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雨靈岩：中國佛教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印光法師研究

本書是在我博士論文一部分章節基礎上增改而成。香港中文大學留學三載，師從譚偉倫教授，副導師學愚教授。博士論文答辯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系主任黎志添教授，校外評審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于君芳教授，校內評審哲學系姚志華教授；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黎惠倫教授因故未能參加筆者的答辯，但亦和筆者面談了很多建設性的意見。香港求學期間，得到中文大學，以及大學時的母校中國人民大學諸多師長、先進的指教、提攜，深為感謝！父母對我的支持、關愛，也是我能順利完成本書寫作不可缺少的動因。最後還要特別感謝法鼓山諸位法師對本書的錯愛，尤其是兩位匿名評審提出的近百條修改意見和建議。

筆者早年師從中國人民大學何光滬教授研究當代基督教神學思潮，因人民大學是佛學研究重鎮，方立天、張風雷、宣方諸師，課上課下，耳濡目染，讓筆者對六朝佛教義理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故留學香港，選擇了佛教作為自己博士論文研究的方向。當時人民大學的何建明教師與時任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系主任的賴品超教授，正好有關於「耶佛對話」的課題，賴教授建議我做中國近代人間淨土與民國基督教社會福音派（在地上建天國）的比較研究。因此筆者開始轉入近代淨土的研究，在研究過程中，筆者發現印光法師對近代淨土乃至近代佛教，影響巨大，故下決心專門研究印光法師。由於筆者是哲學系出身，一開始主要關注的是印光法師的教理教義思想，本書第四章關於帶業往生、四淨土、一心不亂等內容的一部分，最初就形成於這一時期。但是僅僅研究印光法師本人的思想，並不足以反映印光法師在近代佛教史上的意義，筆者深感需要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

筆者導師譚偉論教授研究佛教，非常關注民間信仰和實地調查。筆者與譚教授，陪同法國漢學家勞格文在江西客家地區的考察，對我啟發很大；在華南研究會游子安教授帶領下，與鐘潔雄、危丁明等諸位師友，多次在廣東地區實地調研；另外，幾次陪同女友兼師妹劉泳斯小姐前往廣西賀州考察，這些都使我大開眼界，對中國宗教信仰的實際情況有了全新的認識。我也開始領略到王秋桂、李豐楙、林美容、康豹、楊彥傑、劉勁峰諸多師長的學術風采，他們的研究內容雖然與筆者研究並不直接相關，但影響是潛移默化的，讓我開始不再拘泥於純粹宗教義理的探討。香港三年，筆者花了大量時間旁聽歷史系的課程，科大衛、張瑞威諸教授講授的「華南研究」對我啟發很大，讓我開始有了田野與文獻、歷史人類學等方法論上的自覺。

在導師譚偉論教授的建議下，我開始以印光法師為切入點，研究中國淨土宗的宗派組織特點。在借鑒人類學相關概念和理論的基礎上，筆者發現明清佛教最流行的兩大佛教宗派，禪、淨並非兩個並列的教派，它們之間的性質差別很大，卻又是互補的兩種體制。以禪宗為代表的法緣宗族，是一個「實」體，它的譜系性明確地劃分出「正統」與「非正統」佛教的界限；而淨土宗在一定意義上說，只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是「虛」的，它的作用是作為「正統」佛教與各種民間信仰的一個仲介，因為畢竟絕大多數佛教信徒、「齋公齋婆」並不能被編制進「法緣宗族」之中，但他們只要宣稱自己念佛，便屬於「淨土宗」，從而獲得了一個佛教的「正統」身份。可以借用老子《道德經》上的一句話：「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來形容這種禪、淨關係。實際上，筆者最後完成的博士論文，重點已經放到了論述明清以來傳統佛教的宗派組織制度關係；但前期從近代史視角切入的印光法師研究，亦不能完全割捨，敝帚自珍，故在2008年秋，於人民大學任教之餘，開始將我博士論文中論述印光法師的部分挑出，加以擴展，從而形成了本書。

本書在大量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如果說在學術上能有所前進的話，（1）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利用清廷檔案、奏章直至民國年間的社會調查資料，用比較翔實的資料說明，從清中葉直到民國年間，中國僧侶人數大體保持了穩定（特別要感謝法國著名道教學者，中國近代宗教史專家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先生對本項研究的鼓勵和支持，並惠贈他在故宮博物院抄錄的乾隆朝黃冊影本）。以往認為清中葉度牒廢除後大量流民湧入僧團，僧人人數暴增，造成偽濫是佛教衰落的原因；或認為僧人人數從百萬銳減到十餘萬，是佛教衰落的標誌，等等看法都有商榷之餘地。本書通過比較詳盡的寺院經濟分析，指出近代中國佛教轉型的重要原因，是傳統土地租佃制度在晚清民國遇到諸多體制性困難，而城市化進程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興起，使得中國寺院經濟的主要依靠對象從田產、「鄉紳」轉向了「民族資本家」，從而引發了中國佛教面貌的極大改變。民國淨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師，早年在佛教寺院叢林中默默無聞，晚年游走於上海、南京等大都市以及大商人為主體的居士林之中，通過現代化的通訊郵政系統，建立起全國乃至海外的佛教關係網絡。除此以外，本書還（2）比較詳細地梳理了近代佛教史各種史料，希望對今後建立近代佛教史史料學有所裨益。（3）借助社會生活史的研究視角，指出印光早年出家與近代歷史上著名的「丁醜奇荒」之間的關係；民國「南北議和」時，印光法師積極支持陝西的「驅陳」運動；印光法師與善書的密切關係，以及與香港黃大仙扶乩團體的一些往來（香港中文大學游子安教授特別關心和指導我在這兩方面的研究）；通過這些前人並未留意的史實考證，進一步探索如何更好地將佛教史與近代史、社會生活史研究更加有機地結合起來。（4）對帶業往生、一心不亂等中國近現代淨土信仰者比較關心、也是爭議最多的問題，予以理論上的梳理，以便能夠有助於人們從學理上對這些問題有更清楚地把握。

研究近代佛教史，研究印光法師，匆匆已過數年。最初我考察印光法師江南寺院道場行跡，在杭州得到浙江大學歷史系孔陳炎先生的幫助，當時他還未有女友，而本書初稿完成後就聽到他喜結良緣的好消息；在蘇州考察時借宿大學同窗好友徐剛家中，徐兄還陪我走訪了靈岩山寺，隔日徐兄與女友登記結婚，我也躬逢其盛，而如今徐兄小女已經牙牙學語了吧。

有人說，一個好的研究課題，就像你的情人，數年研究之後，你會因她而改變；有時候覺得，研究寫作，大概像撫育一個新的生命，「父母」會與「小孩」一同成長、成熟。

「法雨靈岩」，本書這個題目取自與印光法師關係密切的兩座佛寺，一是印光法師曾常年隱居的普陀山法雨寺，一是晚年所建念佛道場並圓寂於此的蘇州靈岩山寺；法雨是諸佛菩薩加被，山岩靈秀是自身根器，自他二力皆不偏廢，亦符合印光法師的一生主張。我在中學時有一個筆名「雨山先生」，取自我名字中那個「雪」字。「雨山」這個筆名我至今還在使用，法雨靈岩山，或許還真與印光老人有緣吧，一笑。

張雪松
2010年5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