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漢字文化圈的流布：朝鮮半島、越南
The Spread of Buddhism Throughout the World of Chinese Script: Korean Peninsula and Vietnam

本書的題名是「佛教在漢字文化圈的流布」，不僅是流布，重點亦在於「中國與周圍鄰國的相互影響」。這是為了重新檢視「佛法東漸」或「三國傳來」（編案：佛法從印度經由中國或朝鮮傳入日本）這種從過去以來就已存在的佛教史常識。

「印度→中國→日本」的模式，是由鎌倉時代的學僧凝然在《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八宗綱要》等著作中確立的佛教史觀，隨著近代的國族意識高漲，將日本視為大乘佛教發展圓滿之地，並從印度開始將此傳布過程予以重現。然而，這種觀點忽視了以中亞諸國或朝鮮、越南為首的各國功能，抑或雖在各國或印度、中國盛行發展，卻尚未傳入日本的佛教系統，以及在諸國之間所產生的相互影響。實際上的佛教史，堪稱是擁有多元特色的諸國與諸領域之間的複雜交流，以及互為影響的歷史。

例如，北越雖屬漢字文化圈，其佛教卻並非從中土傳入。當佛教經由絲路傳入中國後，尚處於僅在華北發展的時期，越南則早有佛教傳布，亦有越南僧侶前往華南弘法。在中國華南、華北的佛教，以及兩者融合的佛教，又再度傳回越南。此後，從印度或東南亞前往越南的僧侶與越南籍的僧人遠赴中國，或從事譯經，或為人授戒，弘傳活動相當活躍，促使中國佛教更興盛發展並就此傳入越南。

至於朝鮮的情況，並非僅是修習中國佛教而已。高句麗、百濟、新羅的僧侶盛行前往中國，並發展活躍，新羅僧給予中國的影響尤其甚深。元曉等人未能渡唐，其著作卻傳入唐朝，廣為流通。此外，高麗僧義天甚至向遼朝或日本促請提供書籍，致力於蒐集佛教文獻，他曾渡宋習佛，持歸諸多典籍，亦將遭逢戰亂佚失的佛典大量致贈宋朝，促成重振華嚴教學之契機。

日本的佛法是由位於朝鮮半島西部的百濟所傳入，在遣使入唐之際，亦派遣留學僧同行，並直接接受中國佛教的信仰，此後不斷大量接納朝鮮僧侶及文獻，如此傾向一直持續至室町時代。日本僅向朝鮮或中國習佛的情況，至明治時代卻成為最早成功達成近代化，開始拓展海外，並對朝鮮及中國的佛教產生影響。

「印度→中國→日本」的觀點，在其他方面亦形成問題。首先，無論是印度或中國，皆是屬於由多種民族、多種語言相互融混，並由諸國反覆進行紛亂獨立與統合的地區，無法以今日的國境或國力為基準來做考量。周圍諸國的情況亦是如此，其中則有發展隆盛之國，雖是小邦，但若正值透過海外貿易等方式而發展成為興盛期，則有可能在學術或美術方面達成一流水準。這種現象若從大航海時代的荷蘭或葡萄牙等例子來思考，則不難理解。

其中包括統治蘇門答臘島至馬來半島的三佛齊等在內的國家，曾一時成為足以匹敵印度或斯里蘭卡的佛教據點。除此之外，柬埔寨曾建設如同巴戎寺般的巨大石雕佛教建築，足以與吳哥窟並駕齊驅，以及占婆亦在中越的單陽地區建設巨大石寺，這些王國皆在某一時期國勢十分強盛。在隸屬中國統治之下，而有交趾、交州等地名之稱的北越屢興戰亂，試圖脫離中國而自立。但在另一方面，又與積極接納儒、釋、道三教，或信奉印度教及印度系佛教的東南亞鄰國之間，反覆進行激戰，並不斷受到這些國家影響。

在積極接受中華文化並抵抗中國統治及侵略此點，朝鮮亦是同樣如此。隋朝覆滅的原因，就在於遠征高句麗卻以失敗告終。在高句麗、百濟、新羅的三國之中，新羅是最晚接受佛教，卻將佛教視為一國之柱，急遽增長其勢。在達成統一朝鮮半島的七世紀後期至八世紀中期，新羅在與唐朝處於緊張關係之下盛行研究因明學及唯識學，其盛況不亞於中國。在美術方面，甚至產生足以媲美石窟庵的阿彌陀佛像的藝術傑作。

讀者在逐一閱讀本書各章與專欄之際，不妨針對朝鮮半島與越南這些和日本同屬漢字文化圈的國家，思考他們是如何形成深具特色的佛教，並探究與日本之間又有何相同點。

石井公成（編輯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