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國家與佛教：日本IV
Buddhism and the Modern Japanese State: Japan IV

第一節　近代日本的佛教與諸宗教
一、法華＝日蓮系佛教勢力的抬頭

自明治維新之後至進入二十一世紀為止，若從宏觀的角度來探討這段時期的日本佛教之際，其最大的特徵就在於佛教從以寺院為中心蛻變成以在家信徒為中心來推動，以及轉變成積極投入社會關懷活動。這如同被稱為葬式佛教般（圭室諦成，一九六三）成為艱難的試煉，亦即佛寺與僧侶設法轉變這種在有限的儀禮空間內，扮演形式上之角色的傾向，並藉此挽回對一般社會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身為在家信徒的佛教人士或佛教護持者，有不少是在相對情況下脫離寺院組織而獨立，並將佛法根植於日常生活中，或試圖積極參與政治或社會生活的相關活動。其中最顯著的現象，是高揭在家主義的法華＝日蓮系新宗教勢力的抬頭。的確在參與政治方面，信奉法華＝日蓮系的佛教徒發揮極大功能。近代日本佛教團體的勢力圖，受到法華＝日蓮系佛教的勢力抬頭所影響，故而大為改寫發展過程。

毋庸置疑地，近代佛教試圖發展在家佛教，或在加強社會參與之下獲得成果非凡，這些實例不僅限於法華＝日蓮系新宗教。實際上，近代的在家佛教之中，出現如淨土真宗系或禪宗系等各種例子。在佛教參與社會方面，從參與政治至教育活動、社會事業的領域，其種類形形色色。縱覽這些活動或事業之下，必須檢討法華＝日蓮系佛教在近代日本佛教史上的定位。

二、佛教地位低微

自明治維新之後，江戶時代以檀家制度為基礎而穩固確立的葬祭佛教（所謂的「葬式佛教」，其實是包括葬儀之外的祭祖等多方領域，故今日以「葬祭佛教」為標準用語。參照伊藤唯真、藤井正雄，一九九七）雖蒙受神佛分離、廢佛毀釋等各種因素所打擊，依舊維持傳統佛教的基礎。就此意味而言，傳統佛教堪稱是繼續根植於庶民生活的基礎中。然而，儒學在江戶時代後期是以武士為中心逐漸滲透其階層中（多數藩校設立於十九世紀）。此外並發展國學，如同有「草莽國學」之稱般，滲透至富農或商人等階層。這種現象顯示出佛教地位在當時的知識整體布局中逐漸低微，儒教或神道的地位逐漸攀升，如此情況與佛教在各種社會活動領域中的地位愈漸低下有密切關聯。

江戶時代的佛教教團在某方面是備受禮遇，這是基於為了排除切支丹邪宗門而設置宗門改制，並強制國民成為佛教寺院的檀家信徒所致。但在整個江戶時代，身為支配階層的武士對於儒教，時而對於神道式的統治思想逐漸產生親近感，甚至影響到商人或農民。另一方面，多與日常生活的苦惱或幸福相關的神佛習合社寺或宗教人士，開始逐漸脫離傳統佛教教團的統治，轉變成由庶民構成的講集團（編案：舉行宗教講會或為求互助而形成的集會組織）。這與在如同山岳信仰般的神佛習合所形成的宗教領域中，神道要素的影響力逐漸增強有所關聯（Herman Ooms，一九九○；島薗進，二○○一a、二○○四）。

明治維新與神佛分離、廢佛毀釋促使這些變化更為加速。隨著日本國民國家的形成，佛教的世界觀與佛教的知識，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迅速低落。這種變化可彙整為以下四大面向：（一）佛教從屬於國家神道；（二）近代學校教育的滲透；（三）儒教的發展遲緩與基督教的影響力增強；（四）神佛習合的宗教領域神道化與新宗教抬頭——筆者想針對前述的各種側面，依序進行概略說明。

（一）佛教從屬於國家神道

明治政府將國體論視為統合理念，對於執行神道儀式的天皇表以崇敬的這種行為，被視為確立國家精神骨幹的方針，並為此提出各種方策。至於神佛分離、廢佛毀釋則是該方策的出發點。將記紀神話（編案：由《古事記》、《日本書紀》記載的天皇家事蹟或祭祀傳承，加上相關的地方神話所構成）視為其發展淵源，試圖在國家神道（祭、政、教一致體制）之下統合所有國民，而國家神道則是崇敬將伊勢神宮奉為祖神的天皇。

然而，究竟是採取何種制度來實踐新體制？其過程迂迴曲折，至〈教育敕語〉（編案：明治天皇針對道德根本及教育基本理念所發布的敕言）於明治二十三年（一八九○）頒布之際，幾乎逐漸確定形式。在此過程中，佛教教團的影響力被排除在國家中樞之外，佛教不僅接受國家神道，更在此有限範圍中縮減活動領域。原本大致上應根據憲法保障「信仰自由」，卻遭受以崇敬「神聖天皇」為首的各種框限所束縛。該如何在沒有矛盾的範圍下參與社會（如何保持並擴大在世俗生活中的影響力），則成為重大課題。

（二）近代學校教育的滲透

為了提高識字率，故而學習以近代科學或近代社會制度為首的新知識體系，在此同時，對於與西洋列強為伍的帝國日本，學校教育在做為培育國民的場域方面得以迅速普及化。在新學校教育，尤其是初等、中等教育之中，佛教幾乎毫無任何地位可言，國家神道與西洋傳入的近代知識，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構成要素。至今佛教教團儲存的知識資源，被迫壓縮在有限、狹隘的社會生活領域中。儒學早已在江戶時代滲透日本，佛教在世界觀與知識領域上的地位不斷降低，況且在歷經近代學校教育的普及化之下，其地位更是明顯低落。在沿襲新近代世界觀或近代學問及知識的過程中，必須強化佛教世界觀及知識方面的因應能力，但此非易事。傳統佛教教團在學習西洋文獻學的過程中，試圖恢復在文獻學方面的知識權威，但在做為挽回佛教教團的社會地位低微之策，其效果則十分有限。

（三）儒教的發展遲緩與基督教的影響力增強

隨著西方各國施壓，日本解除對切支丹邪宗門的禁止及壓迫，在此同時，做為支持近代文明發展及人類進化的宗教而博得敬畏之念的天主教就此傳入日本。另一方面，至江戶時代後期之前，儒教原本成為武士在知識層面上形成自我的主軸，卻迅速喪失其影響力。如項目（二）所述，學校教育這種培育新知識分子的系統形成後，對佛教而言是一種打擊。

然而，佛教的情況是佛教教團不斷延續，故可維持獨特的人格形成系統。儒教歷經儒學教育系統衰退，導致人力、組織基礎大幅喪失，取而代之出現的，則是近代學校教育所教導的知識體系，就多方面來看，可被接納的是這些知識體系與天主教具有密切關聯。如此情況下，在具有儒學素養的舊武士階層中，有為數不少的青年武士信奉天主教，故而近代日本的天主教蘊涵著濃厚的菁英階層所具備的宗教特性（島園進，二○○一b）。「近代佛教思想」將大量心力傾注在與天主教對抗的知識活動中。若將庶民牽涉其中並予以教化此點來看，並無法獲得卓越成果。

（四）神佛習合的宗教領域神道化與新宗教抬頭

神佛習合的宗教領域，是最強烈受到神佛分離、廢佛毀釋所影響。例如，至今修驗道或稻荷信仰主要是由佛寺組織所管轄，在此同時，尊奉與自身親近的神靈之力並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民間宗教人士，則以此為契機，就此脫離佛教教團的束縛（島園進，二○○四）。早已進行神佛習合的宗教領域，其神道化更為快速。如此不斷擴大的民間神道團體，多屬於教派神道（編案：由明治政府公認的神道系教團之總稱，明治時代末期主要是以出雲大社教、黑住教、神道修成派等神道十三派所構成）的各種教團。

但在教派神道之中，亦有在教祖指導下透過新救濟信仰來形成團結一致的宗教團體。例如，黑住教、禊教、天理教、金光教、丸山教等，統括為習合神道系的新宗教。光就從事與庶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宗教活動此點來看，這些教派神道的各種團體與佛教教團逐漸成為競爭關係。自明治維新之後在各方面皆逐漸大眾化，宗教團體的大眾化多伴隨著信仰活動逐漸神道化。教派神道在做為宗教集團方面出現兩種情況，皆促使傳統佛教的影響力逐漸式微。其一就是不僅取代佛式喪儀，經營廉價且具有親近感的喪葬儀式，另一方面，則是與具有祈求作用的寺院相抗衡，擔任可促使獲得現世利益的信仰。

佛教相關人士，對於日本宗教地形（宗教情勢）發生大幅變動，佛教教團地基逐漸脆弱的現象，被迫懷著危機意識接納如此事實。明治維新之後的佛教教團或佛教指導者、知識分子等人士，在前述的嚴酷環境下摸索該如何挽回頹勢，並在近代社會中維持及擴充影響力。其中意識到極為重要的課題，就是可超越以寺院與僧侶為中心的葬祭佛教，並朝向世俗社會展開活動。近代佛教的歷史，可從追求向世俗社會顯示其存在意義的佛教發展方式這種角度來予以檢視。實際上，多是藉此觀點來進行研究或考察（有關佛教在明治時期恢復失土及邁向蛻變的各種動向，可參照以下各種研究：什善之助，一九四九；池田英俊，一九七六ａ、一九七六ｂ；柏原祐泉，一九八九；James E. Ketelaar，二○○六）。

本章同樣繼續採用此項觀點。在此筆者想由此動向中，將重點置於積極投入與世俗社會產生關聯的法華＝日蓮系佛教運動來進行說明。這是基於筆者認為配合國民國家形成的步調，來強勁推展佛教運動的正是該佛教系統，法華＝日蓮系佛教運動在豪華絢麗下的發展，是國民國家日本的佛教所呈現出最顯著的特徵。就時期而言，自明治時代後期至昭和時代前期是焦點時期。雖說如此，並不能完全忽視其他系統的佛教運動。在某種程度上，筆者試圖留意觀察日本佛教的整體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