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佛法十人（一）：現代中國佛教之父：楊仁山

現代中國佛教之父，開創了當代佛教研究新紀元的劃時代大師。

漢傳佛教自宋、元、明、清以來，未能開創新局而逐漸衰頹。在佛法的格局、研究、修證上，幾成向下的無盡迴旋。尤其在元、清的文化撞擊及清末的國家動盪，都讓漢傳佛法幾成窒息。並且在「去其精華、取其糟粕」的惡性循環中，在視野、義理與修證上逐漸流失，僅存著儀式、禮拜與廟產的傳承。於是，佛教竟被指稱淪為時代翻新的障礙，而歷代累積的龐大寺產，也成了覬覦的對象。佛教實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

但就像量子的糾纏一樣，在歷史上，似乎也有著無限量子交映的緣起痕跡。楊仁山是在偶然的機緣中，進入了佛法新興的歷史因緣。

楊仁山居士出生於一八三七年。他的父親楊樸庵，和曾國藩是同年進士，照他的家庭背景，長大後能成為清朝的中階官員應該是很自然之事。可是他自幼善讀能文，就是不喜科舉，而喜歡任俠、馳射擊刺之術。少年期間學習過音韻、曆數、天文、地理及黃老之學；後來還對工程專業十分嫻熟。結果雖然曾國藩和李鴻章「皆以國士目之」，但是楊仁山淡於名利，並富有國族意識，始終不願為官。儘管經過保舉，都推辭不就，最後為了家計，才先任職於江寧籌防局，後受聘曾紀澤幕府。

有一天他在杭州書店偶然讀到《大乘起信論》，深受啟發，從此不只終身信行此論，也開始廣涉佛教經論。

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楊仁山以參贊名義，隨曾紀澤出使歐洲。光緒十二年，貴池劉芝田出使英國，堅約楊仁山同行為助，因而二度出使英倫。

此行在英國四年，公務之餘，他更研究天文、地理、光學等自然科學，將所有薪俸悉數用於購置儀器，如望遠鏡、顯微鏡、照相器材等，以備回國提倡科學及測繪之用。並自製渾天儀、地球儀供學校教學使用。

太虛大師回憶在祗洹精舍學堂就讀期間，對楊仁山居士融新學與佛學於一爐的用心教學記憶猶新：「科學家以水中有蟲，內典亦云：『佛觀一滴水，八萬四千蟲。』茲事，余於十數年前，確曾在南京楊仁山先生處，用高度顯微鏡親驗之。」祗洹精舍學堂就讀期間，對他的革新思想產生了啟蒙作用。

駐歐美期間，楊仁山考察了歐美政治制度及工業發達的原因，領悟到西方各國富強之道，在於以實學為本。他建議劉芝田呈上種種條陳給清廷政府，無奈當時慈禧太后主政，所上條陳如泥牛入海。楊仁山為此對時政頗感灰心，在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回到中國之後，即未再出山任事，惟以刻經弘法為職志。

楊仁山理解現代科技，加上工作上有出使歐洲英、法等國的經驗，又有機會結識像日僧南條文雄等國際友人，這種種都讓他有別於傳統佛教徒，在國際視野與時代思想上有了新的高度，在後續推展佛法事業產生了宏觀的視野。

綜合楊仁山居士一生在佛法事業上的成就，可以三個面向來簡述：

一、 金陵刻經處對佛法經論保留與流通

清代許多中國佛教的典籍，在太平天國一役之後，幾乎完全佚失。因此楊仁山成立「金陵刻經處」，蒐羅重刻喪失的經論。他透過日僧南條文雄將中國失傳、而日本尚能尋覓的佛書，寄到中國重刊。而他發願編輯〈《大藏經》輯要〉共二十一種、四百六十部、三千兩百二十卷，準備陸續刊印，而且又擬作《大藏經》和續藏的提要。雖然這些計畫未能全部依願完成，但是他的餘志，經由弟子歐陽竟無繼承而光大，在民國之後，使中國佛學界，有了一番輝煌氣象！

二、祇洹精舍與佛教人才的培育

楊仁山對於佛教教育的革新與佛法研究，投入了大量心力。他在「金陵刻經處」所附設的「祇洹精舍」與「佛學研究會」，是清代末年中國的佛學重心。

「祇洹精舍」是當代中國第一所新式佛教教育的學堂，設於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其中的課程除了佛法之外，更兼授中文、英文等世間學問。雖然經過兩年，因為經費問題而停辦，但是這短暫的時間已經為現代佛法的僧伽教育指引出一個全新的方向。

會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力，有兩個原因：

其一，是「規模弘廣，故門下多材」，講者有「譚嗣同善華嚴，桂伯華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論。而唯識法相之學有章太炎、孫少候、梅擷芸、李證剛、蒯若木、歐陽漸等，亦云夥矣。」（《楊仁山居士傳》．歐陽竟無）

其二，是就讀其中的學生，僧俗十餘人雖然人數不多，但後來對中國佛教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力，其中後來佛教的領袖，也是出家學僧的代表太虛大師，即是學生之一。

三、宏觀的國際佛教視野

楊仁山善於佛教的國際交流。出使歐美期間，他結識了日僧南條文雄，相交三十年，他一方面從南條文雄那裡取得在中國已經佚失的經典翻刻重印，另一方面日本在編纂《卍字續藏經》時，楊仁山也把日本所找不到的佛典，寄給南條文雄。根據南條文雄回憶道：「明治二十四年以後，余與道友相議，所贈居士（指楊氏）和漢內典凡二百八十三部。而居士翻刻卻贈來者，殆及十餘部。如曇鸞、道綽、善導、窺基、智旭之書，亦在其中。」

楊仁山也曾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將《大乘起信論》合譯成英文。雖然李提摩太擅自「以私見穿鑿」而失精準，但此舉開啟了一扇國際之門。

至於前條所提到的「祇洹精舍」，更是佛教國際交流的產物。

一八九五年，錫蘭摩訶菩提學會會長達磨波羅來華，經由李提摩太的介紹，在上海與楊仁山會面。達磨波羅以復興印度佛教為目標，楊仁山十分贊同，計畫訓練一批精通英文、梵文、巴利文的青年，到印度協助摩訶菩提協會弘揚佛法，而這就是「祇洹精舍」成立的因由。

太虛大師後來在推動「世界佛教聯合會」等國際佛教的弘化，應當是受到楊仁山居士的啟發。

願景與器識決定了生命的格局，而在時空的運轉當中，這超脫的識見與格局，有時會比個人的學養與行止更能開創新時代。楊仁山所示現的，正是這種力量。

在清末民初的巨變與混亂中，我們不能說沒有楊仁山的出現，中國佛教就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但我們可以說：有楊仁山的出現，給現代中國佛教帶來了新的機運、翻轉的曙光！

民國以降，以太虛大師為中心的出家學僧，和以歐陽竟無為中心的在家佛教學者，皆曾於金陵祇洹精舍學習，所以對近代中國佛教深有研究的美國學者唯慈（Holmes Welch），稱楊仁山先生為「現代中國佛教之父」，良以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