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佛教改革的地方性實踐：以民國南京為中心（1912-1949）
The Reform of Modern Buddhism in Local Communities of China: A Case Study in Nanjing, 1912-1949

一九二八年三月由力主僧團改革的僧人大醒等主辦的《現代僧伽》創刊號上刊登了一篇名為〈紙老虎驅逐問題〉的文章，文章稱首都南京的「胖頭胖腦的方丈大和尚們」被古林寺前方丈輔仁所魚肉、操控而不敢反抗，只敢在上海散發驅逐輔仁的傳單。署名「費伯」的作者將輔仁比作類似「老虎」的「僧閥」，但又認為他只是一隻「紙老虎」-只要僧眾敢於起來反抗，輔仁就不堪一擊。至於輔仁究竟有哪些「雄踞一隅」的惡行，作者卻未做詳細交代。

輔仁和尚法名仁友，同治元年（1862）生人，江蘇東台人。初出家於姜堰，光緒初至寶華山慧居寺受戒，嗣後往南京古林寺參學，受古林東山老和尚記別，後主古林法席。輔仁致力於復興古林寺這一律宗的重要道場，在其努力下清末民國以來古林寺一度成為南京最大的佛寺之一。與此同時，輔仁也成為了地方佛教社群中的重要人物。一九一二年由敬安等人組織成立的「中華佛教總會」，輔仁即是發起人之一；一九一三年輔仁擔任江蘇省佛教會副會長、江寧佛教分會會長；一九一四年又任「中華佛教會」評議員；一九二三年「佛化新青年會」成立後輔仁又任「江蘇佛化聯合會」執行委員；一九二五年被選為「中華佛教聯合會」江寧佛教分會會長。可見從民國初年直至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輔仁一直在南京地區擔任佛教界要職。

《現代僧伽》創刊號登出非難輔仁的文章後不久，第五期又刊出〈南京佛教會會長輔仁取消〉一文，稱輔仁假公濟私已被江寧縣黨部和政府查辦。第二年輔仁就在古林寺圓寂。後來大醒在一九三○年十一月的《現代僧伽》上曾評論南京的佛教：「大寺如古林寺、毘盧寺、香林寺、寧國寺等，沒有一寺能代表佛教精神，從事佛教真正事業，沒有一人懂得佛學；所有大寺的所謂住持者流更無一受持戒行、修習佛學過的，而所有教產就都平白荒廢了。這是不可諱飾的事實。」雖然大醒沒有說明南京大寺裡的哪些僧人不學無術、荒廢寺產，但古林寺顯然也在其批評範圍之中。而輔仁在《現代僧伽》上呈現出的形象也幾乎全是負面的，讓人覺得他就是一個把持一方佛教資源卻又不懂佛學、無所作為甚至中飽私囊的「僧閥」。

上一章我們討論了民國以來各種政治力量如何在新的宗教語境下嘗試改造南京的佛教，而面對外界的壓力，僧團內部也勢必產生應對的策略。這種應對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僧團內部出現的強烈呼籲自身改革以求得生存的聲音。要求改革的僧人對於僧界的異己進行了批評，但改革的主張也要面對地方上其他僧人的抵制，因此改革的藍圖始終得不到全面的實施。

本章中筆者將首先回顧以太虛及其弟子為代表的僧人所主張的佛教改革的理念，進而根據其在南京這樣的城市所付諸的實踐（包括分離神佛、創設佛教會、興辦佛學院、改革經懺佛事等）及其有限的成效，來考察在真實的地方社會中僧人對於佛教發展的不同見解，從而凸顯在研究中被長期忽視的地方佛教群體的內部結構及其複雜性。這種複雜性及表現在太虛及其弟子等改革派僧人同輔仁等地方掌權派僧人間的意見不合，也表現在同一個僧人前後形象的變化，比如輔仁由倡導佛教教育、慈善的先驅變為「僧閥」，又如太虛由理論上的激進者變為實踐中的和緩者。由此對於僧團佛教改革的局限及原因，亦不可簡單推給「保守派」的阻撓，因為我們可能根本找不出一個固定不變的「保守派」，而改革者自身的實踐方式亦並非完美。

相對於道教及其他民間教派或社區宗教（communal religion），佛教被認為是進行了較為徹底改革的傳統宗教，因此過往的近代佛教史研究，多把焦點集中在佛教改革所獲得的成就上。僧團的內部改革有其時代背景下的積極意義，但因此而將改革做為近代佛教史的全部內容，則無疑會忽視歷史中的其他成分或聲音。這些不同的聲音並非僅是改革者眼中「腐敗墮落」的代表，而是構成近代佛教史這枚硬幣的另一面向-其重要性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