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的印跡：禪修與開悟見性的道路
Hoofprint of the Ox: Principles of the Chan Buddhist Path as Taught by a Modern Chinese Master

聖嚴法師是禪門曹洞宗與臨濟宗的法師，二十年來在臺灣、美國和歐洲接引信徒不遺餘力。《牛的印跡》這本書，是要用聖嚴法師自己的語言，為他獨具特色的禪法所依據的原則，提供一個系統性的導論。

多年前初識法師時，我聽他說了一則故事。有一個人手持寶劍乘船渡江，中途不小心把劍掉到水裡。他在劍落水處的船舷做了一個記號，等船靠岸，再在記號下方的水裡到處尋覓，結果找了一整天都毫無所獲。這個寓言，許多方面符合了聖嚴法師對禪修的觀點。

法師生於清帝國覆滅後的時期，親歷了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戰、共產革命和中國人為建造一個強大新中國持續至今的努力。所有這些經驗，都在法師其人及其學說裡留下無可磨滅的印記。雖然深受中國傳統僧院文化的影響，但聖嚴法師憑著禪修與多年來教導中國和西方學生的經驗，也對這種文化的局限性產生敏銳的體認。因此，他的教誨是前瞻性的，並且他毫不諱言對過去的吸納有所選擇。法師不願意當個刻舟求劍的人。

當然，對很多西方讀者來說，聽到我說在今天的中國還有禪師，也許會感到驚訝，甚至不敢置信。按照流行的觀點（一種除中國人以外幾乎任何人都相信的觀點），真正的禪學早在十多世紀以前就已從中國消失，而這一點，是因為佛教自唐代衰亡（九○六）後出現「庸俗化」所造成的。對持這種看法的人來說，聖嚴法師的禪學之所以和想像中一千年前的禪學有所出入，正好是禪學在中國已經式微的佐證。然而，聖嚴法師卻是當今中國僧人裡最受仰慕的其中一位，他的禪修課程動輒吸引數以百計的報名者，而他的公開佛法講座吸引到坐滿一整個音樂廳的聽眾，也是常有的事。

聖嚴法師並不是一個特例。在比他早一輩的僧人中，虛雲老和尚（一八四○～一九五九）和來果禪師（卒於一九五三）以及天寧寺、南華寺和高旻寺這些禪學重鎮，都被視為是禪傳統的楷模，足以與禪宗的遙遠過去並駕齊驅。不管我們拿從前哪一個時代來跟近代中國禪學比較，我們就是無法得出禪學在現今中國是死氣沉沉的結論。

就像日本、韓國與越南的佛教徒那樣，中國的禪師與禪修團體都自視為佛教「黃金時代」（唐代）遺產的繼承者。而且也像日本、韓國與越南的佛教徒那樣，中國的禪師彼此間也會爭論傳統與變遷、忠實與偽誤的問題；事實上，這些也是歷代不同的禪宗派別常常爭論的問題。雖然有些人主張，禪宗想要保持生命力，就必須抗拒變遷，並保存傳統的禪與修行方法，但聖嚴法師和一些僧人卻不如是觀，反而認為轉變才是生命力之所繫。正如聖嚴法師所說的︰「如果想要找出中國禪宗一個明確的特徵，那大概就是：禪在中國一直是處於變化之中的。」

如果我們能夠一改多年來的偏見，重新評價近代中國的佛教文化，就會發現這是值得的。尉遲酣（Holmes Welch）在其研究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佛教復興運動的經典著作中，就已經對此做過嘗試。過去二十年來，佛教以前所未有的蓬勃，在工業化的臺灣繁榮滋長。①當我一九八一年在臺灣參加佛經的大眾講座時，一個晚上的聽眾是兩百到三百人，而現在，聽眾的數目即使未達數萬人，至少也是數以千計。佛教組織的規模也相當驚人。像是由花蓮證嚴法師創辦的慈濟功德會，轄下就有醫院、基金會和大批隨時為應付各種社會災難而待命的志工。

還有許許多多的組織（包括聖嚴法師的「法鼓山」在內），資助從佛學課程到環保計畫等範圍廣泛的活動，舉辦為俗家人而設的禪七和念佛會，又把很多過去只有在佛寺裡才接觸得到的佛教教義，介紹給大眾。很多這一類的活動，追本溯源，就是由民國初年致力於復興佛教的僧俗人士發起的。聖嚴法師身為這個傳統的繼承者，又是今日中國佛教界的領導人物之一，他的這本《牛的印跡》，可說是一個適時的窗口，讓我們一窺中國佛教史上一個深具潛力的階段。

不過，如果說《牛的印跡》有紀實價值的話，那並不代表它的意義僅止於一件文化展示品。歸根究柢，《牛的印跡》乃是一部規範性的作品：一本向全世界對佛教感興趣的大眾介紹禪修方法的作品。此書絕不只是聖嚴法師個人信仰的一個記錄，相反的，這些信仰能回應學禪者對禪修的某些誤解，這本書是有特別的話要說的。

聖嚴法師在講課時忍不住要反覆批判的有兩個誤解：一是認為禪是一種純粹直觀的修行，與文字和概念架構完全無涉；另一個則是認為禪是獨立自成的，與傳統的佛教教義迥不相干。聖嚴法師在中國大陸當小沙彌的歲月中，曾對這兩個誤解的遺害有過深切感受。不過對禪宗的新鮮人來說，這兩個誤解又尤其危險，值得我們在這裡略談一談。

很多讀者都知道，禪是一種泛見於整個東亞的佛教傳統（中國的Chan、日本的Zen、越南的Thién、韓國的Sôn），而它首度形成自己鮮明的輪廓，是在一千五百年前的中國。就像大多數東亞大乘佛教的宗派一樣，禪宗相信，釋迦牟尼在成佛時所體現的覺性，是眾生本具的。這種覺性又稱為「佛性」，它並不是後天學習得來，被賦予、或重新啟動的，而是如如自然，而且一直就是自然而然的。

禪宗也像大多數其他佛教宗派一樣，聲稱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艘可以把人渡到「彼岸」的「擺渡」、是一根指示月亮方向的「手指」。不過，禪宗和別的宗派不一樣之處，在於它認為人應該直接面向月亮和彼岸，而不要一味把注意力放在「手指」和「擺渡」上。它主張一種「無法之法」，不依賴思惟，不拘於言說文字，以「直指本心」為旨歸。馬祖道一禪師（七○九～七八八）一再強調「平常心是道」②，臨濟義玄（卒於八六七年）則敦促弟子「只當個無事人就好」③。

這些主張，因為對人的內在價值予以無條件的肯定，所以聽起來非常合乎自然，非常有吸引力。在那些對既有宗教建制已經不抱幻想的人看來，這些主張甚至像一種失落的智慧，既充滿應許，又沒有把「組織性宗教」的枷鎖強加於人。然而，只要對禪宗稍加接觸，就會知道它教導的第一課，就是這個世界根本沒有什麼是自然而然的。不管本具的佛性可以把我們帶到何種明覺的境界，但從無始時來，這種佛性就受到了貪、瞋、癡三種煩惱（佛教稱之為三毒）的扭曲，變得面目全非。哪裡有光，哪裡就會有陰影；哪裡有和平喜樂，哪裡就會有衝突痛苦。這全都是累世的惡業和惡念所造成的障礙引起的。

不管佛性的概念乍看之下是多麼地自我肯定，但糾纏我們的各種煩惱就是不會自己消失。想要讓佛性展現，需要進行一場徹徹底底的心靈革命。而想要達到這樣的轉化，又必須先要有方向感、決心、貫徹一生的毅力和鍛鍊，以及——這是常常被忽略的一點——規制。

事實上，當馬祖道一說出「平常心是道」一語時，他的話是針對那些已經過著最有紀律生活的僧團而發的。不管是在中國、越南、日本還是韓國的禪學派別，這種組織是無所不在的︰它們表現在每日的禪修作息規律，表現在禪堂的格局和運作，表現在師父與弟子間的應對進退，表現在佛壇前的早晚課，表現在行者的受持戒律，甚至表現在禪宗高度風格化的語言、意象、文字，以及頗為古怪的禪公案裡。這就是歷史上禪宗的實質（至少聖嚴法師是這樣認為的），也是《牛的印跡》一書教誨的立足點。

禪對西方來說幾乎是全新的東西，西方不但不熟悉它的術語，而且因為西方認定它是透明和率真的（這也是它吸引人的原因），遂對它產生很多不符事實的期望。這使得美國的學禪者和禪的論述與中國、越南、韓國與日本的情況大異其趣。特別是因為禪宗強調「不立文字」的直觀主義和「以心傳心」的方法，讓美國的禪修者夾帶了很多奇怪的、未明說的假設。正如很多美國禪修團體在一九八○年代初期（一個禪師人數在美國銳減的時代）所證明的，任由這些假設默默存在而不加以討論的話，它們會產生很大的殺傷力。

聖嚴法師的憂慮是，人們誤解禪只是一種「離言說文字」的修行或直接體悟。多年前，我曾在聖嚴法師紐約的一場演講中擔任翻譯，題目是禪修與「般若」以及「空」的關係（這在當時是一個常常談論到的題目）。到了發問時間，一個長相銳利的聽眾站了起來，直直看著法師的眼睛，問道︰「你是開了一張精彩的菜單，但菜在哪裡呢？」講堂裡頓時鴉雀無聲，全部眼睛盯在法師臉上。不過，法師從容平靜地回答說︰「有空來打打禪七吧。」（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