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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倒須彌:漢傳佛教青年學者論壇論文集
Knocking Down Sumeru: Collection of Essays at Young Scholars Chinese Buddhism Forum

作者:釋果鏡.廖肇亨主編.李志鴻.張旭.黃庭碩.郭珮君.雲惠遠.周延霖.釋見歡著

出版社: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20年10月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系列別:佛學會議論文彙編

規格:平裝 / 15*21cm / 368頁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11290091

ISBN:9789575988630

定價:NT$450

會員價:NT$383 (8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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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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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鐵牛橫古路」到「金鞭打入藕絲翹」
廖肇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一、前言——問題之所在
佛法慧命所繫在青年。數年來,中華佛學研究所致力於推動「青年學者論壇」相關工作,嘗試拓展漢傳佛教研究的視角與方法。歷經論文發表會與審查流程,第二屆青年學者論壇的部分成果結集在此,展現在讀者目前。

新世紀已過去五分之一,應該約略做個簡單的回顧,檢視過往,來日可追。漢傳佛教的研究也與人文學界整體思潮走向緊密相連。回顧二十一世紀初頭的佛教研究大體約有數端可說:

(一)作為接近佛陀使用的語言,巴利文、梵文的重要性被高高抬起,漢譯經典幾乎成為一種負面標籤,可以說,這是二十一世紀人文思潮的「語言學轉向」另外一種型態的反映。

(二)科學精神的崇尚,特別是客觀實證的部分。無法客觀實證的部分往往被貶抑為落伍迷信的表徵。雖然現代性的表徵之一在於標舉非理性力量的強大,往往表現在文學藝術之上,但當時佛教研究仍以追求科學實證為主要趨勢,文學藝術雖亦偶一為之,但並非主要關注的領域則自不待言。以語言為主要的標準,對經典的真偽提出強烈的批判與懷疑,從某個角度看,也可以說是科學精神的展現。

(三)追求純粹的本質,尋求獨立的精神主體,對於不同因素的交互滲透與影響,往往以「雜糅」視之。特別是日本宗派意識的介入,宗派意識不僅是哲學思想的區別,也同時成為進化階段的符徵。「庶民佛教」成為佛教內部帶有高度貶抑之義的詞語。隋、唐佛教是中國的黃金時代,宋代是禪學的爛熟時期,鎌倉新佛教的成立,近世佛教的墮落幾乎成為深入人心的刻板印象。

(四)從學術研究的水準來看,漢語佛教學界罕有能與國際學界比肩。在歐美學界與日本學界的雙重夾擊之下,方法與價值前提幾乎全在歐美,特別是語言研究並不發達。而資料文獻則全受日本學界的《大正藏》與藏經書院編輯《續藏經》所宰制。唯一的例外大概勉強算是胡適開創的禪宗史研究,雖然胡適當時也受到歐美與日本學界的影響,且以今視昔,有待商榷之處甚多,但是日本的柳田聖山與入矢義高都明白表示其之所以從事禪宗史的研究多從胡適開眼。加上二十一世紀華語圈政治情勢難有一日安寧,故而日本學界的成果備受世界關注亦非意料之外。

以上列舉諸端,不過犖犖大者。聖嚴法師曾經表示「佛法這麼好,知道的人這麼少」,不只是一般人對佛教的印象而已,在學術研究的領域其實也並無二致,具有一種截斷眾流、籠罩一切的格局,用傳統禪宗的說法形容的話,大抵可謂「鐵牛橫古路」。

二、「撞倒須彌」—構築新視野
然而進入新世紀之後,漢傳佛教研究的方法、視角以及人文思潮的整體傾向有了重大的變化,連帶也影響了佛教研究的走向。

(一)首先在研究基本的文獻資料,電子佛典取代了過去日本學界編輯的《大正藏》等紙本,同時由於整體內容的不斷充實,《大正藏》以外的典籍也被學者看見。另一方面,藏經之外大量的原始文獻也紛紛問世。一如敦煌出土資料,電子文獻與新出土的原始資料結合,對於漢傳佛教研究的範式起了相當程度的變革作用,大幅改寫了既有的知識結構。

(二)二十一世紀以來的佛教研究,社會文化史的傾向大幅抬頭,甚至有「文化史轉向」之目,這並不代表語言文獻的基礎不再重要,而是關懷的重心已然有所變化,不再只有文獻語言的進路,諸如性別研究、生態倫理、世俗倫理、交通史,甚至飲食文化、物質文化云云,無一不成為學界熱衷談論的話題。在中國文化史上,詩禪論述原本就是中國詩學史上一個重要的課題,除了文學的研究者以外,佛教研究出身的學者也開始重視。或者,文學出身的研究者也運用其原本的學術訓練從事禪宗史的研究,二者交流的活絡也是二十一世紀以來一個顯而易見的傾向。

(三)從主體到關係,大概也是新世紀一個不得不注意的趨勢。過去刻意強調純粹的本質,然而染色體卻是一個不斷改寫的製程,並非是完全封閉的結構。種種不同元素的交互影響與作用,才能調配出繽紛多雜的滋味。雜多性、世俗性、互文性實為不可忘卻的時代表徵。最值得仔細玩味的,莫過於荒木見悟先生的儒佛關係研究。荒木見悟先生的研究不僅為近世佛教開拓了一個全新的視野,其方法論也有必要重新反省。

(四)有別於傳統國別史架構下的佛教研究,佛教研究逐漸側重在文化交流的功能與角色。以日本為例,日本佛教的祖庭多在中國,天台山之於天台宗、寧波天童寺之於曹洞宗、福建黃檗山之於黃檗宗莫不如此。因此入華僧人對於中國佛教的儀式、規制格外感到興趣,日本入華僧人提供了觀察當時中國佛教實況的最佳指標,從佛教史料的角度檢視入華日僧的紀錄是最常見的研究視角,入華日僧的紀錄當中也有豐富的社會生活、航海史相關的記載,同樣受到交通史、社會史領域專家的重視。此外,明末清初傳法日本的黃檗宗,近年又受到學界的高度關注。可以說是超越國別佛教史觀的另外一種嘗試。

新世紀以來的漢傳佛教研究,漸有百家之鳴,傳統佛教研究的宏偉敘事也在崩解。傳統的研究多以人物或經典為主要研究取徑,現今的研究則多帶有跨界或整合的性質,往往借鏡佛教研究以外的研究視角與作法,佛教研究不僅周遍圓融,更有涵蓋乾坤的氣象。「撞倒須彌峰」之後,需要更縝密細緻的經營,或可視之為「金鞭打入藕絲竅」。

三、「金鞭打入藕絲竅」——以聖境研究與吉藏研究為例
宗教創造文化,文化也影響宗教。邇近宗教文化史研究往往集中在經典教義、人物傳記、宗教經濟社會史,對我們認識宗教與社會文化的互動脈絡有相當的助益,然而國際學界潮流一個不能忽略的潮流,乃是空間文化的議題備受注目,特別是關於神聖空間的相關研究。

「神聖空間」(sacred space)此一概念最早係由羅馬尼亞宗教學者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所提出。伊利亞德曾對宗教人與神聖空間的關係如是言道:「宗教人想要活在神聖中的渴望,實際上就等於是渴望將他的住所建立在真實的實體上,而不要使他被純主觀經驗中從未終止的相對性所痲痹,宗教人要活在一個真實而有效的世界中,而不是活在幻想中。這樣的行為,在宗教人生存的各種層面上被記載下來,而且尤其明顯的是,宗教人渴望只活動於聖化了的世界中,亦即神聖空間中。這就是精心運作各種定向方法的理由,或者更適切地說,這就是各種建構神聖空間方法的理由。」 伊利亞德這段從宗教心理學出發,對於神聖空間的描述,頗似佛家「三界唯心」的說法。因此神聖空間不僅彰顯神祇的神聖性,也是宗教人內心風景的外部投射。神聖空間幾乎可說是宗教空間文化的第一要義,在神聖空間成立之後,朝聖(pilgrim,日本式的說法謂之「巡禮」)方為可能、文化生產(包括思想著述、經典注釋、詩文繪畫)也才有所依憑。

另一方面,神聖空間又與其他的空間想像(例如天堂、地獄等他界想像或理想國、桃花源等樂園想像)相結合,創造出一個特殊的文化環境,因此,神聖空間不只是宗教課題,更是文化史的重要課題。中國一向有「天下名山僧占多」的說法,四大名山—普陀山(觀音)、五臺山(文殊)、峨眉山(普賢)、九華山(地藏)的說法早已深入人心。關於五臺山、普陀山的研究一向是學界關心的重點,已有相當程度的成果積累。邇近美國學者James Robson 的衡山研究,甚受學界重視,其相關成果已結成 The Power of the Place 一書。

除此之外,天台山、天目山、北京佛教寺院(Susan Naquin、陳玉女)、南京佛教寺院(何孝榮)也有許多足資參考的重要成果。格外值得注意的是:觀音道場的普及性與複雜性,遠較其他信仰更為特殊。另外文殊信仰與五臺山在中古中國與清代(女真人自稱為文殊後胤)的特殊性,也是中國佛教信仰中不容忽視的重要特徵。中土之外,日本的山岳信仰(特別是修驗道)相關研究更是汗牛充棟,若能併而觀之,不僅對認識佛教信仰形塑與演變過程有所助益,更是思考佛教的神聖空間的特殊性,及其與文化生產、社會脈絡相互關係過程時,不容忽視的重要工夫次第。本書所收四篇論文集中在神聖空間的研究,或當作如是觀。

本書另收三篇吉藏與三論宗的研究。吉藏是三論宗的集大成者,佛教思想史上已有定評,吉藏著作豐富且深邃。三論宗的吉藏與天台、唯識之間的關連性一直困擾著相關的研究者,相關的研究甚多茲不贅述。近年在日本,吉藏著作的古鈔本近年面世者不在少數。例如名古屋市真福寺寶生院藏《法華統略》、高野山大學藏《法華玄論》卷四等等。另一方面,吉藏對般若空觀的認識是否也帶有如來藏的性質,近年成為批判佛教研究者熱衷討論的課題,陳平坤教授曾整理部分吉藏的著作在佛研所出版。吉藏的研究雖然淵源久矣,但近年由於批判佛教學者的關注,有重回世人眼目的趨勢。(摘錄)

四、關於本書的構成
本書共收七篇論文,茲分別說明如下:

李志鴻〈八世紀中期唐代佛教王權與禮儀空間——以長安城與五臺山為中心〉關注不空三藏對於唐代中期佛教王權禮儀的影響,特別是佛教禮儀展演空間的意義。如同郊祀之於儒教國家,王權禮儀一向是政權展示的核心成分之一。佛教在東部歐亞大陸被視為重要的政治資源,亦為唐代官方援用。唐肅宗受不空灌頂,取得佛教轉輪王的身分,以大明宮及都城長安作為展演佛教禮儀的空間。代宗統治期間,佛教亦是內憂外患下的政治資源,長安城內寺院舉辦的法會與盛大遊行,結合不空新譯《仁王經》,賦予代宗儒教聖人之外的佛教聖王的地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大興善寺作為禮儀舞台的意義。不空作為皇帝的佛教顧問,於大興善寺置灌頂道場,透過密教灌頂儀式,促進朝臣的政治認同,與皇帝締結更為緊密的君臣關系。進一步地,五臺山被納入佛教禮儀空間之一。五臺山作為文殊國土,其聖地意象化解了中國在既有世界觀中的邊地角色。不空促成由皇帝主導的金閣寺工程,強化五臺山中寺院與國家、國土的連結,五臺山聖地從此成為鎮護王權、守衛國土的神聖空間。而都城長安與五臺山之間的聯繫,也透過僧侶執行的禮儀具體化,甚至被書寫為神異感應。

張旭〈唐代中後期的房山刻經研究——以中原與幽州的關係為視角〉利用傳世文獻及石刻題記,分析唐代中後期河北地區的佛教發展,從政治史的角度思考石經的意義。房山石經的刻經年代始於隋代,前後長達千年,具體反映出地域佛教社會的實際活動。隋代刻經主要與蕭梁皇室一脈相關,特別重視《法華經》的傳統,到了唐玄宗時期,則以金仙公主的賜經聞名。此後,房山刻經則多以個別僧侶為主。安史之亂期間,刻經活動仍然進行,中晚唐時期收到幽州地方勢力的支持而持續。安史亂後,隨著地方藩鎮的勢力興起,河北地區的佛教亦不如以往受到中央的影響或制約,出現了獨立於中原之外的佛教形勢。會昌毀佛之際,幽州佛教的破壞程度亦不如其他地區嚴重。儘管節度使相對獨立的情勢,一度使得幽州成為僧侶的避難之所,但節度使仍然可能迫於朝廷壓力而執行中央政令。無論如何,房山雲居寺雖一度受到會昌毀佛的影響,日後亦能迅速恢復佛教的發展。

黃庭碩〈聖地的變容——十至十三世紀政治變動下的寧波阿育王寺〉以寧波阿育王寺為考察對象,梳理唐末五代至南宋之際,阿育王寺由地方信仰中心成為佛教聖地,又變容為禪寺的歷史過程。阿育王寺地處明州,遠離政治中心而未特別受到唐代朝廷關注,但在十世紀的政治變動期,成為地方政治勢力收攏民心並建構政權神聖性的根據。吳越錢弘俶受菩薩戒、製阿育王塔,建立自身作為當代阿育王的形象。北宋征服南方諸國,阿育王寺與地方政權的關係亦隨之告終。此後,阿育王寺作為十方制禪寺,進入由僧官管理的國家寺院體制,逐步奠定其禪宗山頭的地位。阿育王寺與朝廷的聯繫,加上重回寺內的寶塔以及大慧宗杲的弘法,擴大了寺院的影響力。阿育王寺在十三世紀被列入禪林五山,正式成為南宋國家級的禪林重鎮。以寶塔為核心的舍利信仰,結合禪寺聲望,形塑出寧波阿育王寺作為東南聖地的意象。

郭珮君〈平安時代天台宗的政治性格及歷史發展——與攝關政治交涉為中心的考察〉以日本天台宗教團內部的管理體制為線索,考察教團與政治勢力之間的交涉。日本天台宗原由「座主」掌傳教,「別當」主寺務,日後發展為座主統掌寺院事務,並有俗人出任「俗別當」協助朝廷管理僧籍,教團事務不直接受到國家僧綱體制的限制。平安時代中後期,天台教團與朝廷之間就座主人選發生衝突,朝廷主張以國家僧綱體制的位階為據,教團內部卻主張僧侶奉仕天皇,不受朝廷管理,要求補任特定派系的繼承者。此一衝突也助長了天台宗內部的派系對立,最終導致圓仁、圓珍門人的分道揚鑣。主導攝關政治的藤原氏雖為天台宗的護持者,在朝廷與教團出現衝突時,卻依然堅持在體制上確保僧綱制度的有效性。同時,平安時代後期出身藤原氏的僧侶進入僧綱體系,並試圖角逐座主之位,也是藤原氏作為統治階級牽制教團勢力的作法,目的在於維持僧團勢力間的平衡,以鞏固朝廷權力。

雲惠遠〈論《大品經義疏》中攝嶺學說對吉藏早期思想之影響〉以吉藏的首部著作《大品經義疏》為據,探討攝嶺之學,亦即南朝建康止觀、棲霞、興皇諸寺所傳學說與吉藏早期思想的關係。僧朗之後的攝嶺之學,以四論與《大品般若經》為主,吉藏作品所談三論及《大品般若經》傳承於此。《大品經義疏》中大量引用四論,兼備關中譯經傳統與法朗學說,其中涉及攝嶺學說的論題包括「論般若」、「論二乘」、「論初發心」、「論功德」。梳理這些論題,可以發現吉藏主要受到法朗影響,經常引用的是攝嶺諸師對於《大品般若經》、《華嚴經》的詮釋,而非三論。同時,吉藏的著作也反映出當時的佛教環境,在《成實論》蔚為風潮的背景下,吉藏亦曾接觸《成實論》,並存在對抗《成實論》的意識。

周延霖〈吉藏二諦思想中的方法學和語言哲學〉關注吉藏中觀思想中的語言哲學,討論透過語言「以虛止妄」的方法學。龍樹《中論》的偈頌闡述最高真實超越語言範疇,卻又囿於語言表達。吉藏開展中觀學,亦藉《維摩詰經》的「不二」、「不可思議解脫」進一步發展。其方法學在於語言與真理之間的反覆循環辯證,以致「非破非立」、「非有非無」的至道。吉藏在漢傳佛教傳統中,面對不同於龍樹的論辯傳統,特別重視真理與語言之間的關係。吉藏援用龍樹的「四句偈」開展出的「成假中」雖仍屬語言系統,但目的在於透過層層否定、辯證,脫離語言系統而體證中道。

釋見歡〈從吉藏「境智教」中道義論三論學派之發展〉從吉藏討論的二諦思想出發,指出教理與境智的互動促進義學與實修合一,並由三論的學說立場論述學派的歷史發展,特別是吉藏以後三論沒落的時代背景。三論宗於二諦,由此建構「教理境智」的三論教學實踐體系。吉藏的「境智教」引申自龍樹中觀思想,境智教都具中道義。而三論沒落的關鍵在於禪學,若依二諦,能依教轉境生智。吉藏缺乏攝山禪法支持其講學,「教理境智」的實踐系統並未實現。由於吉藏教學不重視修禪觀心,限於教說,導致三論學派最終因缺乏人才而沒落。

五、結語
漢傳佛教青年學者是中華佛學研究所與研習漢傳佛教的青年學子一次近距離接觸的嘗試。數年來,我們發現年輕學子對於漢傳佛教研究的熱情與創意,遠超想像。續佛慧命是漢傳佛教最重要的使命與任務。漢傳青年學者論壇完成階段性的使命,即將轉型進入新的階段。在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為了續佛慧命,將以不同的方式,持續打造跨世代、跨學科的漢傳佛教對話平台。堅毅,恆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