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下

劉裕篡位之歲(西元四二○年)，在北魏道武帝拓拔珪即位之十二年。其後約二十年，元魏統一北方。自是成南北對峙之局者，幾將一百五十年。(陳亡於西元五八九年)其間南北風化，顯有殊異。南方自永嘉衣冠南渡以來，繼承三國以來之學風。迨至宋初，士大夫仍尊玄談。《宋書》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趙甌北論南朝習尚云：﹁至梁武帝，始崇尚經學。然魏晉之習，依然未改，且又甚焉。風氣所趨，積重難返，直至隋平陳之後，始掃除之。﹂見《廿二史劄記》。詳察羅什、慧遠之後，南北佛學亦漸分途。南統偏尚義理，不脫三玄之軌範。而士大夫與僧徒之結合，多襲支 道林。

許 詢。之遺風。佛陀跋多羅之在建業鬥場寺，宋僧弼與寶林書云：﹁鬥場禪師，甚有大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祐錄》本傳。比佛教禪匠於輔嗣、平叔之風流，人士之所向可知。南朝佛法之隆盛，約有三時。一在元嘉之世，以謝康樂為其中鉅子，謝固文士而兼擅玄趣。一在南齊竟陵王當國之時，而蕭子良亦並獎勵三玄之學。一在梁武帝之世，而梁武亦名士，篤於事佛者。佛義與玄學之同流，繼承魏晉之風，為南統之特徵。爰本斯旨，述其大事，而以其他支節附見焉。南朝譯經亦不少，然少特要之關係。如晉末出《華嚴經》，至南北朝末年始盛行，且北人習之較多焉。

宋初諸帝與佛法
　
溯自兩晉，佛法隆盛以來，帝王間有崇奉釋教者，如東晉明帝、哀帝、簡文、孝武為其著者。恭帝深信浮屠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餘里。《晉書》本紀。宋高祖劉裕雄才大略，以布衣位至天子，雖聞其與僧人交遊。《高僧傳》謂其優禮慧嚴、僧導。然以戎衣定天下，未嘗獎挹佛法。《史》載晉安帝時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南史》本紀、《建康實錄》及《高僧傳‧慧義傳》。此疑係劉裕篡位時勸進者所陳符瑞多條之一，然其假口於僧徒，亦可覘朝廷之頗重佛法也。

宋代佛法，元嘉時極有可觀。其時文人如謝、顏，康樂與延之。辯明佛理，所論為神滅，為頓漸，蓋均玄談也。而文帝一朝，亦為清談家復起之世。帝雅重文教，思弘儒術，立四學。雷次宗主儒學。何尚之主玄學。何承天主史學。謝元主文學。此不但列玄學為四科之一，而雷次宗乃慧遠弟子，何尚之則讚揚佛法者也。當時宰輔，如王弘，彭城王義康，范泰，何尚之，均稱信佛，皆一時名士也。而謝靈運、顏延之亦列朝班。元嘉以文治見稱，而佛家義學，固亦此文治之重要點綴也。佛法既上流人士所提倡。寺塔之建造，因益增多。元嘉中都中造寺見於紀載者，已有十五。

《建康實錄》載竹林、清園、嚴林、永豐、南林、園上、定林及延壽八寺，《景定建康志》有能仁一寺，《至正金陵新志》有崇福、善居二寺，《高僧傳》有宋熙、天竺二寺，《比丘尼傳》有王國寺，《高僧傳》有靈味寺，均元嘉年中立。其不可考見者，當尤眾多。出家為僧者，當亦更多。而其不守清規者，應亦不少。故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摩之奏曰：佛化被於中國，已曆四代。形象塔寺，所在千數。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舊宇頹弛，曾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自姱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彩，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違中越制，宜加裁檢。不為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所在二千石通辭。郡依事列言本州。須許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林苑悉沒入官。

書上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宋書‧天竺傳》據《高僧傳‧釋慧嚴傳》所載，當京尹蕭摩之上書時，文帝曾以之詢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玄保。尚之答言有曰：渡江以來，則王導、周顗、庾亮、王濛、謝尚、郤超、王坦、王恭 《僧傳‧慧持傳》引及。

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當指尚之曾祖充及準。王元琳昆季，范汪 甯之父。孫綽、張玄、殷顗，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跡煙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崇信。文詳見《廣弘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