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侯文詠：一場與內在對話的旅程

或許有那麼一點點不甘心的成分吧，二○一二年夏天，當《我就是忍不住笑了》出版時，我和出版社的編輯、企劃商量之後，決定把過去例行的大型演講改成「小型」的、「專門回答問題」的座談會。我們事先在網路上公開徵求問題，根據讀者提出的問題，挑選並且邀請他們來參加發表會。

兩場座談會讓我有機會更靠近了讀者的心事，前前後後一共回答了一百多個問題。這個過程，固然彌補了一些無法回答完讀者的問題的遺憾，但是在理直氣壯地回答問題的過程中，另一種我始料未及的忐忑心情卻油然浮現。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寫的小說《危險心靈》中，因為教育事件發動抗爭的謝正傑接受電視採訪時，主持人和他的對話。

「謝同學，以你的年紀從事這樣的抗爭，我相信一定承受了許多壓力，」主持人問：「自己會不會感到害怕呢？」

我（謝政傑）點點頭。「會。」

「你怕什麼？」

沉默。

「怕被老師批評？怕學測成績不好？」主持人試圖引導我，「怕影響將來前途？」

我不停地搖頭，又清了清喉嚨，最後終於說：「我怕萬一我相信的事情是錯的。」

一邊回答著這一百多個問題，我一邊懷疑起來：

一個像我這樣的作家，以我有限的人生經歷──外加這麼多連自己都找不到答案的問題，真的有能力回答所有這些包羅萬象的問題嗎？或者，就算真的回答了，我的答案對解決讀者的問題有幫助嗎？萬一，答案不但派不上用場，甚至造成反效果，怎麼辦？

我就這樣懷抱著複雜的心情，完成了這兩場座談會。座談會之後，出版社很貼心地把當日發表會的內容，聽寫成逐字稿讓我參考。一頁頁翻著這些逐字稿，更加深了我的忐忑不安──才經過沒幾個月，我很容易就看見自己思慮不周的漏洞不少。我發現，有些問題，我其實可以用更好的切入點去思考，有些答案，其實可以用更有趣、更周密的方式回答。

這些發現在在提醒我，「答案」是一種有機體──它會隨著時間、經驗的累積，不斷成長、變動的。也正是這個提醒，觸動了我寫作核心最敏感的那根神經。我開始想，隨著外在的環境、人事的變化，答案在未來是會不斷地被推翻、進化的。可是我的回答一旦化成了文字（或者是網路上的影像），卻會像死掉的標本一樣長久地存在。

既然如此，死掉的文字，如何追得上不斷在演化的答案呢？

如果我相信，一個作家應該帶著問題和讀者一起思索，不斷追求更好的答案，而不是提供答案，讓讀者和自己感到滿足，從此停止對問題的思考。那麼，為什麼還要回答這麼多我未必能解決的問題呢？

一方面我告訴自己：人之大患在好為人師。但另一方面，手機螢幕上像是河流般流過的問題所發出的嗶嗶聲，又給我另一種迫切。

To answer, or not to answer ?（回答，或不回答？）

對我而言，這變成了一個真實的兩難。

那次的座談會之後沒多久，我輾轉收到了一個母親的來函。

這個母親告訴我，她的孩子本來是個在各方面都表現得非常優秀的學生。自從看了我寫的幾部長篇小說之後，不但在校成績一落千丈，情緒也越來越不穩定。父母親試著跟她溝通，也拜託學校的輔導老師和她討論，試盡各種方法都沒有幫助。

她知道孩子是我的粉絲，又曾經參加過我的座談會，因為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才會冒昧提出這個請求，希望我能跟孩子單獨談談。信末，這個母親還附上了一篇孩子的文章，讓我參考。

我讀了孩子的文章，注意到筆鋒之下有一種超乎她的年紀應有的細膩與早熟。我又回頭去查看了一下她在座談會的提問。儘管那天針對她的問題我做了回答，不過，顯然，我的答案並沒能為她釋疑解惑。

大概是自己沒回答好孩子問題的責任感吧，我開始和母親聯絡、安排和孩子見面的細節。母親客氣地透過出版社聯絡的人員，表示願意付給我諮詢費用。不過我委婉地拒絕了。幾番溝通往返之後，我告訴這位母親：如果她真的非得送什麼東西給我的話，就請她帶上一杯黑咖啡請我吧。

見面當天，一見到我，孩子的母親立刻遞上了熱騰騰的咖啡，對我深深地一鞠躬。她把孩子交給我。正要離開前，忽然伸出手來，握著我的手。

我稍稍地愣了一下。不知道是因為母親急切的心情給我的錯覺，或者是咖啡的熱度，那隻緊握著我的手有種很特別的溫度，讓我覺得有些意外。

「小孩就拜託你了。」

她就那樣殷重地握著我的手，一會兒，才放開我的手，轉身離開。

坐在我面前的孩子，有著一副鬱鬱寡歡的表情。她對我述說怎麼開始閱讀我的書，又說了閱讀我的書，個別的心得、心情。聽著她的敘述，你又感覺得到一種矛盾──一種在那張鬱鬱寡歡的表情之下，隱藏著澎湃情感的強烈矛盾。

「妳最喜歡我的故事裡面的哪一個角色？」

「沈韋。」她說。

「為什麼？」我問。沈韋是《危險心靈》中一個充滿思考的小孩。他在教育事件抗爭現場唱了一首〈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宣告了他的宣言之後沒多久，就以自殺結束了生命。

「我覺得他說出了我心裡的話。」接著這個孩子在我面前說出了小說裡面沈韋那段對白。

小時候，我好想背著大大的書包去上學。我以為我會在學校學習思考、體會、尊重、分享，好讓我更懂得享受生命所賦予我的一切，更懂得熱愛這個世界。直到我開始上學之後，我才明白我想錯了。他們說，教育就是競技場，而讀書不過是一場又一場的爭奪戰，為了保持領先，我們放棄了思考、體會、尊重、分享，開始學習平庸、冷漠、虛偽、貪婪。

我已經不想再繼續長大了，當我們不再保有孩子的純真時，青春、歡笑、自由與想望也就遠離了，是責怪、互相憎恨、鬥爭、殺戮……直到我們徘徊在黑暗與荒蕪裡，直到無助的吶喊與哭泣淹沒了我們……

我聽她唸誦著，沒有多說什麼。繼而她又對我說著她觀察到的世界，從學校到社會甚至到整個世界的自私、墮落、黑暗，以及無力改變它的挫折。

孩子說完了這些之後，靜靜地望著我，等待著答案似的。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從某個角度來說，早熟的她說得都沒錯，但她只是個孩子，應該好好長大，不應該在這個時間點承受這麼多的。於是，我開始告訴她我是多麼喜歡沈韋這個角色，可是又為沈韋的生命就這樣停下來，感到多麼惋惜。如果沈韋可以好好長大，堅持他所相信的事情，我相信，他的人生一定擁有更大的舞台，他所展現的生命，也一定比現在更精采許多的。

我告訴她，不要讓自己感到挫折，也不要太早放棄。現在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以後不能做到。我告訴她，請她繼續堅持自己的熱情，如果不能幫助這個世界，那就先幫助這個社會。如果不能幫助這個社會，那就先幫助周遭的人。如果連周遭的人都無法幫助，那就先幫助自己。

我告訴她，請她用能讓自己快樂的方式好好長大。在這個階段，沒有什麼比這件事更重要了。只有先讓自己變成一個幸福、有能量的人，才能用同樣的方式，去扭轉這個世界的自私、墮落、黑暗……

她沉默地聽著，面無表情。我一點也不曉得她到底聽進了多少。有很短暫的刹那，我感到有點恍惚，似乎坐在面前聽著我說話的不是那個孩子，而是書中的沈韋。

我想起《危險心靈》小說中，當主角謝政傑在電視攝影棚接受採訪時，聽到沈韋自殺身亡消息之後的嚎啕大哭的心情──

我不明白我為什麼哭成那樣，彷彿剛才如果我能表現得更堅強一點，那個唱歌的少年就可以繼續活下去似的。

不知道是孩子臉上的表情，或從她的回饋感受到的無力感，我隱隱約約感受到自己越說越急切。我知道我應該更加沉穩、堅定，可是我似乎就是無法做到。

那次見面之後，我的心情其實有點忐忑，覺得自己似乎說得太多、太急切、也太熱情了。我很認真地反省了一下，覺得其實那天我應該花多一點時間聽那個孩子再多說一點，更深入地瞭解她的問題到底是什麼才對。

在那之後沒有多久，我收到了孩子母親的信。她向我道謝，告訴我孩子的近況，並且告訴我，孩子漸漸地變得比較穩定了，也充滿了更多的能量面對自己的課業了。

讀著母親的信，腦海裡浮現那天和小孩見面當天的對話、情境。我在想，或許是對小說人物過度的投入，我擔心太多了。可是沒一會兒，又自顧擔心起來。似乎，事情應該沒有這麼簡單容易才對……

無論如何，小孩子得到了一點正面的能量，還是令人開心的事。

隔年夏天，小孩子寫了一封信給我，她問我還記不記得她？她告訴我，她考上了理想的學校。她謝謝我給她的鼓勵，還告訴我，她會用自己的人生證明，她不會放棄自己的理想，不會和制度妥協……

大概在那之後吧，我的夢裡開始出現了孩子的母親握著我的手。那隻手有一種溫度，和一九八六年冬天虛弱地握著我的那隻冰冷的手完全不一樣。是那樣的溫度，讓我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漸漸，我甚至可以感覺到，在內心有些往黑洞裡面不斷墜落的什麼，慢慢停了下來。

儘管不是所有的問題都有答案，也不是所有的承諾都能實現，儘管你的能力永遠那麼有限，但重點不是問題能不能被解決，而是你關不關心，在不在乎。那隻溫暖的手，以及之後發生的事，似乎提醒我：只要努力，有些遺憾可以有機會彌補，有些無可挽回的有機會被挽回，有些瑕疵也有機會變得圓滿……

偶爾，我還從社群網站上收到那次參加座談會的孩子們發給我的問題。

如果情況迫切或需要，我也會安排時間和他們見面，聊一聊他們的問題。

老實說，我不確定這樣做是否真能給他們什麼幫助，但似乎每見過一個孩子，或回答了更多的問題，我就會發現自己心中那個「to answer, or not to answer ?」的天平，慢慢地往「to answer」的方向又偏斜了多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