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佛教改革的地方性實踐：以民國南京為中心（1912-1949）
The Reform of Modern Buddhism in Local Communities of China: A Case Study in Nanjing, 1912-1949

需要指出的是，強調近代佛教發展在改革之外的面向，絕非意味著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及積極意義，而是為了展現現有研究之外的其他面向，亦是為當代佛教的發展提供歷史維度的參考。通過對南京佛教的考察，我們發現改革的成果非常有限，但這不構成佛教衰落的證據。反之，佛教改革的部分成果，也並非絕對意味著復興。

從寺僧的數量來看，太平天國運動破壞了南京的寺廟、驅逐了城內的僧人，但沒有改變民眾的信仰心理和習俗。同治、光緒朝之後，寺廟的重建和恢復工作集中開展，此後除了中日戰爭初期佛教短暫式微外，南京地區的寺僧數目一直維持在穩定的水平。這從一定層面證明所謂近代佛教的衰落和復興，至少在民國時期的南京並無明顯體現，而破除迷信運動、廟產興學運動對寺僧的影響也有限。

從興衰的標準來看，太虛等僧人和部分菁英知識分子（包括政府官員和居士）認為宗派不興、義學式微以及經懺盛興均是佛教衰落的表現，而唐代宗派林立、高僧輩出的狀態才是這些人心目中佛教發展的黃金時期。他們發起的改革則更將人生佛教的入世性、智識性等特徵溯源至佛陀的親身教誨，所以他們強調改革其實更多是「復舊」而非「維新」，以此凸顯這種變革的合法性。

而在很多南京地方上的僧人看來，恪守叢林的儀軌和傳統才是最重要的，坐禪和念佛則是最為流行的佛教修行。成為精通佛理的學問僧畢竟只是少數人的事業，況且在新出現的佛學院的訓練制度下，學僧容易生起傲慢之心，成為只知講經、辦刊物之人，對於叢林中的家常事務則時常怠惰遺忘。而經營經懺佛事在多數僧人看來則是寺廟維持生活、服務社群的重要實踐，並非佛教衰敗的象徵。所以對大多數南京的僧人來說，教理、教制、教產的全面革新並無必要也不受歡迎。

同情這些普通僧眾並高揚傳統叢林儀軌的美國學者維慈對佛教改革的態度就很消極。他積極評價佛教寺廟和普通僧人在民眾生活中的作用，同時希望僧團能夠重視中國佛教傳統中的叢林軌範，以此來解決時代變革中出現的弊病。維慈不贊同太虛等僧人希望回歸佛陀原旨的嘗試，認為這是一種原教旨主義的偏執、抹殺了其他型態的佛教，但維慈認為近代佛教應回歸到傳統叢林制度的主張，其實也否認了人生佛教等「新佛教」的合法性。太虛和維慈對於何為「衰敗」、何為「興盛」明顯存在不同標準，因此觀點不和。但不同觀點背後的邏輯則是一致的：他們均預設了一種理想或標準型態的佛教，因而對異於此型態的信仰和實踐無法認同。

佛教從印度形成並歷經二千多年的發展，在不同時期和地域均形成了各異的傳統。故時至今日數以億計的信眾，很難再就佛教的正統型態達成統一的意見，比如現當代的佛教徒傾向於認同佛教是一種哲學而非宗教、佛教是無神的宗教、佛教是對「空」的崇拜、佛教徒都追求覺悟、佛教與科學是相容的等觀點。這些認知並非完全錯誤，但我們也很容易找出反例，換句話說這些觀點忽視了不同佛教傳統在時空層面的複雜性和豐富性。預設一個唯一如法的佛教樣態並不是學者應持的態度，因為這等於否認了所有其他自認是佛教徒的信眾及其實踐的合法性。

南京的例子顯示，佛教社群中幾種力量間的相互競爭和博弈，才能更好地推動佛教發展。這就是說即便近代佛教出現過所謂復興，也不是因為改革者去除了「迷信」、「落後」、「愚昧」的內容，而正是在知識菁英注重研究佛理與居士民眾熱衷求神拜佛的不同取徑中，存在相互批評爭論或妥協讓步的現象，才使得佛教的教義、信仰和組織等層面均能夠保持活躍的狀態。在佛教史的發展歷程中，這種現象並不少見，比如晚明官員和僧人主持的一系列革新運動中，佛教界的狀況獲得改善也並非因為改革達成了最初的設想，不同勢力間的博弈才保證了佛教在各階層間的發展維持平衡。宗教社會科學中的「宗教市場」理論也認為不同宗教派別間的競爭，能夠提昇各自宗教服務的水平，雖然部分派別可能因此被淘汰，但競爭過程中宗教市場的整體繁榮度則會提高。

此外，尊重、認可不同佛教傳統的價值，也可使我們超越不同學者因為對於「衰落」、「復興」之定義不同而產生的歧見。回到筆者在導論中提及的毘盧寺的例子，我們並不能因為毘盧寺經營經懺佛事就否認其在近代佛教史上的重要意義，事實上正是不同見解的僧人和信眾匯聚、妥協於此，才使得它成為一座香火旺盛不斷，又同時見證了佛教革新的佛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