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寫江戶佛教思想
Japanese Buddhist Thought during the Edo Period: A Glimpse from the Other Side

一、問題的提出

一九六九年聖嚴法師（一九三一─二○○九）赴日本求學，接受佛教現代化教育的洗禮，一九七五年取得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蕅益智旭研究》，後來以「明末中國佛教研究：以智旭為中心」為題，在日本出版。一九八八年關世謙將之翻譯成中文，由臺灣學生書局出版。而在此前一年，東初出版社出版了聖嚴法師的另一部作品《明末佛教研究》，收錄了〈明末的禪宗人物及其特色〉、〈明末的淨土教人物及其思想〉、〈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明末的居士佛教〉等文章。這兩部著作在中文學界晚明佛教研究史上占有先行的重要地位。倘若我們細究這兩部作品，無論是在材料或問題意識方面，會發現都與日本江戶時期的佛教學術發展、成果有所淵源。首先，兩書所大量援用的明清佛教文獻，並非直承中土而來，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前田慧雲（一八五七─一九三○）、中野達慧（一八七一─一九三四）編纂的《大日本續藏經》（以下簡稱《續藏經》）。當時編纂《續藏經》所採的這些文獻底本，部分雖得自於楊文會（一八三七─一九一一）等人從中土的寄贈，但更多的是江戶時期所保存下來的。其次，聖嚴法師赴日求學，受到?本幸男（一八九九─一九七三）教授的鼓勵，挑選蕅益智旭（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做為研究對象，實則也與智旭著作隨《嘉興藏》傳入江戶後，受到江戶僧人的關注，翻刻、講演、註釋不斷，隨而成為日本傳統佛教學術資源的組成部分有關。聖嚴法師此一個案告訴我們，若擴大從東亞的視域來看，近世以降各區域間的佛教發展有其連續性，這是以往較為研究中國佛教的學者所不見的。

明清時期由民間力量主導刊刻的《嘉興藏》傳入江戶以後，引起了江戶僧人偌大的關注。除了鐵眼道光（一六三○─一六八二）傾其心力所刊行的《黃檗藏》的流通，擴大了《嘉興藏》的影響以外，中國藏經的輸入也促使當時僧侶留心佛經版本異同、編目、刊行等問題，乃至興起編藏的構想。前田慧雲提及《續藏經》編纂的淵源時，上溯到了江戶時期淨土真宗的先賢桃花房智洞（一七三六─一八○五）、玄智（一七三四─一七九四）。按查一卷本《淨土真宗教典志》，玄智在「龍谷學黌內典現存目錄五卷　天明三年十一月淨教寺智洞作」條下說道：

今謂本邦有二藏：一、慶安元年東叡山寬永寺天海始刻大藏，梵筴多誤，蓋模洛西法金剛院宋藏者也。今廢不行。兩六條等諸大剎往往安焉。二、延寶六年黃檗山萬福寺鐵眼又彫大藏，惟取萬曆刊本翻刻耳。現行於世。自是藏經易請，簿秩緻紙，便于繙讀，功實為大焉。然多誤脫錯簡。且檢諸藏編集，至支那著述之選，則僅取天台三大部章疏及枝末鈔記，或禪徒語錄、文集等類以充其數；或於同本棄本取末，近如取《集禮懺儀》而漏《十二禮》，及《往生禮讚》載〈自鏡錄序〉而逸本錄等，最為不滿。蓋當唐季五代亂爭、經典散失之時而集結之，故不得全備耳。本邦舊來丕富內典，所謂淨土章疏、《大乘義章》、《十地論義記》、《維摩義記》、法雲《法華疏》、三論疏、六經《遊意》、《俱舍》泰、光、寶三疏，……不遑勝數。鐵眼奚無意于修補，而仍用明藏闕雜甚者翻刻之乎？憾哉！顧夫改刻別藏者，事非容易，冀傍明藏，別製大藏目錄，聖經依餘藏等補闕本，漢典芟雜，削末代以本邦現流諸大家疏，以千文為記，全如舊式，令其請藏經者不必守株於明藏，直從新目請求經疏，新編諸本製帙附號，則僅刻若干部而全藏斯成，所謂護持叔世佛法而資益後進之盛舉也。

玄智雖對鐵眼道光所刊行、繼承《嘉興藏》載體規制特點的《黃檗藏》有所稱美，認為便於流通與閱讀，但卻對其內容之因襲擇取頗為不滿。由於重新編纂藏經的工程浩大，並非易事，所以他建議的折衷方式是以《嘉興藏》為基礎，重編藏經目錄，翻譯的經典（「聖經」）以其他大藏經版本補闕，漢文著述（「漢典」）方面，則補入當時流行的重要大家作品（即如引文中提及的淨土章疏、《大乘義章》、《十地論義記》等）。然而彼時玄智不敢奢想的重新編輯大藏經的事業，卻在明治時期以後得到實現。

江戶佛教在編目、整理文獻方面的成果，乃至編藏構想，相當程度的為明治佛教所吸收。明治、大正時期的《續藏經》、《大正新脩大藏經》（以下簡稱《大藏經》）已然成為漢傳佛教典籍的權威性文本。特別是高楠順次郎（一八六六─一九四五）、渡邊海旭（一八七二─一九三三）監修的《大正藏》，是西方佛教語文學影響下的現代性學術成果，此點常為人所津津樂道，然而其淵源於江戶佛教的學術發展脈絡，以及從江戶時期就開始醞釀積累的學術能量，同樣不可輕忽。

其次，不僅是版本同異等問題，江戶時期隨著《嘉興藏》傳入的中國僧人著作的內容，也引起了學僧們的注意，重刻、講演、註釋等等活動，所在多有，遠超乎當前學界的一般想像。而江戶佛教所留存下來的對於各類經典的大量註釋成果，更被學界所忽略，大量的寫本文獻散藏在各地圖書館與寺院中，乏人問津。

再一方面，就學問的性格來說，江戶佛教興起「印度學」熱潮，亦即出現對印度佛教以及非佛教經典的研究潮流，留下許多註疏。在佛教義學內部，不論是繼承，或是新創，當時都充分認識到以唯心為主流的東亞佛教必須重建對實在論的認識，重新面對實在論的挑戰。對比於以禪淨融合或性相交涉為框架的明清佛教思想，江戶佛教更貼近於現代哲學的問題意識。何以十七世紀以後中國和日本佛教的知識活動走上不同的道路？其影響與意義為何？明治以降的佛教學與印度學是否可在江戶時期追溯其本土途徑？都是必須進一步探問的議題。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漢學家神田喜一郎（一八九七─一九八四）在一九六九年所發表的〈鳳潭．闇齋．徂徠〉一文中已高度評價江戶時期的佛教學研究，認為就佛教學問的研究而言，除了明治時代中期以後，日本佛教史上沒有比江戶時代更為發達的時期。其中，該文提及了真宗的法幢留下了兩冊題名為「俱舍論稽古」的作品，認為其研究方法不僅「科學」，判斷又正確，「與今日進步的佛教學研究相比，毫不遜色」。

而對於十善之助（一八七七─一九五五）將近世佛教定調為「墮落佛教」的觀點，日本佛教學界後來也一直有反思的聲音出現。林淳為佼成出版社《新亞洲佛教史》第十三冊《民眾佛教的紮根》所寫的序提到日本近世佛教的研究可分為三期，其中第一期以《近世佛教》期刊的刊行為標誌，說：「這是近世佛教研究的獨立宣言，善加利用龐大的近世史料，提示了試圖超越『近世佛教＝墮落論』的研究理路。」同時指出《民眾佛教?定著》一書中的第三章〈佛教與江戶諸思想〉、第四章〈教學進展與佛教改革運動〉「堪稱是從思想史的立場來繼承《近世佛教》的問題意識」，說：

第三章〈佛教與江戶諸思想〉、第四章〈教學進展與佛教改革運動〉，是從思想史的立場來嘗試評價近世佛教的思想。前者是探索各種思想與佛教的交涉過程，試圖探究近世佛教所主張的平等思想是否可能實現。後者是以學僧教學活動的多元化及其教學空間為對象，描繪另一種近世佛教的生動世界。有關試圖發現佛教思想或教學所具備的可能性上，堪稱是從思想史的立場來繼承《近世佛教》的問題意識。

此二章的執筆者為西村玲（一九七二─二○一六）。她是東北大學文學研究科博士，並於擔任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期間接受東京大學末木文美士等教授的指導。曾以「普寂為中心的日本近世佛教思想研究」獲得第六屆「日本學術振興會賞」及「日本學士院學術獎勵賞」（二○一○）殊榮。主要的專著有以博士論文改寫出版的《近世佛教思想的獨創：僧侶普寂的思想實踐》，以及身後師友們蒐集她的研究論文集結而成的《近世佛教論》一書。除了反思與挑戰江戶佛教墮落論的觀點以外，西村玲的研究還有一項值得注意的特色，即關注江戶佛教發展中的「中國」因素，亦即留心渡日華僧與傳進書籍的影響，如〈慧命的回路：明末．雲棲袾宏的不殺思想〉、〈虛空與天主：中國．明末佛教對基督教之批判〉、〈東亞的基督教批判：從明末佛教到江戶佛教〉、〈明末不殺放生思想的日本受容：雲棲袾宏與江戶佛教〉等一系列論文，突破傳統宗學研究的框架，嘗試將江戶佛教置於東亞世界中來考慮。

最後，既以江戶佛教為對象，就不能忽視做為其教學主體的宗學。所謂的宗學，指的是日本佛教各宗派以各自宗祖著述和生平事跡而發展起來的教義、儀規體系及其傳承譜系，可以說是日本佛教的核心部分。關乎此，中文佛教研究界甚少有所關注，實為一大缺憾。特別是近代以來，日本佛教的宗學，隨著日本各宗在東亞內部的傳教，擴散到各個區域，特別是在中國，觸動了不同佛教思想傳統的反響與激盪。

綜上所述，近世到近代東亞佛教學術、思想的發展，江戶佛教實占有關鍵的地位。可惜它做為重要研究關捩的角色，長期為人所輕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