些關鍵人物奠定了禪門宗風？

本期起，佛教學者黃庭碩將透過祖師們的生平故事，由點而線地將禪宗史串連起來，讓我們從一個更深入而開放的角度來理解「禪宗」之內涵。而首位登場的祖師竟非菩提達摩，而是四祖道信！為什麼？邀您走入時光隧道，一窺堂奧。

■ 黃庭碩（輔仁大學宗教系助理教授）

提起中國禪宗的起源，相信許多人腦海中首先浮現的是一葦渡江的菩提達摩，不過，若要追溯教團的出現以及「禪宗」的具體存在，則不得不從四祖道信（西元580～651年）說起。

根據當代研究，為後人視作定說的「初祖達摩——二祖慧可（487～593年）——三祖僧璨（傳606年示寂）」此禪宗早期傳承譜系，極可能是四祖道信的後人所創立。在此之前，儘管確實存在著若干以達摩傳人自居的禪師在各地活動，然而他們是否已形成一具有我群意識的佛教團體，猶不好說。

初期禪宗無中心狀態

在保存了最多關於早期達摩傳人資訊的《續高僧傳．法沖傳》（七世紀後期成書）裡，便稱慧可和另位「受道心行，口未曾說」的同門慧育（生卒不詳）有一絕大不同，即格外重視《楞伽經》；而在慧可的二十多名子孫中，亦有「口說玄理，不出文記」的實踐派、鈔疏《楞伽》的學問派，乃至「不依可師，自依《攝（大乘）論》」的旁出派等幾種路線。這在在展示了初期禪宗的紛雜內涵。

有意思的是，《續高僧傳．法沖傳》也正是目前所能見到言及三祖僧璨的最早史料，唯裡頭並無「三祖」稱號，而僅是將其列名於「口說玄理，不出文記」的實踐派之首，即便我們可以據此推測僧璨應為慧可的重要弟子，然其地位卻遠不至於獨尊；而在法名之外，《續高僧傳》對僧璨生平毫無記載，甚至連同書的〈道信傳〉也未提到其師從僧璨的經歷，充分顯示僧璨在世時的隱微。

總地來說，可以認為截至達摩徒孫的時代，自認傳承其禪法者仍呈現著多頭分化的無中心狀態，假使繼續發展下去，或許就在枝分葉散的過程中，逐漸淡忘其源頭、沒入佛教洪流之中也說不定。所幸就在這個關節點上，出現了就此扭轉發展走向，從而讓達摩法脈就此邁入嶄新階段的傑出法裔：道信。

道信的出家與發跡

關於道信，最可信的資料仍是成書於其示寂後數十年的《續高僧傳》，此外，編纂於八世紀前期的早期燈史《楞伽師資記》和《傳法寶記》，亦被認為保存了不少關於道信的珍貴資訊。

據傳道信為河內人（今河南焦作），俗姓司馬，年甫七歲即出家，然追隨的老師卻時有「戒行不純」的問題，讓道信憂心不已，屢屢苦勸，另方面則嚴格地自我要求，瞞著其師恪守齋戒，充分展現精誠道心。

過了五、六年，道信聽聞有兩位行遊僧欲前往舒州的皖公山（位於今安徽潛山）潛修禪業，挑起了其深造之念，幾經思量，終決意棄師相隨。這兩位禪僧正是僧璨與其同學定禪師，他們一共在皖公山修行了約十年，期間不僅不少追從者聞風而至，自己也道行日深，甚至達到「定慧齊泯」之境界。

而年僅十四歲的道信前赴皖公山，也在悉心照料兩人之餘，得蒙僧璨授法，並在自修過程中頓悟圓機，就此成為僧璨的入室弟子。及至第十個年頭，僧璨和定禪師感到他們在此地的緣化已了，決定轉往嶺南羅浮山（位於今廣東博羅縣西北），道信本欲追隨，僧璨卻看出其徒將大有作為，婉拒其請，遂迫使道信就此步上自立道路。

其時的道信年約二十二歲，他先選擇繼續留在皖公山精進數年，後在大業年間（605～618年）正式通過官方核可，獲得隸名在吉州寺（位在今江西吉安）的合法僧人身分。儘管所謂「隸名」，很可能只是名義上的關係，未必表示道信真的常居該地，但他確實是自吉州嶄露頭角。至於其發跡之因，說來頗不可思議。

史料記載，吉州在隋唐易代之際，曾遭地方亂軍包圍七十餘日，就在城中深苦於乏水之際，道信翩然自外入城，以神力讓城中乾井均回復了水位。接著，道信又吩咐刺史與城中百姓齊念「般若」，須臾，州城四角應聲出現四位威風凜凜的「大人力士」──用白話文講就是「巨神兵」──嚇得圍城賊兵落荒而逃，就此化解吉州危難。這則故事想來帶有一定的渲染性，但不妨由以下角度理解：在吉州最危急存亡的時刻，作為僧人的道信適時地發揮了宗教擅長的社會救護與心靈撫慰機能，從而順利帶領城中百姓度過這場災厄。

正因擁有如此功德，道信聲名很快也隨之鵲起，這清楚反映在他於難平後欲往參衡山，卻在途經贛北時為江州（今江西九江）道俗強力慰留，不得不就此落足在州中廬山大林寺一事上。而道信這一住就從隋末駐錫至唐初，直到武德七年（624年）才又應長江北岸的蘄州（今湖北黃岡）道俗之請，渡江宣化。

奠基雙峰山，禪宗成形

有意思的是，他並沒有直接入駐黃梅縣信眾為他建造的寺院，反在縣城西北十五公里左右的雙峰山中，找到了一片清幽之地，遂決定在此闢建傳法道場。此後至其坐化的651年，道信再也沒移動，並憑藉著其特有的教授方式，在三十餘年間吸引了多達五百名的追隨者，從而創建第一個遵奉達摩為祖的大規模禪修教團。

儘管上述提到，道信師從的是實踐派的僧璨，不過他本人卻一反其師「不出文記」的作法，而留下了《菩薩戒法》和《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等示教文本。其中，《菩薩戒法》很可能是在開法傳禪時一併傳授的內容，而既然是菩薩戒，當可推斷道信的所收對象兼及僧俗二眾，對雙峰教團的壯大甚有助益。

《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則是道信的傳法心要，後為《楞伽師資記》所鈔錄，書裡詳細說明了道信所傳的禪法宗旨和實踐步驟，主要有兩點：

一、道信禪法亦以「真常唯心」系的《楞伽經》為旨歸，是以在修行上，把握人所固有的清淨自性──也就是所謂的「佛性」──作為最高目標。

二、在具體實踐上，強調須按從學者的稟賦調整教法，是以除了傳統的「坐禪」，還導入更簡單易行的「念佛」，作為一項方便，這種適才適性的教授方法，正是道信所以能夠有效吸引廣大追隨者的關鍵。

由此看來，道信對於禪宗發展的重要性在於：他一改前輩或居無定所或隱遁深林的踐行方式，轉而營建固定據點，並以靈活教法盡其可能地進行普遍傳授，遂使得達摩禪眾在隋唐之際告別了此前的無中心狀態，正式邁入教團化的階段。至此，所謂的「禪宗」也終轉為一實體性存在，而得在歷史的舞台上綻放出燦爛的光彩！


參考文獻：
道宣著，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卷21〈蘄州雙峯山釋道信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
楊曾文校寫，《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附編本《傳法寶記》。北京：宗教文化，2001。
柳田聖山，《禪の語錄2楞伽師資記、伝法宝紀》。東京：筑摩書房，1971。
印順法師，《中國禪宗史》。CBETA2022.Q1,Y40,no.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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