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研究第一輯
Studies of Master Sheng Yen Vol.1

【開幕致詞】

一個人的思想，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就會產生不同的觀點；從不同的身分、立場去解讀，也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因此，要為「聖嚴思想」定位，只能描述出大意、輪廓，而不容易有一個精準的聚焦、明確的定位。

我走的路：結合印度佛教和漢傳佛教
　
在我成長的那個年代，佛教界是以太虛大師、印順長老的思想為主流。當時台灣佛教界約有三、四十年的時間，幾乎一面傾向以印順長老的思想為依歸，在那樣的時代風氣下，我也順隨潮流，追尋印老的思想，因此我受印老思想的影響，可謂相當之深。
　
我十分感恩印順長老帶給我的啟發，然而我走的路，一開始就跟長老不同。我走的是太虛大師的路，也是我師父東初老人的路，因為我認知到：漢傳佛教的包容性、涵融性及適應性，可以順應我們這個時代，發揮其普及化、人間性及人性化的功能；而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觀、唯識，雖然哲學觀念很強，但應用於人間，其普遍性及生活化的推廣、應用，則仍有商量的餘地。
　
事實上，釋迦牟尼佛在人間出現，就是希望我們將他的教法活用在生活上，融入生命之中，並普遍在人間推廣，而非僅僅讓少數的思想家、哲學家和學者進行思辨、研究分析之用。基於這些認知，我選擇了漢傳佛教。
　
將佛法普及於人間，是漢傳佛教的特色，特別是漢傳佛教中的禪佛教。不過，禪佛教本身的理論依據，與原始印度佛教密切相關，也與中國其他宗派交互影響， 因此我走的路，便是將印度佛教和中國漢傳佛教的特質結合起來。

我的工作：分享佛法給各階層的人

我個人雖然擁有博士學位，但是我既不是學問家，也不是專門學者。我不是為了博士學位出國留學，我留學的目的，是為了使漢傳佛教的佛法在這個時代、在今天的社會，能為各階層的人士所接受、所分享。
　
我的博士學位確實發揮了用處，而且不只在東方社會有用，在西方社會一樣受用，譬如獲得博士學位後，我可以進入美國大學校園演講，由於這樣的機緣，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的史蒂文生（Dan Stevenson）和于君方教授，便跟我這個博士和尚修學禪法。
　
不過我仍要重申：我不是學者，也不是專研某個領域的專家，然而到目前為止，也的確寫了、講了一百多冊著作。這麼多書，我究竟寫了些什麼？
　
有些學者讀我的書，覺得面向太紛雜，不知道從何研究起？這次活動的主辦人楊蓓教授曾向我表示：「師父寫了上百冊的書，教我們從何研究起？主要的綱目是什麼？從何研究？這麼多的內容，怎麼研究？」為我編撰《七十年譜》的林其賢教授他大概看過我所有的著作，但是關於我的思想次第、思想脈絡，則未必清楚；其實這個問題，連我自己也無法回答。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一心只想要把佛法分享給人。過去很多人寫的佛教文章，只有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看得懂，我則希望把佛法分享給每個人，即使是小學、中學生，也都能看懂。譬如我在錄製的電視節目中，很少講專有的佛學名詞，因為如果我講了那些名詞，觀眾的接受度一定很有限。
　
記得在英國的時候，我的第一位西方法子約翰‧克魯克（John H. Crook）說：「師父有一項天賦，那就是能將艱深的佛學名詞和觀念，轉變成淺白易懂的現代語言，讓一般人都能接受。」他真是我的知音，因為我做的工作就是這些。

自我定位：一個帶動思想的人
　
我不是學問家、不是學者，但我承認自己是一個宗教思想家。思想家的責任，就是先設想別人還沒想到的事、還不知道如何處理的事，以及尚未有的解釋法。
　
譬如今天的台灣社會需要什麼？未來可能面臨的問題是什麼？我看到台灣社會的問題後，會從佛法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想法，我提出的觀念和想法，通常都能適時引導社會的風氣、思想，以及引導社會觀念的轉變，因此對社會產生了一些影響力。
　
西元兩千年以後，我出席了多場國際會議，與跨宗教、跨領域的領導人士接觸、座談、討論及交流。在出席每場會議之前，我總是思索：「會議目標是什麼？」「有哪些人參加？」「希望達成哪些效果？」因為設想到這些，所以每次出席的國際會議，我的發言常有「一鳴驚人」的效果，而且能止息爭論，大家也經常把我的發言當成了會議結論。

不管是台灣的佛教史也好，中國佛教史也罷，還是現在的世界佛教史，我對自己的定位是一個帶動思想的人、帶動我們這個時代往前走的人。已經走過的歷史，需要去檢討，但光檢討並不夠積極，因為過去的已經過去了，重要的是要往前走，走出一條新路來，走出一條別人尚未設想的康莊大道。
　
以漢傳佛教來說，如何走出一條新路？到目前為止，漢傳佛教在國際場合鮮少曝光，出家法師更是不容易看到，因此這幾年來，法鼓山非常重視年輕法師和青年居士的培植，希望增強漢傳佛教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這是漢傳佛教的希望。此外，法鼓山也積極和世界各國、各界、各層面的人士交流，並參與、主辦各式各樣的跨宗教、跨國際會議，這些都是幫助漢傳佛教增加國際曝光度的方法之一。

關切的事：佛教薪火的承傳
　
在我六十歲那年，才創立法鼓山，才開始建設法鼓山園區。當時，法鼓山工程緊鑼密鼓，我自己也有各式各樣的弘法行程，這麼忙碌的情況下，每年我還是出版兩、三本著作。我為什麼寫這麼多書？目的是為了分享佛法、用佛法來因應我們這個時代和社會的需要。
　
出書的另一層目的，是希望留下今天這個時代的佛教文明、佛教發展軌跡。我最關切的，永遠都是佛教薪火的承傳，因此，無論是訪問中國大陸，或是在歐美各國演講、主持禪修，我都會用心觀察當地的佛教訊息、發展，試圖了解佛教在這個時空環境中留下的歷史軌跡。
　
例如，我在日本留學六年期間，雖然非常忙碌，但仍抽空到處觀摩，為當地的佛教留下紀錄。在那期間，我寫了一本書《從東洋到西洋》，後來成為台灣、乃至中國大陸許多法師到日本留學的行前指南。
　
為何這麼忙碌的情況下，我還要將當時的日本佛教寫成一本書？因為當時的台灣佛教界，很少人關心日本佛教的發展，由於我這本書描寫日本當時的佛教教育、文化和宗教現況，書出版後，帶給台灣社會一些參考和省思，開始有人重視日本的佛教現況，也發現台灣佛教界還有許多地方有待努力。之後我每到一個地方，大概都會寫一本書，不是我有寫作狂，而是我有一種不得不然的感受：我要把佛法分享給人，我想為當代佛教留下記錄的痕跡。

唯一目的：將佛法介紹給現代社會
　
至於怎麼研究我這個人？其實很簡單，我既然不是學問家，所以不要把我當成一名學問僧，不一定只研究我的學術成果─雖然我曾撰寫十多本研究性著作。建議應從更多元性、實用性、需要性的角度，來研究我聖嚴這一生最終的目標是什麼。
　
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推動的任何一項工作，我的目標都相同。譬如我寫了百餘冊的書，雖然時間點不同、材料不同、寫作的角度不同，涉及的廣度及深度也不同，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藉由各種層面，將佛法介紹給現代社會。
　
例如，早期所寫關於戒律學的書，是觀察到當時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出家人多半不懂戒律，講戒律的人也都在咬文嚼字、食古不化，只講究枝微末節，不重視現實生活的實用性。所以，我開始著手研究戒律，先出版《戒律學綱要》，後來又結集出版了《律制生活》及《菩薩戒指要》。過了這段時間之後，由於風氣已經改善，我就不再專攻戒律了。

另外，約在三、四十年前，當時的基督教、天主教都對佛教提出嚴厲批判，認為佛教已經到了窮途末路，在這種情況下，我陸續寫了幾本宗教學的書，包括《基督教之研究》、《比較宗教學》，同樣地，過了那段時期，我就不再寫了。晚近幾年，我非常關心跨宗教的交流合作，與各宗教的領袖們對話，現在我們已是可以攜手合作的朋友。
　
此外，早期華人世界缺少佛教歷史的常識，也缺少反省能力，更不知佛教的盛衰，因此我也寫過一系列佛教史的書。至於禪修的書，其實一開始禪修並不是我的本行，我並沒有想要成為一名禪師，只是到了美國以後，遇到有人對打坐很有興趣，於是我向他們說：「沒問題，禪修我懂！」
　
結果他們真的來跟我學打坐，我也因此成為禪師了。我講禪修的英文書，從此一本接著一本出版。我在西方帶領禪修之後，漸漸地，台灣也有人希望我指導他們打坐，所以我就在美國、台灣兩地跑，在兩地主持禪修。

基本立場：漢傳佛教的禪佛教
　
研究我這個人的思想，可以從禪修理論及方法、戒律的觀念、宗教學、歷史等角度，或是淨土、天台、華嚴的角度；也可以從我對佛經及祖師的諸種講錄、註釋、考詮的角度；還可以從慈善救濟、社會關懷、兩岸交流、世界和平、佛教復興等，以及我所從事的四種環保、三大教育、心五四運動等角度，分別來研究我的思想。不管從哪一個角度，漢傳禪佛教是我的基本立場，也就是融攝各系諸宗乃至內外，使佛法普行、普攝、普化的功能，能超越一切界限。
　
我所創的「中華禪法鼓宗」，並非要否定一切、獨尊自宗；相反的，是要結合一切，而與今日乃至未來的世界佛教接軌。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法鼓山的理念：「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所以我對建僧的努力、對護法團體的組成和發展，都是在此原則下進行，這些都可參考我相關的講稿。
　
所以我說，我不是學問家，但承認自己是一名宗教思想家，可以從不同角度來研究我，可以從《法鼓全集》找到各個主題的相關資料。

我對明末佛教的研究，在國際佛學界有一定的定位；我的禪學系列中英文講錄，在國際上也頗受重視；我的傳記及遊記，也有其史地的價值；我寫佛教入門書、宗教批判書、序文、悼文、短評、隨筆，以及有關將禪活用在生活中的演講稿，尚有超過十家報章、雜誌、電視、電台進行專欄刊載或訪問，這些過程和結果，均可看出我對活用佛法、對現代人間的用心。

我的存在：不專注某一特定領域研究
　
佛教的中心思想是：好好地生活，生活在當下；少煩惱、少造業；增智慧、增慈悲。基於這樣的中心思想，在我的書裡，既講「空」，也講「有」，譬如漢傳佛教的主流，無論天台、華嚴、禪及淨土等，都是講有佛性、如來藏；所依諸經《楞嚴經》、《圓覺經》、《法華經》、《涅槃經》、《華嚴經》和《維摩經》等，都是講「有即是空」。此外，我對太虛大師「大乘三大系」及印順長老「大乘三大系」，每一系都涉獵，但每一系都不深入，因為我不是學究型的專門學者，我只借用自己需要的部分，用不上的便不去研究。
　
我這一生一世，從來沒有鍾情或專情於哪一門學問，如果我有某一宗、某一派，或某一經一論的終身立場，今天的聖嚴法師便是不存在了；或許可以說，聖嚴法師的存在，就是因為不專注於佛教的某一特定領域。
　　　　　　　　　　　　
（2006年10月18日講於台北圓山大飯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