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郁文：其佛法之理解與實踐

第一節　時代背景

1895年清廷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自此台灣進入了日治時代。日治初期，台灣衛生環境惡劣且疫病肆虐，日軍病死者高達戰死人數四十倍之多。日本政府為了因應當時醫療環境的需求，同時也為了防止知識分子從政而引發動亂，積極鼓勵優秀的青年學子棄政從醫。在此時代背景下，當楊郁文的父親於台南一中以第一名優異成績畢業時，便被保送台北帝國大學就讀醫學系，即今日國立台灣大學。

楊郁文的父親畢業後，服務於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今日台北市立中興醫院）。由於該醫院乃日本赤十字社於1945年在台灣所設立的，故在民間俗稱「赤十字」醫院。楊郁文的父親由親友介紹認識了一名助產士，即楊郁文的母親，兩人結婚後租屋住在台北「二條通」。

當時所謂的「通」，指的是東西向的道路。日本政府在圓山建立了神社，為了方便日本皇族及特使參拜，故開闢了「敕使街道」（即今日的中山北路），將東側街道稱為「大正町」，西側則稱為「御成町」，4從南到北計有「一條通」、「二條通」等東西向道路。



第二節　出生

幾年後，楊郁文的母親懷孕了。快要臨盆之際，兩人搬回父親的故鄉待產，於是楊郁文的出生地便在斗南：

母親因為快臨盆了，就回故鄉。我大姨媽也是嫁給醫生，姨丈的醫院在斗南鎮鎮公所的斜對角，地點很好，他的醫療技術也很棒，生意很忙，所以請我父親當助手，分擔他的醫療業務。我就是他們醫院裡生下來的。

1937年3月楊郁文誕生在姨丈的醫院裡而不僅楊郁文的父親和姨丈是醫生，大伯也是一名中醫。如此的身世背景乃是楊郁文日後向醫學領域發展的主要原因，但是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也是成就此事的相關助緣。

楊郁文最早的相片是七個月大能夠坐起來的時候。長得很可愛，又是家中第一個孩子，特別受到大家的喜愛：

鄰居搶著要抱我。還有一位遠房的親戚，是男生，特別喜歡我，常把我放在草編織的籃子裡面，往上一丟又接住。我母親看了很擔心，但是我好像很愉快的樣子。反正只要讓他逮著，他就開始丟呀丟，這是我母親告訴我的。

除此之外，楊郁文週歲時，家人也特地為他拍照留念。至於其他的兒時照片，則是搬到石龜溪以後的事情了。

楊郁文的祖先自大陸福建漳州府海澄縣移民到台灣之後，曾經在土庫、古坑、石龜溪等地居住過，這些地方都可算是他們的故鄉。楊郁文出生後沒幾年，父親為了報答鄉土恩，決定搬到更偏遠的鄉下去行醫：

差不多兩歲多，我們已經從斗南鎮搬遷到再更鄉下一點的石龜溪。到那邊去之前，我父親是住在前往雲林縣的一處山坡地，一個叫做古坑鄉的地方。實際上古坑也好、石龜溪也好，都是我們楊家祖先待過的地方。我父親有本土意識，要回饋鄉民，要報國土恩、鄉土恩，所以在那個區域醫療，替大眾服務。

父親這樣的本土意識以及報恩心情，與當時的時代環境形成強烈的對比。楊郁文出生那年發生盧溝橋事件，從此之後中國與日本展開戰爭。當時日本政府為了從台灣得到戰備支援，開始在台灣地區施行「皇民化」運動。不但強烈要求台灣人民說日語、穿和服、住日式房子，還要大家放棄民間信仰和祖先牌位，改信日本神社。更於1940年公布辦法，要台灣人民廢除漢姓而改為日本姓名。此運動持續一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二次大戰結束為止。

以大時代發展來說，「皇民化」運動可說是台灣人受到迫害的政治事件，可是就楊郁文個人而言，卻意外奠定了他學佛以後，自修日文典籍的語言基礎：

日文很重要，因為用日文寫的有關佛教學術書籍很多，但是我有日據時代國小二年級的日文程度，已經可以看懂日文了，所以不必再學日文。我沒有透過正規的學術研究訓練，是剛好有機緣、有機會、有那一個學習環境在。

當某時代或個人事件正在發生的時候，沒有人能夠預料該事件即將造成的影響，往往在回溯時才益加清晰。不僅楊郁文學習日語的因緣是如此，父親搬到石龜溪的事情也是如此。

原本楊郁文全家住在古坑鄉，但是有一回父親外診險些出意外，才又搬到石龜溪。以前交通工具不便利，山區的道路也未經開發，有人生病無法來診所，家屬就會拜託醫生出診：

但是去的時候，醫生還有伴，甚至溪流大一點，家屬還會背醫生走過去。可是看完診要回來，有時候病人的家屬不會護送，醫生要單獨回來。但是地勢很陡峭，所以有時候本來溪水很少，可是內山一下大雨，水就會一下子沖下來，溪流暴漲。

古坑鄉地處山區、地勢陡峭，溪水暴漲快速，往往令人措手不及。楊郁文的父親獨自回來，差一點就被溪水沖走：

我父親心裡想不太深吧，可是一下子水就沖過來了，我父親差一點被水沖走。我祖母說那不行，雖然存心要救人，可是自己的命要先保住，保得好才可以救更多的人。所以我們就從雲林縣的古坑鄉，又往海邊搬到石龜溪。

由此可見當時的醫療狀況仍然相當困窘，而醫生治療病患必須耗費相當大的心力。這事情雖然不是楊郁文記憶所能及的，但是經由家人的轉述，卻也使得他自小對生命平添一份無常感。

這一起意外讓他們又舉家遷移，搬去石龜溪。而石龜溪悠久濃厚的民間信仰讓他們全家開始受到宗教的洗禮。不但楊郁文的父親後來當了鸞堂的堂主，年幼的楊郁文也在這樣的環境熏陶之下，自小相信有不可知的神力存在，並且也從閱讀鸞堂善書之中，養成了閱讀漢文典籍的能力，以及奠定「增上善學」的人格基礎。因此居住在石龜溪這段時日，對於楊郁文的父母以及楊郁文本身可說是影響深遠。



第三節　童年

一、鸞堂再起

楊郁文的童年記憶是從石龜溪開始的。石龜溪也是楊郁文的故鄉，差不多有四代的楊氏祖墳都在這裡。而石龜溪乃是當地民間信仰的一處集中地，宗教氣息相當濃厚，信仰中心包括贊天宮感化堂、媽祖廟、元帥爺廟等。

鸞堂為台灣傳統民間信仰之一，奉祀主神為關聖帝君，扶鸞儀式在中國寺院也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了。由於鸞堂皆以四書五經為教本，信眾容易賦有大漢民族的意識，所以皇民化時期日本政府下令禁止鸞堂所有的活動。不過鸞堂的活動並未全面止息，仍然在民間不斷運作。

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宣布恢復宗教信仰的自由。此時這股民間信仰的力量便化暗為明，鸞堂如雨後春筍般盛極一時，石龜溪贊天宮感化堂便成為當時重要的鸞堂堂口之一（林永根1984︰73-74）。此時楊郁文正值頑皮好動的年紀，鸞堂扶鸞如此熱鬧的活動，他自然不會錯過：

小孩子頑皮，覺得鸞堂的宗教儀式還有扶乩過程都很神奇，有空就跑去參觀。我很小的時候就可以確定，除了人類以外還有看不到的鬼神存在，為什麼會這樣想呢？因為目不識丁的農夫，白天去農田工作，太陽下山回來，吃過飯、洗完澡就來鸞堂，就是神明會附身的那一個乩身。來了以後，先靜下心來。時間一到，站到鸞堂的神殿裡面唱誦迎神的偈，然後就開始活躍起來了。

楊郁文原先只是基於一時的好奇，跑去鸞堂看熱鬧。沒想到發生的事情如此的神奇，讓他不得不相信真的有鬼神：

燒香是在背後，我站在風頭本來聞不到香味，可是不久有一陣很奇怪的香味飄過，但不是燃香的氣味，就像是風這樣吹來。只要聞到了，不要幾秒鐘扶乩的人就嘎嘎嘎嘎，像神明附身了那樣，開始轉那個Y字型有一個往下垂的，用桃木做的乩筆，在弄平的香灰上面寫字。有好幾個人在看他寫什麼字，一個字、一個字記錄下來。

不管民眾要問身體、前途、平安等任何問題都沒有關係，只要把姓名和住址寫下來，在神祀之前燒掉就可以了。這些原本目不識丁的農夫一旦開始被附身，就會用乩筆寫字回覆信眾，並且使用的是五言或七言押韻的詩詞：

名字普通是三個，但是兩個、四個字也都有，假使三個字就添加最後一個字，然後以合乎作詩的押韻原則開始寫。有時候是五言的，有時候是七言的。每一個問題都會回答。而且要答給誰都很清楚，因為從橫的第一排念下來就知道姓名了。

回覆的詩詞，每句開頭的第一個字合起來就是提問人的名字，這是一般很難做到的事情，更何況是由目不識丁的農夫所寫出來的：

有人說這可以騙人，另外有一批會背誦詩句的人，已經按照原來構想好的字句弄成答案寫出來了，但是我看到的這個絕對不是這一種情形。所以我從小就相信，一定有人類以外的精神體在操作這個不識字的人，讓這個人在他的指揮下傳達某一些事項。

無論從身上飄過去的特殊香味或是扶鸞的儀式，都讓楊郁文深信確有神力存在，況且他的父親還經常為那些乩生看病，很清楚他們真的不識字，要作假是很困難的。所以不僅楊郁文自己，就連他的父親也逐漸相信了：

那一些乩生都是不識字的人，怎麼可能像讀過漢學好幾年的人，能夠隨時弄成一首詩來回答人家所詢問的事？所以我父親開始相信有鬼神，我媽媽跟著相信。我雖然也相信，但不是信徒，只是相信有鬼神在。

扶鸞活動每逢三、六、九日──也就是每隔三天——就有一次。楊郁文分析，早期扶鸞具備的社會功能是「勸人為善」與「為人解決困難」等兩大項，但是影響他較為深遠的，應該是鸞堂所印製的善書——《覺路金繩》：

在皇民化禁止前，早期他們有將扶鸞寫成一本善書，名字叫做《覺路金繩》。意思是要成就大覺、要開悟，所順著最好的一條道路。皇民化以後禁止台灣民間信仰的活動，神像都要拿去燒掉，但是有許多人把它藏了起來，後來有人把底本拿去重新複印。

這本《覺路金繩》對楊郁文之重要影響有二：一是讓他在年少時期，便已奠定了「增上善學」的人格基礎；二者是讓他養成了日後研習漢語佛典的漢文根基。


二、學習漢文

國民政府來台以後，台灣人民開始有著回歸祖國的夢想，民間盛行學習閩南語發音的漢文課程。楊郁文說道：

那時代的台灣人都被壓迫，認為光復像是回歸祖國一樣的。認為自己是漢民族，那個是大和民族，所以有民族自尊心的一股熱情，大家都去學漢語。以前叫做漢學，就是小班教導漢文的學校，體制外的私塾。

由於父親有朋友是私塾的老師，所以楊郁文得以免費跟著一起上課。不到兩年，像《覺路金繩》這類的書籍，他已經看得懂了：

沒有幾年幾乎常用的字都學過了。所以《覺路金繩》，我才小學就已經全部看得懂，曉得要行善才好，存著歹心是不好的。那時候學的漢學相當於中古漢語，所以我後來閱讀《阿含經》這些比較早期翻譯的經文，障礙就很少。

因為閩南語的漢文保留了許多和古漢語的共通之處，所以自小受到漢語熏陶的楊郁文，讀起早期翻譯的佛教經典障礙就很少。

目前普遍使用的國語僅有四音，但是閩南語卻仍然如中古漢語的發音那般保留著八音。在一些梵唄的木刻本，都還可以看到標注八音的痕跡：

那種梵唄用木刻的誦本，像《金剛經》、《般若蜜心經》或者是《阿彌陀經》，方塊字上面就有符號，那個符號就是在標明是八音裡面的第幾音。念的時候，音就不會發錯。音不發錯，意義就不會混淆。比較早期佛經的版本，特別是木刻的，它都有把會混淆的字標出要讀第幾音。

楊郁文小時候就是用閩南語的發音來閱讀典籍的，而如此的發音方式也與中古漢語較為接近，因此他至今仍然保留著這樣的閱讀習慣：

「古漢語」是那個時代漢民族最共通的話。許多漢譯經典是在中古漢語的背景翻譯出來的，文章的構造和語言的表述跟現代白話文有一些已經差異很多了。所以現在我讀經還是用閩南語的漢文讀的，講課的時候才用國語說出來。

楊郁文平常都使用閩南語閱讀佛經，在課堂上才改用國語說出口。他認為自己的國語發音始終不是很標準，這和當時教他的老師有關係。這些老師們自己也不知道應該要如何發音，只聽過廣播就去教學生了：

假設八點是第一堂課，六點就有廣播，老師透過收音機學會了什麼，八點馬上就來教我們。可是聽覺差一點，發音就會差一點。就算聽得很好，可是一些轉音，包括舌頭的運用、口腔的形狀、共鳴點的差異也會出錯。所以我的國語很不標準，但也沒有辦法，那時候學的已經印下很深刻的烙痕。

為了彌補因為發音不準可能造成的誤解，在上課時候只要遇到關鍵字，他就會寫白板。而他的白板字包含了「紅、黑、藍、綠」等四種顏色，分別表示出該字辭不同的涵義。所以寫白板的好處，不只是可以避免學生聽錯，又可以讓學生藉此學習到他獨特的顏色標記方式。


三、農家空襲

從楊郁文描述他學習國語的狀況來看，台灣戰後國民教育才剛起步而已，不過當時更嚴重的卻是經濟問題。9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戰爭規模不斷擴大，日本政府從1945年全面實施徵兵制，造成台灣青年大量傷亡，致使台灣民生經濟大受打擊。

戰亂期間，台灣曾經受到盟軍大規模的空襲多達二十五次，使得農工產值在1945年降到最低點。不但農業產值僅剩下戰前的一半，工業產值更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所以國民政府甫自來台那段時期，人民生活非常清苦，孩子們都要必須做童工貼補家用。因此，就連父親是一位名醫的楊郁文，小時候也要去牧羊、趕鵝，或是幫同學撿落花生、拾稻穗：

農家收落花生，有一些會留在土裡面或是露出一點點，撿起來很麻煩，所以就允許別人家去撿，鄉下窮人家就靠撿這些東西過日子。像稻穀遺落在那裡一點點、一點點的也都會去撿來。還有人家收蕃薯，犁過或是用鋤頭弄過以後，還有一小塊蕃薯留在那邊，他們也會撿回來當食物。

農人收成以後，允許窮人家的孩子撿拾殘留的農作回家。這種景象固然刻畫出農民生活清苦的一面，但是也同時描繪出農家彼此扶持的人情味。

窮人家連吃正餐都有問題了，小孩子根本不可能有零嘴可吃。而當時到處種滿了甘蔗，有些小孩子抵不住誘惑，就會想要偷摘來吃：

同學比較窮一點，沒什麼零嘴，看到甘蔗好像可以吃了就要動手。巡田的人遠遠看到了就開始嚷嚷，喊起來了！我們大家就開始跑呀！我根本不想要，不過我同學真的是想要摘來吃啦！我不敢，因為曉得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農家把農作當作是寶貝一樣地在看管，十分珍視農作，怎麼能夠讓貪嘴的孩子亂來呢！不過就是因為這些農民的兢兢業業，台灣幾年之後經濟逐漸發展起來了，不久後國際糖價大漲，台灣國際貿易收支於1964年首度出現順差，經濟成長率更高達12%。而從1961年算起的十年之間，台灣雖然歷經退出聯合國等多起外交險阻，國民所得年增率卻始終維持在兩位數以上，被世人稱為「台灣的經濟奇蹟」，這是胼手胝足農民們辛勞的成果。

除了農作被視為珍寶以外，連年戰亂也讓人目睹戰爭的可怕。在日本政府投降以前，楊郁文就曾經親眼看到美軍空襲糖廠的畫面：

那裡是虎尾糖廠，所以變成轟炸的目標。站高一點，就可以看到轟炸虎尾糖廠的那種情景。飛機飛得很低很響，從樹梢很快速地飛過，還開了機關槍，我們隔壁巷有人鼻子就被打掉了。那時候我在學校校門口，外面有一個布告欄，我就趕快跑到布告欄後面。

戰亂時期最容易令人感受到生命的無常，而當時就算有錢也買不到東西吃，所以楊郁文的母親也必須下田去種菜。有一回空襲的時候，他的母親就剛好在菜園裡：

我母親很擔心家人有沒有受傷，因為掃射的聲音很近，就有人鼻子剛好被打掉呀！而我母親在菜園就地隱蔽起來，看到飛機飛過，心裡想，牛車架子朝著上面，好像高射砲那樣子，不知道飛機會不會掃射過來呀？

擔心家人會不會受傷、擔心轟炸機會不會把牛車架子看成是高射炮，生動描寫出戰亂期間許多老百姓的心情。

儘管生活十分困苦，戰亂時期又充滿無常感，但是楊郁文卻認為這些都是增進他日後了解佛經的資糧。尤其當他看到佛陀舉了許多有關農作的比喻時，他一眼見到就感覺非常熟悉，馬上能夠有所體會。可惜這段令他懷念的農村歲月並沒有持續很久，在楊郁文即將步入中學以前，父母為了他的學業著想，決定舉家搬回到斗南鎮。


四、關於死亡

除了教育和經濟環境以外，影響台灣人民最深的就是醫療了。盤尼西林（penicillin）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才有的，所以當時許多化膿性與感染性的疾病根本無藥可醫，病患都只能依靠自己的體力把病菌消滅掉。抵抗力較弱小孩子，很容易會被流行性疾病奪走了他們的小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