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佛教發展之研究：以晚明四大師為中心

民初佛教改革者太虛（1898--1947）認為當時佛教已是隳頹不振，若不改革，佛教則難以存活於當代。有一次他在「怎樣增高佛教在國民中的地位」的演講裡提到佛教地位衰落的原因之一是：「僧徒本身不能不負相當責任。良以僧徒或平素隱居山林，自鳴清高，未能作積極有益於社會之事業；或只能作平常之超薦亡魂，於世無多大裨益。」 太虛指出當時佛教兩大現象：一是僧徒平素隱居山林，自鳴清高，未能作積極有益於社會事業的「山林佛教」；二是作平常超薦亡魂法事的「死人佛教」。

與太虛同時代，亦矢志改革僧制、振興僧伽教育的常惺（1896---1939）在〈僧界救亡的一個新建議〉中，也提到清末民初佛教不振的原因之一：「我國從前在專制時代，社會事業有儒家一手來包辦。而一般英明的君主，復假佛法的山林清修，……所以佛法在中國，千餘年來，造成純粹的山林化，而大乘積極救世的真精神，從未實現於社會。由此一般奉佛的信徒，總以消極出世為學佛的真面，談到入俗利生的事業，大家皆以道力未充而卻步。」其後又說：「念彌陀而待死亡。……宋明以來，實際上只有禪宗和淨土的勢力最大。就這兩宗比較起來，禪宗尤不及淨土的簡易近人。故晚近以來，差不多可以拿淨土來代表整個佛法。而僧徒的委靡不振，消極等死，……他對於社會事業，及佛法存亡的問題，那裡還有心來過問呢？」 於此，常惺談到民初佛教衰頹之因有二：一是山林佛教只顧清修，忽略入俗利生的事業，使得大乘積極救世的真精神，終究未實現於社會；二為念彌陀待死之弊，使僧人只知念佛往生、坐以待死，無心過問社會事業及佛法存亡的問題。

身為太虛弟子及今日台灣佛學泰斗的印順（1906---2005）亦反省到：「我在佛法的探求中，直覺得佛法常說的大悲濟世，六度首重布施、物質的、精神的利濟精神，與中國佛教界是不相吻合的。」 印順於上文裡反省到中國佛教與現實之脫軌，有違佛法對現世濟度之關懷。此外，現代佛教學者冉雲華（1924---）介紹清末民初佛教時亦云：「當時的寺院修行，仍然是離群出世，被侷限於小圈子裡面，不問世事。僧人們仍然集中於傳統的生活方式──念佛、坐禪、誦經、吃齋。……出家的目的是在求得智成佛，或往生淨土。菩薩的普度眾生，也只限於買生放生，懺齋祈禱而已。」 於此，冉氏認為民初佛教仍是離群出世、不問世事。出家的目的不是為實現菩薩道而濟度眾生、成就宗教對社會關懷之使命與責任，而是為己求智成佛，或自修往生淨土。

上述所舉，不論是太虛、常惺、印順或冉雲華皆說明中國佛教於清末民初的一些共同特質，不外是脫離現實、尋求自了的「山林佛教」，或念彌陀以待死及超薦亡魂的「死人佛教」，這些都與大乘佛教「關懷社會」、「濟度眾生」的胸襟差距甚大。

針對上述時弊，太虛認為人間事無一非佛法、無一非佛事，他認為：「要之，凡吾人群中一切正當之事，皆佛之因行，皆當勇猛精進去修去為。」 故提出建設「人生佛教」之改革。太虛謂其佛教改進運動略史為「……二、革改：甲‧遯隱改精進修習，化導社會；乙‧度死奉事鬼神，改資生服務人群。三、建設：甲‧……，建由人而菩薩的人生佛教；乙‧以人生佛教，建中國僧寺制；……；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風化的國俗及人世。」 太虛明白指出佛教應與社會息息相關，僧人一向之遯隱要改為精進修習，借精進修習之力以化導社會，建設人生佛教，使十善行 成為社會風氣及國俗。此外，尚須去除度死奉事鬼神之舊習，改為積極入世、資生以服務人群。

同時印順亦認為中國佛教的特色之一，乃專心一意自求解脫，甚至將佛法中所有種種福德、慧解，看成與本分無關。尤其自晚唐以來，佛教走向衰落以後，這種情形越來越顯著。 和太虛一樣，印順也認為人間一切正行，都可以利益眾生，都是菩薩事業，都是攝化道場，都是成佛因行。 所以他也提倡能適應時代、有益人類身心、以人類為本的「人間佛教」； 進而主張「從人而發心修菩薩行，由學菩薩行圓滿而成佛。……修菩薩行的，應該作利益人類的事業，傳播法音，在不離世事，不離眾生的原則下，淨化自己，覺悟自己。」

歸納太虛「人生佛教」與印順「人間佛教」，二者皆針對中國佛教脫離現世關懷，忽略人間濟度而提出，並呼籲佛教須走入人間、不離世事、不離眾生，強調一切正當之行，皆是成佛之因、成佛之種。

如果我們再追問，太虛等人對中國佛教所作之批判，始自何時？於前文裡印順曾說「自晚唐以來，佛教走向衰落階段以後，這種情形越來越顯著。」；而太虛亦云：「禪宗消極的作用，身居蘭若，依山林水邊過生活，悠遊歲月，……而盛行宋、明、清間。」 二人皆提到這是晚唐以後宋、明、清之事。對此問題，目前尚未有人研究宋代佛教是否如此，有待考察。但可以確定，至遲於明初洪武時期「山林佛教」、「死人佛教」之現象——專注自了，忽略人間社會之需求，或以經懺佛事為佛教與社會聯係之管道——已經相當盛行。 其大意是：由於明太祖之佛教政策強調僧人不居世區、不混世俗、隱入深山崇谷、刀耕火種，或居叢林、侶影伴燈、甘其寂寞。此外太祖佛教政策的核心與特色是僧俗隔離，為實施之，太祖採三宗分流等措施而以教優於禪、講，同時在此制度下能與民眾接觸的是教僧。而教僧之特長是儀式的執行者，在教理思想上不作深究（那是講僧的職責），也不以明心見性為本宗（那是禪僧的本務）。加上此時佛教內在發展趨勢，不是以教理取勝，而是以信仰、社會法事的活動為主。上述為筆者研究洪武時期佛教所整裡出來的，由於裡外交合，呈顯當時佛教有明顯的「山林佛教」、「死人佛教」、「經懺佛教」之特質。

明初佛教以僧徒應避世修行、僧侶當在靜處、不出戶牖的「山林佛教」，或以經懺為業等「死人佛教」、「經懺佛教」為主，不言僧侶要大力參與社會活動，這種現象直到清末民初的佛教仍未改變。因而有人說：「太虛大師的時代，……從清末光、宣年間，直到民國初期這一階段的佛教，正是接續晚明以來，傳統佛教最為黑暗窳陋的時代。」 那麼號稱晚明佛教為「佛教的復興」的「復興」，其內涵為何？有人認為晚明佛教復興之由，是萬曆時出現三位高僧──祩宏（1535---1615）、 憨山（1546---1623）、紫柏（1543---1603）； 另外，荒木見悟亦介紹承擔新佛教的龍象，不限於上文所舉，故筆者參考上述之看法，擬就「明末四大師」——祩宏、憨山、紫柏、智旭（1599---1655）等人作一考察，以探討晚明佛教的發展趨勢中的「佛教的復興」之內涵，及其被稱為「佛教的復興」的原因。

綜言之，本文是「近世佛教發展之研究」的一部分，在碩士論文已先研究洪武時期（1368--1398）佛教之發展，歸納出當時佛教已經走向遠離知識、社會大眾的趨向，僧人較重視自我的修行，勝於利他濟度眾生的菩薩行，而忽略一位身為大乘菩薩子應關懷眾生的使命。此佛教發展趨向與清末民初佛教頗具一致性。對此，筆者不禁自問：晚明佛教既然號稱「佛教復興」，為何不能改變明初佛教發展之趨向，而讓其趨勢延續到清末民初呢？那麼所謂「佛教復興」的內涵為何？又此「佛教復興」的復興內涵與以後佛教發展關係為何？是連續、不連續，或者是為伏流而非主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