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悔前行：佛教藝術澱積者釋寬謙口述史

臺灣宜蘭是我的家鄉，但我在臺北市出生、長大、就學，小時候常常隨著外婆往返宜蘭、臺北之間。一路陪伴我長大的是家父塑造的佛像、外婆常去的宜蘭念佛會，以及家族濃厚的親情。

大陸、臺灣，楊家與兩地的因緣

先祖仗義搭救陌生女子牽起姻緣

家父楊英風的朋友林今開先生，著有《狂人百相》，筆調活潑，很有歷史概念。一九九○年家父在北京生了一場大病，讓林先生很緊張，家父病癒以後，林先生發心要替我們尋找族譜。

林先生前往中國大陸探尋，從宜蘭追到泉州，發現故居有個地方名為「佛壇」，在當地找了許多資料，寫成《八千里路雲和月》，自家父上溯到祖父、再更上幾代，紀錄我們家族是如何來到臺灣，可惜來不及出版，他就過世了。二○○二至二○一一年，我們與新竹交通大學合作出版三十冊的《楊英風全集》，將此書收入第二十八冊。我很佩服他一一溯源查詢的精神，他說歷史像影印機一樣，自然會複製到下一代。我出家的時候，以為家族內沒有出家人，卻查到楊家在前幾代就有人在「佛壇」出家。

根據林先生查訪的家族故事，楊家第一代先祖一直想來臺灣發展，但苦無機會，某天在家鄉見到有位女子被人非禮，出手搭救，不慎將非禮女子之人打倒，驚動鄉人，於是就匆匆忙忙逃離大陸到臺灣。這女子出自文人家庭，因為有此難堪的遭遇，在家鄉很難立足，尋思託身當時搭救她的人，不斷打聽下才得知恩人已去了臺灣，女子立刻想方設法來臺。當時單身女子是很難渡海到臺灣，她就將自己裝在雞籠裡，當成貨品隨船到臺灣來，在臺灣上岸後，熱心人士把她直接送到先祖家裡。

這位女子和先祖結婚後，從此相夫教子，而繡花、繪畫都是她的專長；先祖乃是種田人家，閒暇時幫人蓋房子，先祖母就協助他點綴裝飾屋面。我想手藝基因就是這樣遺傳到家父身上。家父是來臺的第七代，我不曉得林先生如何訪談得知這樣的故事，但確實有根有據，也可見家父的藝術天分其來有自。

根據家父的紀錄：「祖先楊聘，於一七二九年，清朝雍正年間，從福建遠渡到臺灣，與宜蘭開拓之父吳沙，共同在新世界注入了新開拓者的熱情。」將近兩百年後，祖父楊朝木同樣擁有先祖的冒險精神，在亞洲大動亂的一九三○年代，帶著祖母陳鴛鴦與孩子，如鮭魚返鄉般前進中國發展。

祖父母赴中國經商一別三十年

祖父是開創型的性格，到了中國大陸先在上海經營碾米廠，接著去北京開戲院，後來更遠赴東北發展。一九四九年來不及返回臺灣，滯留於大陸，直到一九七九年才離開中國大陸回到臺灣，但依然抱持創業理想，處處尋找商機，不知老之將至。

祖父母在中國的事業曾經臻至巔峰，他們度過了中國最後的精華時代，過得很富裕，家裡佣人不知凡幾，倆人生了三兄弟，都非常文靜，親友都覺得家裡似乎養了三位千金，不過祖母規定他們在家裡一定要講閩南語。

祖母與外婆是姊妹。外婆是三姊，名為陳水鴨；祖母排行第四，原名鴛鴦，後來改叫瀕洲。祖母是現代女性，她不肯纏足；而外婆則認命纏足，是內向的傳統女子，沒有讀書，守在宜蘭。祖母出外讀書，到上海、東北，和祖父在北京經營戲院。外婆擔心祖父母到了中國大陸發展事業不回家鄉，要求將他們的大兒子，也就是家父留在故鄉，由外婆照顧。因此，祖母於一九二六年在臺灣生下了家父後，便跟隨祖父去中國發展事業，隔一、兩年才回來宜蘭探望親戚，尤其是兒子。這在當時落後的宜蘭，總會引起一陣騷動，家父看著自己的母親，穿著旗袍裝點著亮片，就彷彿從天邊飛回來的一隻「鳳凰」。

每當又要離去，祖母就跟兒子（家父）指著天空的月亮：「阿母欲去的所在，你會當看著同一個月娘！咱倆人看著的是同一個月娘喔！阿母無論何時，都會佇月娘看著阿風你喲！」

從那天起，每當夜深人靜時，家父就獨自走到院子裡，目不轉睛地凝視著月亮。似乎在月亮中，看到了阿母攬鏡梳髮的形影，她身穿高雅、優美的旗袍身形，彷彿月娘派來的使者。家父腦海中重疊的影像，不是別的，而是浮現於月亮的母親背影，這正是家父「鳳凰系列」的創作原形。月亮也引導家父的眼界關注到宇宙天際，得以將沉緬於思念母親的煎熬及狹隘心態之苦，轉為對大自然的大愛，因而能從拘泥中解放、並且展現化煩惱為自在的特質。母親的永恆形象——月中的優雅身影，牽引家父的創作走向大愛的「宇宙真理」。

等到家父小學畢業，祖父母堅持要帶他到北京受教育，外婆又擔心他們不再回來，遂將自己的女兒李定，許配給妹妹的兒子（家父）。家父到中國讀書後，因為外公生病，受命回來結婚沖喜，這一次回來臺灣，就與祖父母睽違三十年，造化真是難以捉摸。

臺灣俗諺：「鴛鴦水鴨倆相隨。」但人間戰亂離散了這對姊妹，死生不能再見。祖母與外婆生離死別的這一段歲月，歷經了日治、抗戰與國共分裂，祖父母羈留大陸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想辦法離開中國。戒嚴期間依照規定，大陸居民不能直接回來臺灣，要在第三地住滿十年，幸好二叔楊景天住在美國，祖父母先到美國依親，家父奔走聯繫處理後，簽下保證祖父母回臺灣後不再離開臺灣的切結書，方得以讓二老提前歸來故鄉。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一別三十年，親人重聚，恍如隔世。祖父母從美國回來時，我們整個家族總動員，租了一輛遊覽車去機場迎接兩位老人家。

但那年仲夏，外婆剛剛過世，家裡設有靈堂，擔心祖母見此光景，會受到巨大的衝擊，所以先安排他們暫住表哥家。然而，手足親情的魂縈夢繫，讓祖母到了三更半夜依然睡不著，要求我們立即帶她去臺南看姊姊。這時我們不得不講出真相，一聽到姊姊已經過世，祖母慟心地昏厥過去。等了三十年，就只差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生死契闊，就此錯失，真是令人扼腕，人間至情悲戚莫過於此！

外婆、祖母這一對姊妹，是家父生命中重要的女性，也是家父創作的泉源與推手。外婆更於家父母結婚後，協助家母帶孫子、煮三餐、料理家務。

祖母回到臺灣之後，於一九八三年過世。家父與祖母一生聚少離多，但緣淺情深，童年時想念在北京的母親，只能仰望月亮的柔輝，代替母親的溫暖擁抱。祖母過世，我再度萌生出家念頭，兩相衝擊，家父遂創作了〈分合隨緣〉，呈現出對生離死別的深沉感悟。〈分合隨緣〉是由兩件大作品構成，可以成為一組，也可以獨立分開為兩件。作品體現法義，又充滿感動力量，動態的分合構件如飛碟般的斜鏡面，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彷彿道盡了楊家母子、鴛鴦水鴨姊妹此世情緣的生滅，以及父女相聚別離的去來，思念深遠的悠悠。

家父的身教與言教

家父回臺灣結婚、白手起家，祖父母在北京的產業，完全無法帶回臺灣，大陸變色後，音訊全無。一九四七至一九六○年，正是臺灣經濟窮困的年代，雖然「豐年社」雜誌美編的工作薪水不錯，但是一家九口，再加上阿姨的孩子們亦得挹注教育費用，經濟並不寬裕。然而一九六一年家父為日月潭教師會館完成的大浮雕創作，促使他辭去待遇優渥的工作，發願當一位專業藝術家。

家母不擅理財，對家庭經濟的協助不大，家事還得外婆幫忙。家中一直沒有工作室，雖然處在經濟拮据的惡劣環境中，但家父總是努力不懈、克服困難陸續完成大大小小的藝術作品。當時家父最好的工作室，就是建築製圖桌，在一張張的方眼紙上，完成原創作品的構思。

家父一九四○年代曾經在北京輔仁大學讀書，輔仁大學一九六一年於臺北復校後，于斌樞機主教希望家父以校友的身分去羅馬，代表學校向教皇致謝，感恩教皇協助復校。可是家中經濟不寬裕，怎有餘力去羅馬，不過于斌樞機主教說，只要有心去自然有辦法。很巧，當時菲律賓僑領請家父為他塑造肖像並翻鑄為銅像，這筆如及時雨般的收入，解決了家中經濟問題，父親順利前往羅馬。因緣時節不是巧合，而是點滴累積而來。

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六年家父在羅馬，而我正在讀小學的階段。這三年我們常常寫信給他，先在黑板上寫：「爸爸，我們想念您！」然後拍一張照片，寄去給他。記得家父出國時，在飛機上寫的明信片中提醒當年還是小學生的我，要多吃青菜，字裡行間盡是溫暖的叮嚀。孩子的想念、父親的慈愛在《楊英風全集》的書信篇處處可見，實屬傳統家庭中少見的「暖男」。出家前的我可是「滴菜不沾」，所以當我決定出家時，跌破許多人的眼鏡！

親情與藝術的澆灌

家父母結婚後，搬到臺北居住，曾經住過齊東街，後來搬到重慶南路。齊東街有很多日式宿舍，有一處立為「楊英風故居」，不過現在已經找不到了。家父的三姨就是我外婆，家族親戚眾多，家父、家母比其他親戚早到臺北，所以宜蘭親戚到臺北就先住我家，要買房子也都先跟家母借款，當時父母都還沒想到為自己買房子。家父既是創作的藝術家，更是家族的照顧者、接濟者，同時是無比孝順的長子。

初識佛法的來由

我有一個阿姨叫李邁，她家就住在宜蘭雷音寺的斜對面，外婆與阿姨都會參加雷音寺的共修會。繞佛時，外婆常常把我背在背上，如此一來，我的視角就比一般人高，眼睛看著大家繞佛，耳朵聽到阿彌陀佛的佛號，綿綿不斷，佛號繞梁三日不絕於耳。那時候我才三、四歲，但印象非常深刻，鮮明的畫面與聲音直到現在還是難以忘懷。

外婆纏小腳，膝蓋與腳力都不夠強健，因為力氣不大，繞佛時為了背起我，都是先把我拽進水槽上，再藉由水槽的高度將我背到她的背上。我們一老一少，在佛堂裡留下溫馨畫面，外婆必然不知道當年這樣一拽、一抱、一背、一繞，讓我日後與如來家業形影不離。外婆橋、外婆橋，是帶我通往寺院的一座橋。

因為外婆是虔誠的佛教徒，又有一位會塑造佛像的女婿，也一直有供養寺廟佛像的心願，所以小時候我常常見到家父與出家法師往來。例如法源講寺的覺心法師、法濟寺的印心法師，他們兩位是師兄弟，當時家父正為這兩座寺院塑造佛菩薩像。六、七歲的時候，我就常在法源講寺、法濟寺之間來來去去。家父工作時，我們就穿梭在佛像、菩薩像間，大佛彷彿是我們的大玩伴，我們常常坐在大佛的腿上，摸一摸佛手，或是藏身在佛背後，玩起捉迷藏。佛菩薩尊像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和藹親切的大朋友，更有很深的感情，也因為法源講寺有家父塑造的佛像，而成為我出家寺院的首選，因為眼前的佛菩薩像，就彷彿是家父陪伴在我的身邊，加上覺心法師又是家父的好友，很自然的就成為我的剃度師父。

爽朗大膽的本性

年尾出生的我，依規定要晚一年入學，家母只好先送我去就讀幼稚園。家兄奉琛唸國語實小，順理成章我應該要讀國語實小附設幼稚園，但是我堅持不要讀這間。無可奈何之下，家母只好帶著我到處找幼稚園。當時總統府後面有一間公務人員子女就讀的貴族學校——靜心幼稚園，我一看立即就說：「我要讀這一間。」然而，從南海路到博愛路交界的貴陽街是一段不算短的距離，上下課是需要接送的，但家母仍將我送到這裡讀書，由此可見，家父母對孩子的尊重。我常說我很溫柔，但是很堅持，而且從小就展現了這樣的特質

就讀幼稚園期間，常常由家父騎著單車載我去上學，家父吹著口哨，我就坐在前方橫桿上的小藤椅，迎著風看東看西，當時重慶南路都是田野風光。如今高樓臨立，歲月更迭，滄海桑田，已非昔日。

有一段時間家父和他的學生們去日月潭工作，改由家母接送。有一天放學，我一直等不到家母來接我，眼看著一個個小朋友都回家了，牆上只剩下我的名牌卡，左看右盼，依然等不到人，我就拿著卡片去找門房，指著卡片上的住家地址，請他幫我叫一輛三輪車載我回家。就這樣，我一個人坐著三輪車，好像坐在又寬又深的沙發上，路上很顛簸，我身體太小，伸手搆不到兩邊的扶手，但我一點也不緊張，反而有自由自在的感覺。一路上搖搖晃晃地經過總統府、法院、自由之家，最後回到南海路的家。一到家，家母一臉驚訝地說：「妳怎麼這麼厲害！會自己回來。」這一件事，讓我充滿信心與歡喜。

當時家父安排家兄跟許常惠音樂家學小提琴，由住在家裡的國立藝專學生周義雄負責接送。我常常看著家兄哭著出門，又哭著回來，很不情願去學琴，倒是我非常好奇，於是提議陪家兄去學琴，當我學出了興趣時，家兄卻堅持不肯去上課，讓我也沒機會繼續學習，因此拉小提琴一直是我未完成的美夢。

幼稚園畢業，回到原來的學區國語實小就讀，學區中以外省小孩居多，所以我的國語發音還不錯。記得當時常常有很多外國人坐在教室後面，跟著我們一起上國語課，大家一起玩，國語就在遊戲當中學起來了。國語的讀音跟閩南語全然不同，例如國語ㄥ和ㄣ的音要分清楚，該不該用唇音，像「陳」與「程」就不一樣，還有我們臺灣人對ㄈ跟ㄏ也常搞不清楚。

當時除了國語實小，還有北師附小、女師附小，這三所學校有點像姐妹校。尤其國語實小，從來不受升學壓力的影響，並沒有補習，全方位五育都沒缺少，在我們那個時代，學校不惡補是很難的，國語實小實施正常教學，美術、音樂都沒忽略，至今我還是覺得國語實小最好。國語實小與建國中學只有一牆之隔，我們打躲避球、打籃球，打著打著常常會把球丟到建中校園內。記得讀小學三年級到六年級時，下課後還會走到建國中學老師宿舍區，與一位音樂老師學鋼琴呢！

小學畢業那年，因為小提琴的夢還未了，我很勇敢的去找許常惠老師，執意請他幫忙買了一把小提琴，他當時已經不教小孩子拉琴，就把我交給他的新婚夫人教導，我又認真學了一段時間，終於認清自己不是音樂家的料，才總算放棄不學。自己雖當不成演奏家，但還是可以成為一位欣賞者。

家父有一位學生李正義，在國立藝專畢業後，進入功學社工作，因此贈送許多音樂會入場券給我們，我常常一個人搭著○東公車到終點站國際學舍，聆聽音樂會。當時的國際學舍算是位處臺北市的邊緣地帶，記得一到晚上就一片漆黑，我依然樂於前往欣賞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