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佛教的扎根：日本III
The Maturation of Popular Buddhism: Japan III

一、研究觀點

至西元一九八○年代，在日本史研究領域中針對近世權力的型態方面，可發現潮流變化十分顯著。從將近世權力型態視為幕府與藩所構成的權力機構，並試圖從中分析各種現象的「幕藩制構造論」、「幕藩制權力論」，進而使幕府運用朝廷權能來增添其權力，並促使權力成立的「近世國家權力論」。幕藩制權力論是透過關注公家或天皇等在過去不被充分重視的研究對象，來檢討近世國家的門跡與本所（例如掌握工商業各種營業准可權的公家）所擔任的角色，並迫使重新檢討對宗教的定位。這並非關注只是加入權力機構且被利用的客體層面，而是做為形成權力來支配民眾的主體層面。其代表研究則有與身分的周邊關係密切之各種論述考證。

另一方面，在社會經濟史盛行下，反而造成與歷史研究難以銜接的狀況，而以此為基礎的近世思想史研究，約於此時形成共識，認為若欲掌握近世佛教的總體本質，就無法迴避與國家的關聯，故亦關注國家意識型態的思想（儒學、天道思想、神國思想）。至於民眾思想研究方面，並不拘泥於脫離國家權力別有「生存機能」的看法，而是以傾向於遵循接受國家意識型態的立場來進行研究。

過去研究者指出近世國家不具宗教性的通論說法，就此產生強烈動搖。在探討何謂近世國家的問題之際，必須闡明包括宗教或文化、意識型態層面在內的整體樣貌，這顯然是不爭之事實。在與此議論有關的課題中，近世佛教研究亦針對佛教與國家權力的關係提出問題。

在此情況下，近世佛教產生新成果，但在本質上仍有不少議論空間。在近世各種制度或型態逐漸被闡明的過程中，存在著規定及形成這些制度或型態特色的本質，而應該追求此本質的時期已然來臨。換言之，就是指探討既不同於古代、中世，亦有別於近代的日本近世佛教，究竟具有何種獨特樣貌的課題。

二、佛國、神國

「佛國」、「神國」的用語，正提示了宗教與日本人之間維繫著難以切割的關係。

日本是佛國的說法，早在中世就已成立。日本在本地垂跡說流行之時流傳一種說法，就是日本是佛界至高無上的大日如來所統領的本國，故有「大日本國」之稱。此說法不僅是包含天皇的祖神天照大神在內，甚至連日本各地的諸神皆是大日如來化現之相，他們的真實心意在於藉由佛教救度群生。

「日本＝佛國觀」與「日本＝神國觀」是難以切割的連帶關係。自古即有將印度佛教、中國儒教與日本諸神互為對照，並藉此發現日本信仰的特質。此外，藉由本地垂跡說的理論將神佛視為一體，促使神國日本被定位成與佛國印度等國是居於對等立場。所謂神國日本的言論，是各時代人們在提出對己有利的主張時才會予以強調。至院政期末期與蒙古來襲之時，此說受到熱烈宣揚。後至十五世紀，吉田神道以反其道而行的方式來處理神佛一致的課題，主張「根本枝葉花實說」（將佛教傳播以樹木為喻，印度為根、中國為枝葉、日本則為最優美的花果），並克服當初就蘊涵在神國觀中的「日本＝邊土（從印度的立場來看，日本是佛教的化外僻地）」之劣等感。此外，亦倡導「二國佛法衰滅論」，主張印度與中國皆已佛法式微，唯有日本能使佛教興榮。並藉此理論導入神國日本亦是佛國，是舉世間佛法最興隆的優良地區。

在接受中世的佛國、神國觀之下，近世並未將這些觀念單純視為知識，而是更充分運用在政治場域中。其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豐臣秀吉的外交文書。例如，天正十九年（一五九一）致葡屬印度的高爾總督之覆函中有如下內容：

日本原為神國。神為心。森羅萬象、無不依一心。若不依神，則靈亦無所生。若不依神，則道亦無所生。無論世間有何事，神不增不減。《易經》有名言，云：「陰陽不測之謂神。」故神為萬物之根源。神之教，於印度謂佛教，於中國謂儒教，於日本謂神道。若能會通神道，則可謂佛之教理、儒之教理皆習於身。（大意）

禪僧西笑承兌（一五四八─一六○七）奉秀吉之命所記載的文章中，主張日本是佛國、神國，故為舉世最優秀之國，此說法的根據顯然是出自吉田神道系統的理論。

三、德川政權與神國意識

豐臣秀吉歿後，德川家成為日本統治者，樹立長達近三百年的政權，他同樣表明佛國、神國觀。慶長十八年（一六一三），禪僧崇傳（一五六九─一六三三）奉家康之命起草〈伴天連追放令〉，在篇首的記載內容如下：

（前略）日本原為神國，如名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所示，聖物為能成聖物而所依、靈物為能成靈物而所依者是為神，無人不尊崇神者。……（中略）……又日本為佛國之事亦有明據。神道書有「日本為神佛變現之國，亦即大日如來之本國」。又《法華經》云：「諸佛救世者，……現無量神力。」可知依神佛之教法，神佛之名雖異而同體。古昔日僧得神助而渡海，遠至中土求佛典、儒籍而持歸故國。後於日本以師弟傳法，佛教榮盛凌駕於他國，誠如佛法東傳而興榮之所言。

如前所述，近世初期的執政者強烈抱持著佛國、神國的觀念。這是基於日本對外有西方列強入侵東亞，對內則有以吉田神道為代表的理論形成及流傳的狀況為基礎。此外，從佛僧（禪僧）負責起草外交文書此點來看，可知即使是踏襲室町時代的傳統，仍可察知當時的佛教與神道、儒教並無二致。

豐臣秀吉、德川家康以武力統一日本，在此同時，是以樹立有別於往昔的強固王權而為人所知。當近世初期面臨王權重組之際，此時積極提倡佛國、神國觀一事，顯示出兼容神道的佛教是以一種支配思想而逐漸成長。倘若踏襲著研究史認為近世佛教並非單純從權力層面形成的觀點來看，則意味著佛國、神國觀具備「國民宗教」的重要因素。

四、將軍、天皇與東照宮

對德川政權而言，姑且不論佛國的立場，當標榜自身為神國統治者之際，其問題就在於被稱為神裔的天皇家已然存在。即使對佛教教團而言，若考量佛教在近世社會中被如何定位時，天皇家的存在亦成為無法避免的課題。如同近世屢次提倡的排佛論中亦顯示般，在理論上是可設置「外來佛教」與「日本獨有的神道」的對立軸，但在實際上，日本近代的國家神道在摸索過程中逐漸推展天皇的神格化，佛教就此甘拜下風。

然而當時雖強調神國，但在主觀上並未認定天皇家或朝廷就能凌駕將軍家的權威。近世成為日本國之代表的「公儀（編案：近世由幕府取代天皇執政）」，是由將軍家持續獨占。雖是神國，卻不以天皇為至尊，就近代觀點來看，這種彷彿充滿矛盾般的意識又是如何得以存在？

在考量近世初期的天皇與將軍的關係之際，東照宮的存在十分值得關注。身為德川將軍家始祖的家康於歿後以「東照大權現」之名獲得祭祀，與西國的天照大神（伊勢神宮）成為對比，形成東國德川王權的象徵之位。東照宮的創設者是天台僧天海。從寬永十三年（一六三六）至寬永十七年（一六四○），以天海為中心撰述的《東照社緣起》全八卷，在針對將軍與天皇的關係方面，是可獲知天海構想且耐人尋味的史料。

在《東照社緣起》之中，最早開始撰寫且最能將主張完全彙整的著作，就是以漢文體書寫的〈真名緣起〉上卷。其內容是將德川家康描寫成佛菩薩轉世，歷經千辛萬苦而統一戰國之世，離世後則返還佛菩薩的世界。另一方面，若閱讀天皇的相關記述，在有關活躍於九世紀的桓武天皇與僧侶最澄的彼此關係方面，則可確認兩者是以志在憑藉佛教之力護國的「二聖」身分登場。至於天照大神，則記載是由最澄傳授佛法（治國利民法），並獲得佛教之力而進行統治。就此點來看，可確認天海認定即使是天皇或天照大神，仍屬於奉持佛教的身分。相對之下，東照大權現與山王權現（編案：指天台宗神道的傳統神祇）互為一體化，並以世界諸現象所依據的根源神（產生世界一切現象的根本之神）來予以定位。這顯示出與佛教本質一體化的東照權現，與藉由佛教力量而獲得支持的天照大神互為對比。

在更晚成立的其餘七卷中，亦是採取同樣論調。例如，〈真名緣起〉中卷援引《日本書紀》的內容，描述天照大神曾提出預祝子孫（天皇家）寶祚永續的「天壤無窮神敕」。若僅就此點來看，天海應認同天皇家統治日本的立場。但在細讀後，發現其內容是針對主張神佛一致的文章說明，神國的主張與佛國的主張是屬於並存立場。至於其他幾處亦有同樣情形，即使在更晚撰成的七卷內容中，在針對天皇定位之際，仍應保留了天皇是以神佛一致為基礎的立場（天皇家是為弘揚佛法而存在）。

《東照社緣起》是經由將軍所屬的德川政權首領請託而撰寫，並基於他們的立場來將緣起繪卷供奉於將軍家的祖靈。若從這個角度來考量天海主張的神佛一致理念，則可掌握當時政權所採取的立場。實際上，可從德川政權的行動中確認許多佛國意識與神國意識。將軍家的年度供養法會是在菩提寺的增上寺、祈禱寺（編案：祈求家族繁榮安泰的寺院）的寬永寺盛大舉行。另一方面，天照大神取代過去的國常立尊而成為至尊無上之神，在此轉變中，可窺知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態度十分積極，試圖藉由佛教與神道之力而使政權得以永續化，更為此不斷促使神話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