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快樂（全新改版）
Authentic Happiness

將科學心理學知識推向大眾心理學的應用

　　當遠流主編轉達好友洪蘭教授囑咐我幫她剛翻譯好的，塞利格曼的《真實的快樂》一書寫 「推薦」時，我嘴巴上是毫不猶豫地立刻答應下來，但內心裡卻有種不安穩的攪動，是吸引與排斥兩股力量的攪動。好友洪蘭教授屬於那群被我歸類為「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的一員，每次看到她，就會想到薛西佛斯在推那顆大石頭，滿臉堅毅的神色，努力朝山頂推去；不只是有「知其不可仍為之」的決心，還有一份清楚的理想國藍圖。多年來她不曾稍懈，且一有空就試著將值得介紹給國人的好書翻譯成中文出版。所以她的囑咐，當然沒有第二句話，立刻「做」就是了。但是塞利格曼這個心理學界的大師卻同時擁有吸引我與排斥我的魅力。

　　筆者當年帶著偏向哲學思維的、有限的精神分析概念（雖然在高中階段，也大膽地接觸佛洛伊德〔Freud〕，但能瞭解的終究有限）與對佛洛伊德的憧憬進入台大心理系，很快地就被該系秉持的「正統心理學—科學取向的心理學」擊垮。大學四年、碩士班二年、博士班五年來，令我十分習慣以類似自然科學與生物科學的「科學心理學觀」看待所有有關人的研究。我可以接受哲學、社會學、文化學、文學、歷史學等等對人的探索是重要且有貢獻的，而心理學於人的「學問」中之所以有所貢獻，就必須從「科學的心理學」著手。交代我個人的背景，是要說明我是在這種主觀的「信念」下，接觸塞利格曼的研究貢獻的。他與梅耶（Maier）、歐弗麥爾（Overmies）於一九六七、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的研究，指出憂鬱（depression）的行為病理學（behavior pathology）之可能發展方向，他並且於一九七五年將之集結成《習得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一書，做了相當完整的統合整理。於同一年（1975），艾顯克（Eysenck）也整理出兩階段論（two-factor theory）對焦慮相關症狀的病理理念架構與可以衍生的應用，呼應渥普（Wolpe）的系統減敏感法。其在臨床的診斷、衡鑑以及治療上，得到相當好的成效。因此，令我等臨床心理工作者培養出一種深深的期待，期待「習得無助」亦可以解決臨床上的另一大問題：「憂鬱」。

　　「憂鬱」的臨床現象比「焦慮」複雜。我以自己有限的臨床經驗，在擔任台北市立療養院心理室的主任時，還曾經向同事們報告塞利格曼的「習得無助」的行為病理研究，並主張這個模式至少可以協助解決「反應性憂鬱」（reactive depression）。才報告完不久，一九七八年塞利格曼即與阿伯賽遜（Abramson）等人提出歸因模式（attributional model）的「改良的習得無助」。甫看完該篇報告時，還替塞利格曼辯解，認為他與班都拉（Bandura）一樣，可以接受「認知的」（cognitive）研究取向，發展「行為—認知」的心理病理模式，但另一方面，他應該還會將「習得無助」原本的行為模式繼續發展下去。當時，我在臨床工作上以「習得無助」行為模式搭配格瑞瑟（Glasser）的「真實治療」（reality therapy），協助憂鬱或有自殺傾向的個案，「看到」他（們）的「行為與行為結果」間的關係；這些個案均獲得有效的改變，更令我期待塞利格曼堅持他原來的研究路子—雖然也同時接受行為認知取向的結合研究理念。

　　但是塞利格曼就這麼地放下他的「學習無助」了。他在這本《真實的快樂》書中，甚至說他從開始就反對行為主義的取向。似乎有「過河拆橋」的嫌疑：塞利格曼的學術成就，主要是建立在「習得無助」的模式上，至今仍經常被引用。

　　侯藍（Holland）與塔羅（Tarlow）曾於一九七○、八○年代試著區辨大眾心理學（public psychology）與科學心理學（scientific psychology）兩種心理學。前者指稱的是每個人每天應對各種人（對象）時，所集結自經驗的，並將之運用於與他人應對之中的「關於人的知識」；每個人都有一套自己的「關於人的知識」，亦即每個人都擁有一套自己的「大眾心理學」。科學心理學則包含了「探究的方法」、「經由探究所累積的關於人的瞭解與行為原則」，以及「由前兩者衍生而成的改變行為心理狀態的技術」；而其使用的「方法」，通常一定包括「有系統的觀察」，因此通常亦一定依循某種實驗法則。相對於大眾心理學，科學心理學處理的內容，常常離開了心理與行為的表象，就如同物理學探討的分子、原子、夸克，或運動三大定律都是各種物理現象表象背後的「知識」一樣。因此，要將科學心理學對應回到大眾心理學，而令「心理學之科學知識」可以應用於每個人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狀況裡，的確需要大費周章。不過，七○年代之後，較嚴肅的討論生活中各個面向的、適應的、偏向「課本」形式的書籍一本接一本的問市，且相當熱門（如：柏納與哈金斯〔Bernard & Huckins, 1971〕；渥錢與歌索〔Worchel & Goethals, 1989〕；莫利斯〔Morris〕一九七四年的書，到一九九○已經出第五版；艾瓦特與達夫〔Atwater & Duffy〕一九七九年的書，到一九九九年則已經出第六版），但較輕鬆易讀如侯藍與塔羅的「使用心理學」之類的，自助式的（do-it-yourself, self help）書籍則更如過江之鯽。

　　認知取向的科學心理學除了有其學術環境發展上的必然條件外，這類認知的科學心理學知識在與大眾心理學結合時，更佔有絕對的優勢。

　　塞利格曼朝著將科學心理學知識推向大眾心理學的應用前進，或許也是心理學者應有的社會責任吧！不過，他提出「過去的五十年，心理學只關心一件事—心理與精神疾病」，令人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感覺。心理學或許投注了較多的資源來探索負向的情緒與負向的心理活動（心理狀態），但是科學心理學裡所探索的心理現象，如屬於認知與實驗心理學中之感覺、知覺、思考、記憶、學習、問題解決、語言等等，基本上是「中性的」，也就是不帶有「正向」或「負向」的意涵；而在人格心理學或社會心理學裡，有「偏差人格現象」或「偏差社會互動」的研究主題，但大多數的主題仍是中性的，而且「正向的」研究主題亦有許多。如人格心理學中，人格堅韌性（hardiness）的研究主要是由Kahasa等人於一九八○年代提出；人格復原力（resilience）的研究亦於一九八三年左右開始，由Garmezy、Haggarty等研究小組提出。至於社會心理學中，正向的主題就更多了，譬如利他行為（altruistic behavior）、對他人有利行為（prosocial behavior），幫助（help）的討論，即顯現出單只是「幫助者」與「受幫助者」的社會互動，即有相當細緻、精密的探索；寬恕（forgiveness）的研究，也大約在一九八○年代與「宗教心理」的探索結合，而有相當好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結果都是「正向心理學」三大部分中，「正向性格特質」與「正向社會環境（結構）」兩項的基礎。正向心理現象的探索，在心理學領域中長期以來亦累積了不少「知識」，只是從來沒有使用「正向」這個名詞。就如同華生（Watson）一九一三年提出「行為主義」時，已有足夠的研究資料可以支持「行為主義」這個主張一般，一九九一年以後逐漸於情緒研究中提出「正向情緒」，而於一九九八年以後開始較有系統地提「正向心理學」，也一樣是因為已有足夠的研究資料可以支持「正向心理學」的主張。不過，就「從科學心理學到大眾心理學的結合」而言，「命名」是一件重要的事。「命名」宣示了一種「產物」的產生，接著就可以談「它」的「上市」與「行銷」了。塞利格曼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稱讚的。

　　首先是他自己的「產品」：「習得樂觀」；其次是他大力協助，支持佛德利克生（Fredrickson）的正向情緒研究的發展；第三是他組織成有系統的「正向心理學」。

　　(1)習得樂觀（learned optimism）

　　塞利格曼所提出的「習得樂觀」是本書的重點，若就學術的觀點（科學心理學的觀點）來談，其焦點在「習得」與「樂觀」。「習得」強調的是「個人於其與環境的互動經驗中，形成了較穩定的改變」，因此，此項心理狀況「不是先天的，受天賦限制而無法改變的」，也不是「突發的，偶然的」，而是經過該項與環境互動過程，個人會從「Ａ心理狀態改變成Ｂ心理狀態，且此項改變是穩定的（在相關的各種環境、空間狀態下，其表現是一致的）、長久的改變（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其表現是一致性）」。如果暫時不討論樂觀內涵，將之套入前述的說明，可以轉敘述如下：「一個人於其與環境的互動中，從較不樂觀或悲觀的心理狀態，改變成較樂觀的狀態，且這項改變於各類、與樂觀（悲觀）相關的社會環境中，會有一致性的表現；於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這項改變的表現，也具前後的一致性。」至於「在何種條件下，個人的生活經驗會形成此項改變」，本書已將之詳細的說明於各種「具體的作法」裡。

　　其次要談的是「樂觀」的內涵。這方面的心理學研究是歸納在「個人控制感」（personal con-trol）的領域裡，討論的是「個人主觀的認定其對自己、對社會環境，對物理環境等的可控制性程度」。目前較常被討論的有「主觀知覺的控制感」（perceived control）、「自我效能感」（feeling of self-efficacy）、「習得無助」、「習得樂觀」、「正向錯覺」（positive illusion）等。各項領域雖然有其強調的特點，不過共同的基本主題是圍繞在「個人以為他的某些行為是否可以有效引起某些環境上的某種改變；亦即個人的行為與環境的變化是相關連的」、「個人的這項認定與真實狀況的符合程度」、「個人是否可以有效執行這行為；亦即個人對於自己是否做出這些行為的可控制性」等三個主題。塞利格曼已經將前述較枯燥且抽象的說明，轉化成大眾心理學的語言，寫在本書裡。他在這上面的努力與成就，令我非常佩服。

　　(2)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

　　正向心理學中的正向情緒之探究，主要立基於佛德利克生的「擴展—建立」（broaden-built）理論上。

　　心理學中有關情緒的研究，有許多的起伏。薛赫特（Schachter）一九六○年代提出的「認知的情緒理論」（cognitive theory of emotion），影響了過去近四、五十年的情緒研究，儘管有許多新的模式被提出，各個模式亦有「特徵」上的差別，但基本上是討論個人之「認知」對其「情緒」的影響。當然，當時也有學者堅持研究個人之「情緒」對其「認知」的影響，不過這方面一直要到近十五年來，有了方法上的突破，才較受重視。「擴展—建立」理論就是屬於後者的發展，將焦點放在「情緒」對「認知功能」的具體影響。這一部份，塞利格曼也將之轉換成具體而通俗的大眾心理學語言，於本書中詳細說明，令人佩服。

　　(3)正向特質（positive traits）

　　「特質」（traits）是「人格理論」（personality theories）中，重要的理論取向之一。嚴格地說，前面提到的「習得樂觀」，亦為「特質」之一；亦即「個人穩定地表現於跨場合、跨時間的心理狀態，即為個人的特質之一」。從這個觀點延伸下來的、學術上討論許久的、性格特質是「天生的」相對於「習得的」之爭論，在此書中顯然已採取了「習得的」立場。俗諺「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強調的是「命定的力量」；不過，由心理學的研究來看，本書的著眼點是「難移」，亦即「是難移，而不是不可移」。「習得樂觀」的特質，是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的；對某些人而言，或許可以輕鬆地擁有（天生即偏樂觀），對另一些人而言，或許較難（天生偏不樂觀），但只要有心去改變自己，則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習得樂觀」的特質。其實塞利格曼於本書中的詳細而具體之解說，可以推論：「對每一個人而言，『習得樂觀』是很樂觀的。」
前文中提及的「人格堅韌性」以及「復原力」亦屬於「正向人格特質」。本書中除了「習得樂觀」之外，還提到個人之「長處」與「美德」（包括勇氣、宏觀、正直、公平、忠誠等），讀者或許可以將之視為科學心理學對大眾心理學的服務。

　　(4)正向組織（positive institute）

　　正向組織強調的是「某類環境」可以較方便地引發或促成個人之「正向情緒」、「習得樂觀」、「長處與美德」等的培養與建立。發展（兒童）心理學領域在過去一百年來的研究中，有許多「親子互動」、「管教態度」、「依附行為」等的研究，朝向「兒童」成長之有利環境的探討；前文提及之「復原力」也包含了兒童青少年階段的「有利成長環境」的探討。如果將之擴大為討論「所有的人」，則整個社會（甚至整個地球）的運作是否有利於「正向情緒」、「習得樂觀」、「長處與美德」的培養，應該是一核心問題。

　　洪蘭夫婦兩位長久來都全力地推展「好的教育」，他們相當重視「美德」在整個教育（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當中的重要性。尤其是現階段的台灣，既受全球化的衝擊，又面對建立「台灣」國家意識的波濤，「美德」在教育中應有的份量就更高了。最後要再說一次，很佩服洪蘭教授的執著，也期待這本書帶給所有讀它的人「真實的快樂」。

吳英璋教授

　　【推薦者簡介】吳英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及研究所學士、碩士、博士，曾擔任台北市立療養院心理室主任、台北市教育局局長，現為台大心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