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486期：禪的傳承——聖嚴法師圓寂15週年

身為聖嚴法師的第一位法子，馬來西亞的繼程法師指出：「師父最核心的教導就是禪」，透過禪修，讓教理從思想變成了實踐，而深刻的修行體驗則建立起弘化的信心。

四十多年來，繼程法師定期舉辦禪修活動，接引禪眾、培養師資，並建立完整的禪修架構，回頭看，這便是聖嚴法師指導禪七的精神——應機、恆常、扎根。回應當前的各種社會現象，繼程法師強調回到基礎工夫，穩紮穩打，自然能以不變應萬變。

問：接受傳法後，您如何深化自己的修行？

答：我從1980年開始跟著聖嚴師父修習禪法，至今已超過四十年了。對我來說，師父最核心的教導就是一個字——禪。

我自己學佛的過程是從民間信仰接觸到佛教，覺得佛法果然不同，有很深的教理在其中。後來皈依三寶，跟著竺摩上人出家，再到臺灣受大戒，當時印順長老是戒和尚，對我的影響很深，幫助我釐清觀念也掌握了佛教的核心思想。後來更好的一個因緣，就是遇到了聖嚴師父。

遇到聖嚴師父對我來講，最重要的是從理解到體驗，從教理到實際的應用，透過禪法把它貫通起來，所以我跟著師父學禪就是度過了這個很重要的階段。同時也發現自己對佛法的理解，不再是外在的讀懂經和論，而且體驗到佛法不是外來的，而是我們內心本來就具足的，這個體會對我後來在弘揚佛法的時候，有很深刻的作用。

1981年我回馬來西亞，聖嚴師父允許我教基礎的禪修課程，所以我在佛學課、生活營中，帶入靜坐的課程。正式教禪修是在三慧講堂，後來也在佛教會教，當時我父親也來學打坐。教靜坐一年多後，我覺得自己的工夫不夠紮實，所以向我的師父竺摩老和尚要求閉關，總共閉關一千日。

閉關期間，我固定打坐、讀經，另外一個收穫是每天練習一兩個小時的書法，練〈曹全碑〉、鐵線篆，打下我的書法基礎，這後來變成我接引大眾的一種善巧方便。當時我讀了好幾遍《釋禪波羅蜜》，還有《小止觀》、《六妙門》等，並且畫了〈禪觀修學次第簡表〉，建立一套禪修架構，這對我幫助很大。

問：您如何展開禪法教學？有何變化和體會？

答：1984年出關，1985年回到佛學院上課，也正式在佛學院帶禪修。後來有學生看了聖嚴師父的《禪門囈語》，希望能夠舉辦密集的禪修，所以我請示聖嚴師父能不能帶靜七？師父答應後，我就藉一個因緣來臺灣進一步請教。當時師父正式傳法給我，法名是「傳顯見密」，因為師父說過帶禪修必須「名正言順」，所以從1985年起，幾個重要活動就此展開了，例如大專生活營、靜七，一直舉辦至今。

1987年，準備舉辦第三屆靜七之前，馬來西亞發生了「茅草行動」，風聲鶴唳，很多活動都被迫中止，可是學生很積極地尋找場所，最後找到怡保東蓮小築，商借場地辦了靜七。由於活動失而復得，學生們的心很凝聚，那一期的七，我本身也打得特別好，後來還寫了報告呈給聖嚴師父。

經過那次靜七後，我發現禪七不是個人的事，學生們的凝聚力以及整體修行氛圍很重要。我自己打七、帶七這麼多年，在與學生一起用功的過程裡，感受到學生的學習對我自身的學習是有幫助的，俗話說「水漲船高」，當學生的素質一直上升時，老師自動會被推上去，也是所謂的教學相長。

最初教學時，我依循師父當時帶七的方式，如逼拶，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受用，於是開始調整課程，慢慢地把作息定下來，在固定的時間打坐、拜佛、跑香，現在法鼓山禪堂的作息也是類似的運作，這應該是最大的改變。

在馬來西亞，靜七已經舉辦五十多屆，生活營也持續辦了三十多年。當時我就覺得這是每年必須的例行活動，辦了這麼多年下來，我發現這種態度非常重要，因為這是在扎根。回頭看會發現，這其實也是聖嚴師父的做法，原來師父最初指導禪修時已經有一個願景，往很長遠的發展去看，所以不管多忙，師父每年定期舉辦禪七，讓禪法的教學和推廣保持在一個很穩定的狀態。

同樣的活動辦了很多次以後，就會產生凝聚的力量，尤其是靜七，有一群常常回來參加禪修的學生，慢慢地變成了我們的禪修師資，協助禪堂的運作，所以我接著成立了慧燈靜修小組，分初級、中級與高級師資，培養學生來帶基礎的禪修活動。後來發現初階課程還不夠，就開始舉辦精進七、禪十、禪十四等，讓學生可以更深入用功，貫通起來就變成一個系列、系統性的教學。

問：長年在東西方帶禪七，您觀察有哪些變化？

答：在東方，佛法、禪修是我們本身就有的概念，例如學習漢傳佛教，華人只要懂漢字，都可以直接從文字了解整個歷史脈絡、文化背景、修行方法等，與中華文化很多是相應的。當我們弘法時，華人學生一聽就會知道怎麼一回事。即使不信佛，基本的因果觀念已經是深入人心了。

但西方文化裡沒有這些元素，有時候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說法，西方眾可能聽不太懂，所以必須溝通、交流。如果要深入禪法的核心，就不能離開中華文化、東方文明，因為禪誕生於中華文化，而中國禪宗又傳承自印度，等於是東方文明的一種智慧；一旦離開中華文化與東方文明，禪的智慧就不易凸顯。

因此在西方弘法時，一方面必須理解當地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又要想辦法貫通東西方文化，有時候為了幫助大眾更深入禪法，即使觀念不同，我也必須提出來說明。例如在波蘭帶禪修，有一年遇到農曆七月初七，我就解說東方人的愛情觀，讓他們知道東方人看待愛情的態度，其他如中元節、盂蘭盆節，還有民間信仰與佛教的關係，包括地藏菩薩、地獄等觀念，不一定要他們完全接受、認同，只是多一些溝通跟交流。

西方人學習漢傳禪法時，有時候一些觀念不完全相應，但某種程度上，他們理解了以後，可能他們會慢慢地進一步相應。無論東西方禪修教學上，都有類似的情形，只是東方的教學可以直接切入問題核心，因為有文化的普遍性與共通性；在西方的話，則必須考慮兩邊文化的差異。

另外，我發現基礎課程太重要了，但是大部分的學生都不太想參加基礎課程，因為我會要求練好基礎工夫，例如：盤腿、數息、念佛等，有一些學生因為基礎工夫不太用得上就離開了。

這麼多年下來，我有一些離開的學生，資質都不錯，各方面能力甚至比我強，可是他們沒有留下什麼成績。他們舉辦禪修活動是一個禪期一個主題的方式，例如：話頭、四念處、慈悲喜捨、觀呼吸等，沒有固定的方法，體驗也不深入，都是蜻蜓點水，而且有些課程辦一辦就停了，缺乏長遠性，只是讓參加者覺得有新鮮感，內容很豐富又可吸收佛學知識。

馬來西亞解封兩年來，我們靜七報名的人特別多。疫情的影響相當大，因為那段時間很多人往生，許多人忽然發現國土危脆，生命更危脆，愈需要佛法，所以有一些二、三十年沒有參加禪修的學員又回來了，而且發現我們的課程還是比較紮實的。

問：面對身心靈療法的崛起，漢傳禪法如何回應？

答：一般人對漢傳佛教最大的誤解，就是認為禪沒有系統；其實中國的禪法是體系最完整、次第最清楚的，天臺宗創始者智者大師對佛教的貢獻，一是教理的判攝，二是禪法集大成，他的著作《釋禪波羅蜜》就提出非常完整的禪修體系。

智者大師把禪分成世間禪、亦世間亦出世間禪、出世間禪，以及非世間非出世間禪。藏通別圓也是如此，通是通大小乘，就是亦世間亦出世間；非世間非出世間就是圓教。智者大師先有圓融的觀念，再把系統建立起來，所以中國的佛教從來不用論辯誰的思想最究竟、了義，因為全部在整體架構裡，各有其適當的位置。

舉例來說，智者大師將「六妙門」判攝為通教，通是亦世間亦出世間，也就是修六妙門可以通世間，也可以通出世間，如果你用「數、隨、止」就是世間法，到止就是入定；如果用「觀、還、淨」就可以出世間。「觀、還、淨」的觀，是傳統的觀法，觀到所觀的境界都是空時，必須再面對一個問題：假如所觀的境界是空，能觀的作用也應該是空才對，如果能觀是空，能觀的作用是怎麼生起的？是不是內在還有一個什麼能觀？這叫做「還觀」，如果觀成就了，就是「淨」。這個觀法在禪宗出現後，就有了所謂「話頭」的方法；話頭是直接對生命起疑情，然後往內觀，這是中國佛教開發出來的方法，是中國佛教的智慧。

至於正念或心靈療癒的興起，漢傳佛教就是要以不變應萬變，做我們該做的事，最重要的，是要讓大眾能夠接觸到佛法；換句話說，要推廣佛法成為顯學。目前社會上的正念課程，去宗教化，當大眾遇到問題時，會去尋求心理輔導或正念療法；相較之下，我們是否能做到當大家一遇到問題或困惑時，就會想到佛法和禪修？這是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

正念，借用佛法的名相，但內容不完全是佛法，所以一直存在爭議。不可否認，正念有它的理論、方法，也運用西方的心理諮商，而且有了一定的影響力，所以有一些人開始思考是否佛教團體也可以借用正念的長處，透過課程接觸更多的群眾，這也是一種弘化方式，不一定要與正念對抗，互相學習、截長補短，也不會兩敗俱傷。

問：您如何看待老與病？對禪修有何影響？

答：身心是相互影響的，我鼓勵大家，趁年輕時要調好身體，藉身體的方便深入用功。如果年輕時用功深入，心會比較健康、穩定，也比較踏實。即便年紀大了，身體雖不如從前，但心的力量還在，尤其當我們禪修到一個程度、有一些體驗以後，信心不易退轉，即便身體出現狀況，因為心力強，面對問題就不會擔心。

聖嚴師父也強調信心的重要，修行要先有大信心，接著大憤心、大疑情、大願心才會生起。大信心的基礎需要通過一些體驗才有可能建立，而不是靠想像。生起信心以後，還要繼續用功；用功的體驗愈深，信心就會愈加堅定。

現在很多人最害怕的就是癌症、失智、帕金森氏症。有些人一聽到自己患上這樣的病時就開始焦慮，到後來不只身體有病，心也有病。如果對佛法有信心的話，我們會勇於面對各種問題，因為老化的過程中，身體一定會出現徵兆，都需要自己去面對、處理，所以實修很重要。禪修就是幫助我們扎根，如果能長期用功，將方法紮穩，面臨老、病的問題就會更坦然、更豁達。（邱惠敏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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