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佛法十人（七）：傳統佛教的導航：圓瑛

宗教兼通、保寺護教，勞苦功高傳統佛教的一代領袖

圓瑛大師生於一八七八年，福建省古田縣人。俗家姓吳，出家法名宏悟，字圓瑛，號韜光，又號一吼堂主人。

圓瑛的出生，相傳是父母求禱觀音，得夢觀音送子而來。但由於父母早逝，五歲多時就由叔父照顧，自幼聰穎，受私塾教育；年齡漸長，感身世孤零，人生如幻，十八歲時欲出家為僧，然而叔父勸阻不許。

十九歲時大病一場，於生病中發願，若獲痊癒，決志出家修行。後果然病癒，於是至福州鼓山拜興化梅峰寺增西上人為師，剃度出家。隔年至湧泉寺妙蓮和尚受具足戒，並學習經教律儀，之後到福州大雪峰寺隨達公和尚修苦行，當飯頭菜頭。後發心行腳，廣參名宿，依常州天寧寺冶開老和尚參究禪宗心法，又至寧波天童寺依八指頭陀敬安禪師習禪定，一心參究；期間也隨道階、諦閑、祖印、慧明諸師學習天台教觀，在天童寺前後六年，因穎悟好學，使他在佛學和修持上，打下深厚的基礎。

在天童寺從敬安習禪期間，當時十八歲的太虛也到天童寺參學，聽道階法師講《法華經》，受道階器重，視為法器。圓瑛與太虛二人也在天童寺結下法緣，成為莫逆之交，並結盟為兄弟，圓瑛法師是年二十九歲。

一九〇八年，圓瑛回閩南泉州湧泉寺開座講經，因宗說兼通善巧，辯才無礙，深受與會緇素崇敬，至此聲譽逐漸傳揚於閩南、江南一帶。次年，圓瑛住持寧波接待寺，為中興古剎而除舊新建，並於寺中創設「佛教講習所」，培養弘法僧才。

一九一一年民國肇建，政策更新，影響佛門寺產，隔年，八指頭陀敬安法師聯合十七省僧侶代表於上海成立「中國佛教總會」以護佛寺，圓瑛法師就被選為總會參譯長。

因應廟產興學、寺廟管理條例等對佛教不利的社會氛圍，章太炎呼籲寺院自辦教育，一方面讓廟產興學無可著力，一方面也同時提升僧人素質，於是圓瑛在一九一七年當選寧波佛教會會長後，在江浙一帶講經說法，創辦兩所「僧民學校」與「寧波佛教孤兒院」，作為入學者義務教育與收容孤兒實施工讀教育，這樣的作為受到各省佛教會的傚仿。

一九一四年任中華佛教總會參議長。曾講經於福建、浙江、北京、天津和臺灣等地，遠及南洋。歷任寧波天童寺、福州雪峰寺、鼓山湧泉寺、上海圓明講堂、南洋檳城極樂寺等多寺住持。

一九二〇年，圓瑛至北京講經，正值華北五省鬧旱災，他參與發起組織佛教賑災會，災民得以安頓，得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頒贈《大藏經》一部，安置於寧波的接待禪寺。

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後，廟產興學政策再度被提起，官學兩界借「寺廟管理條例」政策，欲沒收寺產以充實教育經費，佛教為了自保，在圓瑛、太虛、諦閑等諸法師及王一亭、謝鑄陳、黃懺華等諸居士的組織下，在上海召開「全國佛教代表會議」，成立「中國佛教會」，圓瑛法師任會長，向政府請願，反對「寺廟管理條例」。於是政府將政策修訂為「監督寺廟條例」，寺產危機方得渡過。

圓瑛主持中國佛教會的期間，積極推動佛教參與社會事業，鼓勵寺院開設慈幼院、醫院、工廠等分擔社會責任。然而一九三一年「寺產興學」風波再起，圓瑛法師再度出面奔走，全國佛教團體一致支持呼應，風波才得以平息。

是年長江水災為患，數省受災，圓瑛籌募賑災款項。秋天，日本藉口入侵東三省，即九一八事變，東三省淪陷，圓瑛通告全國佛教團體啟建護國道場，憂心於國事。隔年冬天，圓瑛住持之寧波天童寺大火，古剎蒙難，於是親自募捐，重建三年才完成，等住持天童寺滿六年，堅辭方丈職務。

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變發生，圓瑛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召集蘇、滬佛教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於上海八一三戰事時，出入戰場運送傷兵難民，在上海圓明講堂設立難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醫院、掩埋隊，從事救護收容工作。之後上海淪陷，救護隊轉到南京、漢口等繼續工作。而在救護工作經費出現問題時，又赴東南亞馬來半島募集醫藥費，亦拜會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等華僑居士，組織募款機構以助抗日。

一九三九年秋天，圓瑛與弟子明陽回到上海圓明講堂，不久即遭人檢舉為抗日分子，為重慶政府在東南亞募抗日經費，因此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師徒兩人先關憲兵隊，後押送南京日軍憲兵司令部恐嚇刑訊，圓瑛不為屈服，經上海各界人士多方營救，日軍不得已才釋放他，但仍透過日本僧侶作說客，誘迫互相「合作」，亦被他拒絕。

圓瑛回上海後，仍駐錫圓明講堂，閉門謝客，專心撰著，共寫了《勸修念佛法門》、《發菩提心文講義》、《阿彌陀經要解講義》、《佛說八大人覺經講義》、《楞嚴綱要》等書。又至天津、北平、無錫、南京等地應請講經。

一九四五年春天，為補弘法人才之不足，創辦「圓明楞嚴專宗學院」，選取海內外青年學僧三十二人，自任院長，並親自主講《楞嚴經》，編寫講義。

一九五二年代表佛教界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次年代表上海巿參加北京籌備中國佛教協會，在陳質如、趙樸初、周叔迦等的推選下成為第一任會長，後南返至寧波天童寺養病，未久即圓寂，享壽七十六歲。

主要著述與傳人

圓瑛博覽三藏，禪淨雙修，教觀兼通，一生弘講過許多經論，無門戶之見，主張各宗平等，性相通融。他曾說：「余生平本無門戶之見，初學禪宗，後則兼修淨土，深知禪淨同功；先學天台，後學賢首，乃知台賢一致；始學性宗，繼學相宗，了知性相不二。今對密教，亦極信仰，固知顯教是佛所說，密教亦佛所說。」顯示他對佛法宗派的平等態度。

其中，圓瑛對《楞嚴經》的修證與講解尤其有獨到之處，被視為是近代僧眾大德中解說《楞嚴經》的第一人，其深入禪淨教觀等宗派教法，打破了一宗一派的局限。

其他主要講授的經典有：《佛說八大人覺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佛說阿彌陀經》、《佛說無量壽經》、《佛說仁王護國經》、《佛說盂蘭盆經》、《圓覺經》、《大乘起信論》等。

圓瑛一生著述甚多，主要如《大乘起信論講義》、《首楞嚴經講義》、《圓覺經講義》、《金剛經講義》、《一吼堂詩集》、《一吼堂文集》等近二十種，由門人弟子明暘法師編輯成《圓瑛法彙》印行流通於世。

其弟子中主要的代表人物為明暘法師、慈航法師、白聖長老、趙樸初居士。明暘從其剃度出家，隨侍圓瑛身邊直至其圓寂，所以圓瑛一生著述即是由明暘編輯成《圓瑛法彙》而出版。

其中慈航法師與白聖法師則來到臺灣。慈航為保護大陸來台學僧不遺餘力，安頓青年僧度過紛亂的時期。白聖在臺灣傳三壇大戒，領導整合「中國佛教會」，追根溯源，改變臺灣佛教的民間特質與日本佛教影響，紹繼漢傳佛教於臺灣。由此可見，圓瑛法脈下的四位弟子分別對大陸與臺灣佛教留下深遠影響。

護教衛國之典範

圓瑛兼通禪教，尤精《楞嚴》，被譽為「楞嚴獨步」。先後曾七度獲選為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並榮膺寧波天童寺、七塔寺等十大名剎方丈。晚年在上海創建圓明講堂，並辦有「楞嚴專宗學院」，培育僧材，桃李遍布海內外，在傳統派佛教界享有崇高的聲譽。

民國初年佛教改革的大風潮，諸多高僧大德都已意識到佛教非改革不可，也都努力作為。雖然因為緣起差異而有著截然不同的行事風格，卻是共同為著傳續佛法燈明而捨身護教。

圓瑛一生為教為國，盡心盡力，在行事風格上，不同於太虛在傳統經教學習外還有祇洹精舍的新式教育薰習、主張銳進改革；圓瑛為諦閑、印光等佛教界傳統派長老所器重，他代表著傳統派與改革派之間，緩和革新的中流砥柱。在一個全然創新的年代，他所扮演的角色，起了承先啟後的滑潤作用，也讓整個如高速列車奔馳的時代不會失控，在轉速與扭力上獲得平衡，得以順利開創未來的新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