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佛法十人（八）：當代佛學的泰斗：呂澂

承繼歐陽唯識，自修精通英、日、法、梵、藏語，當代佛學學力無出其右的佛學大師

呂澂生於一八九六年，江蘇丹陽人，本名呂渭，後改為呂澂，字秋逸（秋一、鷲子）。高中原來讀農，肄業後考入南京民國大學經濟系。

呂澂的胞兄是江蘇名畫家呂鳯子，好佛學喜繪佛像，常至金陵刻經處聽楊仁山講授佛法，並將所聞複述於呂澂，遂開啟呂澂學佛之路。當歐陽竟無在一九一一年擔任金陵刻經處編校出版工作時，呂澂常來購買佛書，便有機緣與歐陽竟無討論所疑，書信往返論究佛法，其才思敏捷甚得歐陽竟無激賞。這樣，當一九一四年他從民國大學經濟系退學後，便到金陵刻經處就讀歐陽竟無開設的研究部，正式研讀佛法。

一九一五年，呂澂赴日本美術學院修讀美學，次年因與留日同學反對日本侵略中國而回國。一九一六年時受劉海粟之邀擔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務長，是年二十一歲。任教期間，撰寫《美學淺說》、《現代美學思潮》、《美學概論》、《西洋美術史》等著作，為民國初期研究美學與介紹西方美術美學思潮的重要先聲。

一九一八年受歐陽竟無之邀，協助創辦支那內學院，至此呂澂遠離了世學研究，專心於佛學研究與教學。因經費的困窘，呂澂隨歐陽竟無四處奔走勸募，其間還向唐繼堯、蒯若木等募款，前後達四年時間的籌備，一九二二年支那內學院終於在南京正式成立，由歐陽竟無擔任校長，呂澂擔任學務主任。

因呂澂字秋子，歐陽曾稱他為「鷲子」。「鷲子」是釋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的華言譯名。又說：「先師（楊仁山）囑咐漸十餘年來，得超敏縝密之秋一（呂澂）可以整理，得篤實寬裕之黃樹因可以推廣，吾其庶幾乎！」由此可見歐陽竟無對呂澂的倚重。

呂澂長駐支那內學院，跟隨歐陽竟無進行佛學研究，並推動內學院之教務。學院之開辦廣受矚目，不少碩學之士等都在此任教，又開辦「法相大學特科」推動法相唯識學的研究，學人薈集，與當時太虛大師所創辦的「武昌佛學院」，成為當時佛教教育的兩大中心。

一九二四年，支那內學院創辦《內學》年刊，呂澂於此發表多篇著作。一九二六年因為北伐戰爭，學院被軍隊占用，課務教學中斷，學員散去，但呂澂仍不離去，還是繼續在學院研究佛學。一九三七年，為躲避抗日戰火，將支那內學院藏書與資料遷至四川江津建立支那內學院的蜀院，由於戰亂無法招生授課，呂澂在處理院務之餘，全心投入研究與著述。

一九四三年歐陽竟無逝世，呂澂繼任院長兼教務，王恩洋等擔任院友會理事。蜀院開始聚眾講學，並與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合編《漢藏佛教關係史料集》。

一九四九年支那內學院改名為中國內學院，呂澂繼續負責院務。由於當時的政治社會極不穩定，一九五二年經院友開會決議停辦，被譽為「中國第一佛學院」的支那內學院，於創立三十餘年後走入歷史。

一九六二年呂澂計畫編纂一套超越日本《大正藏》的漢文大藏經，於是隔年開始編寫《新編漢文大藏經錄》，歷經三年終於完成，它是呂澂數十年來的讀經心得總集，此經錄不只將經典內容分類，同時校勘完成一百七十七部佛典。不幸的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興起，編纂計畫被迫終止，同時也終止了呂澂的佛學研究生涯，直到一九八九年七月逝世的這二十多年期間，不再有任何的學術研究與著作問世。

重要的佛學著作

呂澂十幾歲開始研讀佛法，在歐陽竟無啟蒙下，跟隨其研究，全心投入，再加上自學通曉英、德、日、梵、藏、巴利等多國語文，成為他躋身國際學術研究之利器，當時的中國佛教學者，幾乎無出其右者。

因其視野寬廣，深知佛學研究所需的基礎，所以在支那內學院初期，譯介佛學研究的基礎學科：《佛學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佛典泛論》等日人佛學著作，並著有《因明綱要》、《聲明略》等因明、聲明類的入門書籍。

二次大戰抗日時期，內學院遷移至四川蜀院時，呂澂校勘藏文《攝大乘論》、《因明入正理論》及梵文《楞伽經》等經論，並著有《因明入正理論講解》、《雜阿含經刊定記》及多篇重要學術論文，解決了許多佛教歷史遺留的問題。

當中共建立政權後，呂澂在科學部開辦為期五年的佛學班，教授「中國佛學」和「印度佛學」課程，並將講課筆記整理編輯成《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和《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也在文革前完成《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一書，可惜因文革影響而無法完成編纂大藏經的計畫。

除此之外，一九五三年北京「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呂澂被選為常務理事。兩年後，斯里蘭卡佛教徒為紀念佛陀涅槃兩千五百年，發起編纂《英文佛教百科全書》，邀請各國佛教學者合作。呂澂除參與編集《英文佛教百科全書》，同時還撰寫了百萬字的《中國佛教》，後來也有單行本出版，並與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合編出版《漢藏佛教關係史料集》。

佛學成就與影響

呂澂在佛學研究上超越其師歐陽竟無，歐陽竟無一生深入唯識，呂澂除了因此著力於唯識外，亦能在印度、中國與西藏佛教的重要議題上深有探討，同時對因明學、文獻學亦有重要著作發表，綜其一生學術研究的成就貢獻，從他本人所撰〈內學院研究工作的總結和計畫〉一文可見：

一、「在玄奘所譯《瑜伽論》最後二十卷裡，發現了引用全部《雜阿含經》本母──這是連玄奘本人也未嘗知道的。因此明白了瑜伽一系學說的真正來源，並連帶訂正了翻譯以後便弄紊亂的《雜阿含經》。」

呂澂在研究玄奘所譯《瑜伽師地論》時，發現最後二十卷的《攝事分》引用全部《雜阿含經本母》，證明瑜伽學派的學說繼承上座部禪法，也訂正漢譯《雜阿含經》的次第，因此而寫成《雜阿含經刊定記》發表。此一發現與見解，比日本佛學界早六十多年，同時也啟發了印順導師將兩者整合成《雜阿含經論彚編》出版。

二、「認清了梵藏本唯識論書的文義自成一系，跟玄奘所傳的迥然不同，因而確定了唯識古今學說分歧之所在（詳見《內學》第三輯所載〈安慧三十唯識釋略抄〉引言）。」

可見他的研究能清楚地見到唯識學的古今變遷與分歧。

另外，呂澂在《寶積經瑜伽釋》中發現，《瑜伽師地論》裡引用《小品寶積經》的舊注部分，有助釐清大乘學說前後的聯繫，而且訂正舊譯《寶積經論》的錯誤。

在因明學的弘揚與研究上，也創造了最卓越成果，他校勘因明論書的藏漢譯本，校正窺基《因明入正理論疏》的謬誤，也譯出《因明抉擇論》、《集量論釋略抄》等因明學名著，對於因明學的研究有重要貢獻。

此外，對於《新編漢文大藏經錄》，他重新對大乘經作分類，並覆校譯本與譯者，在佛典目錄學有其創見。他在《印度佛學源流略講》書中所附錄的七篇文章，對於部派佛教研究也是成績卓著，例如從《俱舍論》與南北雙方《毘曇論》的關係，判明小乘毘曇學說的系統。

由上述可見，呂澂在學術研究上的成就與貢獻，皆是時人無可比擬的，即使置於當代亦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呂澂的佛學研究能有如此大成，究其因由，據他的學生張春波所述：「先生已六十六歲，那麼大年紀，每天都是凌晨四點起床，漱洗畢，即開始工作，或研究學問，或備課。……幾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工作、學習、研究和教學上。這恐怕是先生在學問上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其治學精神與態度，都乃後代學人之楷模。

對佛教的貢獻

從呂澂的學養，我們看到金陵刻經處到內學院，楊仁山、歐陽竟無到呂澂，一脈相傳的居士佛教傳承。從外在來看，呂澂對佛法的理解、學問，透過自修能有此廣大的成就，在世界的學者中是全然獨步的。

而從內在而言，從楊仁山、歐陽竟無到呂澂，這種深刻的心靈傳承，源於心性的純粹與深刻的悲心，他們延續著師志而行。而這種延續師志，並不是一種單純師弟之間情感的咐託，而是依止於法，對智慧純粹的依止，更因於對眾生的悲心而傳續，如是能夠承擔時代超拔。

呂澂是中國佛教在回應歐美佛學研究成果上貢獻是最為頂尖者。他是繼楊仁山、歐陽竟無之後，依現代學術研究方法，在印度佛教《雜阿含》經典領域能超越日本乃至西方的研究型學者。早年還有世學方面的美學研究著作。可惜民國三十八年後，他留在大陸未出，支那內學院結束後，雖任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及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為大陸佛學研究做了築基的工作，但七十一歲後，因文革等時局紛亂因素，再也沒有著作面世。即便如此，早年他的研究跨足印度、中國、西藏，尤重唯識、因明，留下了可觀之成果給後世，可說是近代中國佛學研究無出其右，睥睨國際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