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佛教改革的地方性實踐：以民國南京為中心（1912-1949）
The Reform of Modern Buddhism in Local Communities of China: A Case Study in Nanjing, 1912-1949

三、近代南京佛教研究的理論意義及貢獻

通過考察民國時期南京地區各級、各屆政府和革新派僧人對佛教的改造計畫，筆者主張，政府強力的行政管控、改革派僧人的宏偉藍圖都沒有真正觸動近代地方佛教的型態：寺廟、僧人沒有被取締，他們也未完全遵照政府要求去除信仰中的「迷信」成分；人生佛教和僧制改革的呼聲高漲，卻在地方實踐中屢屢受挫。而地方的僧人、居士、信眾卻往往根據自身和當地的實際情況，在與各方勢力的斡旋中長期維持著他們認為最重要的佛教信仰、儀式和組織，比如佛教的禪、淨實踐、僧人的經懺傳統、寺院的法會香會等。這絕非意味著南京的佛教如激進的改革派僧人所說的積重難返、衰敗落後，相反地，我們應該就此反思最具有信仰需求和宗教活力的佛教形式，是否真的是所謂「正信」的佛教或人生佛教。

通過對近代南京佛教社群的考察，我們至少可以進一步反思以下理論問題並與之對話。首先，佛教做為政府認可的合法的制度性宗教，又處在民國政治中心，與民間信仰和教派相比，通常被認為是極為規訓而受制於國家的宗教，但事實上在表面的順應和改革下，往往掩藏著與國家期待相左的目的，很多的佛教會、居士林及慈善組織甚至在城市生活中發揮重要公共作用以致於引起政府不安。「國家」力量中的權力分層和矛盾也使得佛教與政治的利益相互糾纏，改革計畫的實施舉步維艱。

其次，中國近代佛教史的面貌，是否是以太虛等人主張的人生或人間佛教為最重要的形式值得反思。白德滿在討論太虛時認為他是約阿希姆．沃赫（Joachim Wach）所說的「典範的」宗教人物，而人生佛教的思潮則是北川三夫（Joseph Kitagawa）所說的典型的「現代宗教」（modern religion）的型態，即關注人生的存在意義和喪失彼世意義、重視現世的救世神學。這些也被認為是當時很多亞洲國家的佛教面對現代性挑戰時共同具備的特點，有學者將此類型的佛教稱之為「新教式的佛教」（protestant Buddhism）。這種追求平等和普世、強調社會參與、拒絕儀式和神祕性的現代佛教（modern Buddhism）是佛教同現代性相遇後的產物，它與傳統佛教的差別是去傳統化（de-traditionalization，從外在超越轉為內在自我覺醒），去神話化（demythologization）以及心理化（psychologization），大衛．麥克馬漢（David McMahan）將之稱為佛教的現代主義（Buddhist modernism）。政府和太虛等僧人試圖造就的新佛教即屬此種型態，但我們從南京的個案卻發現，這種型態的佛教在政治力量的中心和佛教改革派的重鎮依舊不能被順利推行，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地方佛教徒追求彼岸、重視儀式和神祕力量的特性所抵消，使得近代中國佛教呈現出一種不完整的或至少混雜了相反訴求的現代特徵。

第三，上文提及的世俗化問題，本質上是現代性（modernity）給宗教帶來的挑戰，經典世俗化理論的缺陷並不影響學者對於宗教現代性的持續關注。現代化或世俗化的發展不是只有一條路線，相反地，它應該是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做出應變，因而形成多元的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而在不同的現代性中，宗教的形式及其演變自然也可能各不相同，不是某種普遍的世俗化法則決定了宗教的現代命運，而是宗教的文化積澱本身決定了世俗化的形式與方向。因此「多元宗教現代性」的概念被提出，做為超越經典世俗化理論單一線性進化史觀的工具。

中國佛教與現代性的相遇就形成了不同於歐洲社會的世俗化效應，因為中國佛教的歷史發展不同於歐洲社會的宗教。我們在南京看到的不同形式佛教並存的混融性（hybridity），就表明佛教沒有全然走向西方意義上的現代，反而還有與之對抗的特性。這種並存不是改革一方徹底戰勝「衰落」一方前的暫時共存，事實上並沒有任何一方會戰勝另一方，而是兩者會長期共存。鄧子美認為傳統農業社會中大量「愚昧的下層信眾」的宗教需求落後於時代，這與佛教改革者的理念相互脫節，進而造成佛教改革步履維艱。但筆者認為這種相互「脫節」或競爭反而是佛教在現代中國持續發展的動力，這是混融性具有的生存活力（viability）。事實上任何一時期中國佛教的繁榮都離不開不同傳統間的對峙。從這個角度說，太虛和政府的改革即便失敗了也並非沒有意義。而維慈對於傳統佛教的觀察當然可貴，但他貶低太虛的改革並暗示有一種中國佛教的「本來面目」的態度也不可取。由此我們也可嘗試擺脫描述近代佛教時常用的「衰落」∕「復興」的固有模式，將佛教社群中不同要素的共存，看成是佛教維持活力的真正保證。

第四，對於地方社群中的佛教信仰和實踐，之前的僧人或學者傾向於認為是一種偏離「正法」的「墮落」，似乎佛教在民間的發展只是對智識化佛理的拙劣模仿。而從民國南京城佛教改革的經驗來看，佛教有不同的信仰方式，民眾的宗教實踐不僅不是一種偏離墮落，而且會影響、左右所謂「正統」佛教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