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雨靈岩：中國佛教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印光法師研究

今年（2011）3月28日至4月15日，應邀至法鼓山的中華佛學研究所講學，有舊地重遊，回到故里的感覺。

回想2002年4月10日至8月10日，應邀為中華佛學研究所、僧伽大學佛教學院講「中國禪宗的形成與早期發展」、「中國禪宗專題研究」和「日本佛教史專題」與在此生活的情景，心中不免感慨良多。一是想到在兩岸乃至國際佛教界負有盛名的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已經圓寂，不免常懷悲愴之感；二是看到坐落在綠樹叢蔭中宏偉莊嚴的殿堂已經完工，法鼓佛教學院正式成立，中華佛學研究所和僧伽大學正按照聖嚴法師生前主持制定的規畫開展佛學研究和教學，法鼓大學的建設工程的完工也指日可待，不能不為之歡欣鼓舞。

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果鏡法師在會見我時，向我轉述了研究所今後的研究計畫，表示要按照聖嚴法師生前的囑託，加強漢傳佛教的研究，在文獻整理、歷史、教理研究和培養人才方面做出成績。她還希望我能為即將出版的《漢傳佛教論叢》寫篇序。我當時欣然答應了下來。然而寫什麼呢？腦海裡立即想到與聖嚴法師交往的一些事情。

在大陸研究佛教的學者中，我是較早與法鼓山建立學術聯繫的人，並且參與促成共同舉辦過兩次佛教學術會議。1990年中華佛學研究所舉辦第一次國際佛教學術會議，大概由於筆者的朋友藍吉富先生的推薦，我收到邀請。鑒於當時的兩岸形勢未能赴會，然而撰寫了《大乘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寄去作書面發表，會後論文被收錄在傅偉勳教授主編的《從傳統到現代》一書中。此後我與聖嚴法師之間通過幾封信，彼此開始熟悉起來。1991年10月至1992年10月，筆者得到日本國際學術交流基金的資助，經京都大學竺沙雅章教授的熱情斡旋和接待，得以招聘教授的名義在京都大學研修，蒐集資料並撰寫《日本佛教史》。1992年8月在聖嚴法師率團訪問日本期間，筆者有機會初次見到聖嚴法師。在9月8日的傍晚，我與竺沙雅章教授應邀來到京都風景區嵯峨的一個精進料理店，會晤聖嚴法師，同時見到曾在佛教大學留學的慧嚴法師，還有正在日本留學的惠敏法師、果鏡法師等人。後來我看到聖嚴法師所著《春夏秋冬》一書，在第二十一章〈奈良寺院‧嵯峨野湯豆腐〉中詳細地記述了此事。

此後，我幾次應邀到臺灣出席由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舉辦的佛教學術研討會。在2002年上半學期，筆者在中華佛學研究所講學期間，經李志夫所長的安排，4月20日正式訪問即將赴美傳法的聖嚴法師，詢問自己關心的幾個問題。聖嚴法師對今後促進兩岸佛教文化交流、法鼓山法系的傳承、法鼓山文教事業的發展、培養高級佛教人才、發展人間佛教重在「觀念的改變」等問題，都提出自己的想法。

後來，筆者與李志夫教授等同仁合作籌畫組織了1998年9月在北京由世界宗教研究所與中華佛學研究所聯合舉辦的「佛教與東方文化——紀念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海峽兩岸佛教學術會議」、2003年9月在青島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等單位與中華佛學研究所聯合舉辦的「法顯與中國佛教文化——紀念法顯赴印取經由嶗山登陸回國一五九○週年學術會議」。聖嚴法師不僅熱情地大力支持舉辦這兩次會議，而且還在百忙中撰寫論文參加會議發表論文。從2003年至2009年，筆者應聘出任中國佛教協會屬下的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期間，又有多次機會在兩岸四地的會議上見到聖嚴法師，然而因為每次看到他老人家總是被記者、信眾包圍著，想到他一定很忙，所以一直沒有深談的機會。

近年以來筆者每次出版新書都寄贈聖嚴法師。長老收到書後總是寫信予以好評。2008年7月13日，筆者收到聖嚴法師的信，也是長老給筆者的最後一封信。信上鄭重地告訴筆者，為了加強漢傳佛教的研究，長老做出兩項措施：一是任命果鏡法師為中華佛學研究所的所長，「專門鼓勵國內外學者，從事中國傳統佛教的研究」。希望筆者今後能予以協助。二是「委由哥倫比亞大學于君方教授，以研究漢傳佛教的博士生為對象，作補助鼓勵」。聖嚴法師表示自己對漢傳佛教「是有使命感的」，希望今後法鼓山在開展研究「漢傳佛教的歷史、宗派、教理及文獻方面有些貢獻」。

筆者當時看到聖嚴法師的此信，甚為感動，認為他為法鼓山教團今後在佛教研究和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十分英明而周全的決策。相信中華佛學研究所按照聖嚴法師的決策，通過制定切實可行的佛學研究計畫和教學計畫並且付諸實踐，一定會逐年做出新成績，是絕不會辜負聖嚴法師殷切期望的。

在中華佛學研究所編校《漢傳佛教論叢》即將出版之際，謹寫此序表示祝賀，並借此機會祝法鼓山教團在發展弘法、社會慈濟事業和文教事業中不斷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績。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
楊曾文
2011年5月3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