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見聞
A Recount of Studying in Japan

我們知道，日本本身沒有自己的文化，日本如說也有自己的文化，那是從中國文化中吸取了養料之後的再度生長而成。但是，每一個民族，均有其民族的自尊心和自大觀，日本的大和民族也不例外。故當我國隋、唐時代，佛教初傳日本之際，保守派和革新派之間，也為對於佛教的迎拒問題而發生爭端。終由於新派勝利而將佛教的信仰和佛教的文化，盡量吸收和弘揚，甚至日本第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聖德太子，將佛法的精神，制定憲法，做為國民的基準。因此，佛教在日本，曾有好多個世紀為貴族所崇，亦為民間所奉。

在明治維新（百年）之前，未倡神佛分離之時，信神社神道的人也信佛教，縱然到了目前，仍有不少神社的信徒是兼信佛教的，可知，佛教文化之與日本的關係之深切了。也正因此，日本的佛教雖仰給於中國的輸入，進口之後，則已加入了日本的地域性的色彩，正如佛教由印度經西域至中國，到了中國又自成為中國型態的佛教一樣。日本佛教的日本化最顯著的，乃是親鸞的淨土真宗，特別是日蓮的日蓮宗。

可是，縱然有了日本化的佛教出現，佛教終究是由外國引入的。尤其當時的西洋科學文明的浪潮洶湧，中國的張之洞，提倡「中學西用」，主張廟產興學；日本的明治天皇，在技術上積極地採用西方的科學文明，在理念上則基於皇權至上的復古主義-日本的天皇便是立足於神道崇拜的基礎之上-所以站在以神社神道為國粹或國魂的立場，便來排擠佛教。

在此應當說明，日本的神社神道，不同於其他地方的神鬼信仰，在中國，諸如關公、岳王、玄天、媽祖、城隍、土地等的信仰，是對某些忠臣、義士、仁人、善人的崇仰，認為他們在生之日既能公正不欺，死了之後，必為英明的神靈。至於日本的神社神道，則類於中國的祖先崇拜，是由原始社會的社稷崇拜而來，他們以為大和民族是天照大神而來，天神下降而有大和民族的繁衍，本為神的子孫，死後復歸為神，祀於神社。日本人生時為人，死後進入神社即為神。所以，他們的神社即是祖祠，信神是信諸神，求神是求祖先的庇佑。

因此，有一位旅日二十來年的楊先生，曾經問我：「日本人的神社崇拜，在大祭日，都是人山人海，那些日本人跪在露地，往往通宵達旦，如醉如癡，究竟是什麼力量使得他們如此虔誠的呢？」我告訴他：「這就是日本人的民族精神所在，我國雖也講國魂和民族精神，但僅屬於抽象的，在日本是具體的一種神社神道的信仰，日本人相信他們的已成了神的民族英雄們及祖先們，永遠地保護他們。日本人信佛普遍而且虔誠，因為他們相信日本的諸神，都是佛菩薩的化身。」

可惜，自奈良時代（西元七○八－七八一年）以來，即漸次完成的神佛合一的化現思想，到了明治維新之世，便將之破壞了。一時間廢佛毀寺逐僧的風潮，幾乎要使佛教在日本消滅！

世事往往是相反適相成的，正所謂否極泰來，打擊愈嚴重，轉機的希望也愈強烈。打擊佛教的起因是為了迎接西方的技術文明，日本的佛教界也就面對現實，派了優秀的人才赴歐美考察，繼之以派遣學生到歐洲留學，學習歐美學者利用科學方法研究佛教的梵文及巴利文原典，並以語言學為工具，對大、小乘的佛典，做歷史的考據和比較。

日本的佛教徒，在歐美的社會中，知道了西洋近代文明中，已有法律規定和保障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所以向明治天皇的維新政府提出，到了明治二十二年（西元一八八九年），便以憲法第二十八條，對信仰自由的事實，做了明文的規定。

但是，日本佛教在明治以前，雖有許多缺點，總還以佛法的修行及戒律的持守為本務，即使在家型態的淨土真宗和日蓮宗，也極端主張修持。然在明治以後，由於時代環境的轉變，引進了學術研究的新方法，遂漸漸地放鬆了修證實踐的工夫，而且形成一個正好相反的對比：研究風氣愈高，修行的風氣便愈低。直到現在，日本的佛教學者，無不直下承認，日本佛教無修行，縱然尚有真實的修行者，也是非常稀少了。

不過，請勿誤解，我並沒有說日本的佛教學者的信心不堅固，也沒有說他們的宗教情緒低落。相反地，我所見到的幾位名學者，例如東京大學印度哲學研究所的中村元博士，他也是淨土真宗的僧侶，當他引導我們參觀他們佛教青年會的禪堂之時，他首先坐下來端身靜觀，對於所奉的佛像也極恭敬。京都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的牧田諦亮博士，他是淨土宗的僧侶，到臺灣訪問時，每進寺院，均極虔敬地禮佛誦經。

大致上，他們都嚮往能有一個環境，讓他們真正地修行。但在日本這個工商業化的社會中，加上了各自的教職和寺職的擔任，已不容他們離開研究室而走入專門於禪修的環境了。說句老實話，今日的中國佛教，在修持和研究這兩方面，究竟選擇了哪一方面呢？修持的環境談不上，研究的風氣更談不上呀！甚至在宗教信念和宗教情緒方面，也有檢討的餘地。當然，在佛教生活的型態和實質上，我寧願喜歡中國的佛教，至少，我們的比丘尚未結婚、尚在茹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