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勃發展的中世佛教：日本II
The Vibrancy of Medieval Japanese Buddhism: Japan II

一、五山成立

日本的主要禪宗寺院被列入五山，並制定階位順序。雖無法確知五山制度何時出現，但在鎌倉時代後期的北條得宗執政下，意識到中國已設五山制度，故將鎌倉的建長寺、圓覺寺納入五山寺格。至北條貞時執政之際，應已決定五山順序。在此同時，永仁二年（一二九四）貞時以制定圓覺寺的寺規為開端，就此推行保護及統管寺僧和寺院營運。

鎌倉幕府滅亡後，後醍醐天皇推行建武新政，招請來自中國的明極楚俊、清拙正澄至京都。過去研究者將後醍醐天皇極為崇信密教的課題視為關注重點，但由前述內容可知，他對禪宗亦深表關心。

後醍醐天皇強烈意識到五山制度的存在，元弘三年（一三三三）將個人皈依的宗峰妙超在京都開創的大德寺定為五山首剎。翌年，又將明極楚俊擔任住持的南禪寺擢升為五山之首，位階高於建長寺、圓覺寺之上。在此之前，建仁寺、東福寺、萬壽寺亦列入五山，可知後醍醐天皇變更鎌倉時代末期成立的五山制度，並定位為國制之上。此後，五山制度被迫在室町幕府掌控下延續傳承。

二、夢窗疏石與天龍寺

室町幕府成立後，足利尊氏、直義兩兄弟為了替後醍醐天皇祈求冥福，決心於曆應二年（一三三九）創建天龍寺（最初寺號為曆應寺），貞和元年（一三四五）舉行落成法會。並藉此改定五山，制定為准五山，首剎是建長寺、南禪寺，其次是圓覺寺、天龍寺，第三是壽福寺（鎌倉），第四是建仁寺，第五是東福寺、淨智寺（鎌倉）。五山是奉光嚴上皇院宣所確立，再經幕府制定，室町時代的五山順序仍是經由國家認定。

夢窗疏石接受迎請成為天龍寺開山祖師，在繼北條高時、後醍醐天皇之後，亦接受足利尊氏、直義兄弟的皈依。夢窗原有隱遁風範，隱棲於諸國，自建武新政之後始於京都活動，曾於南禪寺、嵯峨臨川寺等處擔任住持。

夢窗不僅對於五山禪宗發展，在文化層面亦具有深遠影響力。著名事蹟是將洛西的西芳寺（苔寺）改築為禪寺及禪風庭園，西芳寺庭園原本沿襲淨土教的風格要素，夢窗依唐代禪僧南陽慧忠與肅宗機鋒問答的〈肅宗請塔樣〉（《碧巖錄》第十八則）公案，分別設置命名為西來堂（佛殿）、無縫塔與琉璃殿（二層舍利殿）、黃金池、合同船、湘南亭、潭北亭等建築物或池庭。夢窗又參照宋代的熊秀才與西山亮座主的問答，取名為縮遠亭、向上關、指東庵，更於修築天龍寺之際，在方丈裏建造庭園，並以曹源池為主要景點。

據傳各地皆有夢窗所建的庭園，其造庭目的反映在西芳寺廊壁上，題筆書為「仁人自是愛山靜，智者天然樂水清。莫怪愚蠢翫山水，只圖藉此礪精明。」（〈夢窗國師年譜〉）

《夢中問答集》是夢窗藉由漢字結合假名文字的混和文體來教示禪學的著作，在書中敘述造庭並非為了裝飾居所或賞玩珍奇，而是禪修者應知山河大地、草木瓦石皆是自性本具。進而「山水無得失，得失在於心」，探詢觀山水者的主體性。

茶亦是同樣，當時喫茶既非為了去昏沉、助修行，亦非為了養生或禪修，而是流行舉行大事鋪張的茶會。故遭批判是導致佛法式微的弊因，人心本好品茗的蘊意因而變質。

夢窗疏石的思想透過山水或喫茶所蘊涵的禪修意境，被定位為更崇高的精神層次，此點備受矚目。社會整體基於禪思想，透過山水或喫茶而重組且不斷擴大。如此思想不僅對於禪僧，亦對室町殿周圍造成影響，進而讓山水或喫茶更為普及化。就此意味來說，應可評斷夢?正是開拓禪宗與室町文化相互連結途徑的重要人物。

三、足利義滿與相國寺

永德二年（一三八二）足利義滿創建相國寺，初時考慮建造小規模禪院做為自身坐禪修行之處，經其側近的春屋妙葩、義堂周信等禪僧勸薦，改為築造大禪院。原本勸請夢窗疏石為開山祖師，實際開祖卻是其弟子春屋妙葩。相國寺東鄰室町殿，以義滿為首，歷代室町殿屢次往詣相國寺及塔頭，聽聞供養法會的宣講。

相國寺開創後重新改定五山順序，南禪寺位居五山之上，五山首剎則是天龍寺、建長寺，其次是相國寺、圓覺寺，第三是建仁寺、壽福寺，第四是東福寺、淨智寺，第五是萬壽寺、淨妙寺，確立後世的五山順序。

十剎首位是足利家菩提寺的等持寺，將足利尊氏以來虔誠信奉的臨川寺（由夢?獃石開創）奉為第二。此次改定之後，導致京都寺院位居鎌倉之上，十剎亦以與足利氏關係深厚的寺院為優先。五山禪宗的勢力藉由武家政權深植於京都，並以公武政權所在地的京都為中心編制而成。在五山之下指定十剎及諸山，形成全國的五山禪宗網絡。

相國寺內設有鹿苑院，是足利義滿的修行道場（弁道所），在義滿與春屋、義堂等禪僧交流的過程中，勤勵於坐禪及讀經、鈔經。

鹿苑院的南坊一隅，設有義滿居室及持佛堂、書院，稱之為蔭涼軒。此名稱是源於「蔭涼大樹」公案（《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行錄），不僅是古則公案之代表，蔭涼一詞可令人聯想到大樹即是將軍，是適於將軍禪室的名稱。

足利義滿於康曆元年（一三七九）聘任春屋妙葩為天下僧錄，命其統轄禪林。春屋是夢窗疏石的嫡傳弟子，自足利尊氏皈依夢窗以來，夢窗派在五山中漸能擴大勢力。自春屋之後，五山派的總管轄權交由夢窗派的禪僧擔任。夢窗派發展為五山一大勢力，以天龍寺與相國寺為據點的著名禪僧輩出。

鹿苑院主之職是由絕海中津出任，絕海是以五山文學僧而久享盛名。春屋示寂後，原本為僧錄身分的絕海於應永初年再度擔任鹿苑院主，此後院主一職交由僧錄兼任（今枝愛真，一九七○）。此後，陸續由空谷明應、大岳周崇、鄂隱慧歲、瑞溪周鳳等五山內的代表禪僧就任。

另一方面，蔭涼軒設有擔任將軍近侍的軒主之職，必須聽取僧錄的訴求後，再向其轉告將軍之命。足利義滿時期是由仲方中正擔任軒主，足利義教時期則是由季瓊真蕊出任其職。蔭涼軒主可直接請示將軍意向，故能逐漸掌握禪林的行政實權。至足利義政、季瓊時期，於文明十七年（一四八五）就任的龜泉集證亦介入干政（玉村竹二，一九七六）。

以鹿苑院主、蔭涼軒主為代表的相國寺住持、足利家菩提寺的等持寺住持，時常成為將軍的相伴眾（伴隨將軍參與筵席或訪詣的近侍），將軍與五山僧在日常中維持極密切的關係。

四、十剎與諸山

五山寺格延續至室町時代末期，十剎則為於曆應四年（一三四一）以鎌倉的淨妙寺為首而制定十座寺院。列舉鎌倉時代以來的名剎，分別是禪興寺（相模）、聖福寺（筑前）、萬壽寺（京都）、東勝寺（鎌倉）、萬壽寺（鎌倉）、長樂寺（上野）、真如寺（京都）、安國寺（京都）、萬壽寺（豐後）。

此後有所變更，足利義滿於至德三年（一三八六）予以大幅改定。京都十剎分別為等持寺、臨川寺、真如寺、安國寺、寶幢寺、普門寺、廣覺寺、妙光寺、大德寺、龍翔寺。關東十剎為瑞泉寺、禪興寺、東勝寺等，將以京都為中心的全國主要寺院名列其中。值得關注的是，足利氏虔信的夢窗派禪院亦多在此列。

自足利義持之後其數更增，從足利義尚執政時期的文明十三年（一四八一）至延德元年（一四八九），已多達四十六座寺院（《蔭涼軒日錄》延德四年六月二日條），中世末期則有六十餘寺（今枝愛真，一九七○）。

諸山則與五山十剎同樣制定於鎌倉時代，自南北朝時代之後不斷擴增，近世初期已多達二百三十餘寺。

至於顯密各派，在地方亦廣泛擁有附屬末寺或莊園的寺院，五山制的特色在於經由幕府認定下，全國各地的臨濟宗寺院皆整然依序而列。五山十剎的諸山體制在室町幕府草創期，亦吸收在全國設置安國寺所設制的相關政策。在室町時代，五山十剎是如前述般以遍及全國的規模進行整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