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佛教史跡：神通寺、龍虎塔與小龍虎塔

神通寺史跡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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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環境與歷史沿革

神通寺遺址位於山東省濟南市歷城區柳埠鎮金輿穀南部，北到濟南市區直線距離19公里，南距泰山主峰玉皇頂的直線距離21公里，由濟南通往泰安的103省道從柳埠經過（圖1-1）。這一帶屬魯中低山丘陵，處於泰山北麓餘脈，附近海拔800公尺以上的主要山峰有長城嶺、跑馬嶺等。山脈多呈東西走向，地貌類型爲變質岩和石灰岩，大部地區山勢蜿蜒起伏，溝谷開闊，谷底覆有第四紀沉積物，形成大型的沖溝，終年流水；有的地區則山勢陡峻，巉岩聳立，溝谷狹窄，地貌景觀變化多端。

金輿谷地屬柳埠鎮南山村，是一條南北狹長的山谷，東西兩側分別爲青龍山、白虎山，向北爲通天峪、黑風口。神通寺主要的遺存即保存在金輿谷南端平闊的穀底以及青龍、白虎兩山相對的一側（圖1-2、1-3）。金輿穀在文獻中又稱琨瑞穀、琨瑞溪、朗公谷。谷東側的深溝內有溪水由北向南匯入青龍、白虎二山之陽的錦陽川支流（當地居民稱之爲錦陽川），該水在古代有玉水、琨瑞水之稱。隔錦陽川南望，是高聳的金牛山。金牛山與青龍、白虎二山均爲琨瑞山 之大小山峰，琨瑞山古時又有昆侖山之稱。金牛山爲琨瑞山之主峰（圖1-4）。金牛山至遲在明代即有其名，古時稱爲金輿山、金榆山、金驢山、金廬山等。
　
這一地區西周時屬譚國，春秋魯莊公十年（西元前684年）屬齊國，至秦屬濟北郡，西漢前元四年（西元前153年）置歷城縣，東漢屬青州濟南郡、濟南國，三國時屬魏青州安平郡，又屬青州濟南國，西晉、後燕、劉宋時屬青州濟南郡，北魏至北齊時屬齊州濟南郡，隋代屬齊州、齊郡，唐屬齊州，太宗後先後屬河南道臨淄郡、濟南郡、齊州，五代時屬濟南道齊州、河南道齊州，北宋屬京東東路齊州、濟南府，金代屬山東東路濟南府，元代屬濟南路總管府，明、清兩代屬山東省濟南府。

二、寺院的初創
　
神通寺原稱朗公寺，是山東地區開創年代最早的一處佛教寺院，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十六國時期。
　
佛教傳入山東，首先在選擇泰山一帶開山創基，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除了因爲這一地點距離中原較近，是佛教東傳的必經之路外，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泰山在中國傳統的信仰中有特殊的地位。自古以來人們就認爲泰山是交通上天之處，秦皇漢武對泰山屢加封禪，民間也認爲泰岱一山是神仙爰居之所。漢鏡中即常見「白虎□兮上泰山，鳳凰兮見神仙」，「上大山，鳳鳥下，見神人」之類的吉語，曹植《仙人篇》有「仙人投六箸，對博太山隅」之辭。漢代讖緯之學的流行，也使泰山有了鬼域的傳說，認爲此地是死者魂歸之處，顧炎武《日知錄》及趙翼《陔余叢考》均有「泰山治鬼」條，對此問題論證較詳。佛教作爲一種外來信仰，欲開闢一新的地區，就必須與當地傳統的信仰融合，借助於當地固有的習俗得以傳播。
　
該寺院的開創者朗公的事蹟見於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二、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濟水二、梁釋慧皎《高僧傳》等多種文獻，其中《高僧傳》卷五〈晉泰山昆侖岩竺僧朗〉所記僧朗事蹟尤爲詳細：
竺僧朗，京兆人也。少而遊方問道，長還關中，專當講說。嘗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失。朗常蔬食布衣，志耽人外。以秦符健皇始元年（351年）移卜泰山，與隱士張忠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後符堅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朗乃於金輿谷昆侖山中別立精舍，猶是泰山西北之一岩也。峰岫高險，水石宏壯。朗創築房室，制窮山美，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
　
秦主符堅欽其德素，遣使徵請，朗同辭老疾乃止，於是月月修書●遺。堅後沙汰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昆侖一山，不在搜例。」及後秦姚興亦佳歎重。燕主慕容德欽朗名行，假號東齊王，給以二縣租稅，朗讓王而取租稅，興福業。晉孝武致書遺，魏主拓跋圭亦送書致物。其時人所敬如此。此谷中舊多虎災，常執仗結群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奉高人至今猶呼金輿谷朗公穀也。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以逆知。使弟子具飲食，必如言果至，莫不歎其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
　
《高僧傳》稱僧朗爲京兆人，但其名又被冠以竺字，故有學者推斷其先世應是天竺人。 僧朗所開創的這處寺院得名朗公寺。朗公卜居泰山時，與張忠共遊處。這件事情本身足以說明當時佛與道關係之密切，這就使山東早期佛教抹上了一層傳統信仰的色彩。張忠字巨和，中山人，西晉永嘉年間（307～313年）隱入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餐芝鉺石，修導養之法」。「其居依崇岩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張忠並「立道壇於窟上，每日朝拜之」。因爲宗教背景不同，兩人修道的方式也有區別，但並不妨礙其交遊。據說僧朗「素知占候」， 其實也頗有一些方士的味道。而後來泰山的僧人也有「穴居」修行者。
　
十六國時期正是中國北方動亂的時代，同時佛教在各民族彼此征伐，文化迅速融合的背景下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後趙石勒、石虎都曾尊崇西域名僧佛圖澄。佛圖澄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得到皇權支援，利用國家力量發展佛教的僧人，其弟子僧朗秉承其衣缽。當時山東有著優越的人口與自然條件，是兵家必爭之地。如《晉書》記潘聰所言「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這一時期，青齊地區王朝不斷更替，僧朗周旋其間，與不同的當政者往來，各族帝王也從政治上利用佛教，無不禮遇僧朗。《高僧傳》所記僧朗與諸帝王之間往來、饋贈等事，在其他文獻中記載也較詳，計有：一，秦主苻堅致書僧朗，並贈紫金、繢綾、奴子等，後苻堅沙汰衆僧，「昆侖一山，不在搜例」；二，東晉孝武帝司馬曜致書遣使，送五色珠像、明光錦、象牙簟、金缽等；三，後燕慕容垂致書並送絹、袈裟、錦；四，後秦姚興致書，贈以金浮屠、經卷、寶臺；五，北魏太武帝拓拔燾遣使致書，以繒、素、氈罽、銀缽爲禮；六，南燕慕容德定都山東後，贈給絹百疋，並封朗公爲東齊王，給以奉高（今泰安一帶）、山茌（今濟南長清區一帶）兩縣之租稅民力。 其中，慕容德對朗公的支援最大，所以文獻中言及該寺，認爲「即南燕主慕容德爲僧朗禪師之所立也。」 僧朗還曾爲慕容德出謀劃策，指出「宜先定舊魯，巡撫琅玡，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
　
執政者的支援，爲朗公寺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文獻所說朗公寺「內外屋宇，數十餘區」，「上下諸院，十有餘所，長廊延袤，千有餘間」，此類言辭固不無渲染誇張之嫌，但也可以由此想見當時寺院的規模之大。
　
北魏太武帝在位時（424～452年），魏軍雖多次進攻山東，但山東地區基本上是在劉宋政權控制之下，因此太平真君七年（446年）首次大規模的滅佛運動並未對該寺起到什麽作用。北魏時期「貞確有思力」的僧意曾住朗公寺，「聚徒教授，迄於暮齒，精誠不倦。」當時，「寺有高驪像、相國像、胡國像、女國像、吳國像、昆侖像、岱京像，如此七像並是金銅，俱陳寺堂。」可知這時的朗公寺與西域、朝鮮半島以及南朝等地已有交往。
　
佛教在北周武帝宇文邕時再遭打擊，自建德三年（574年）武帝下詔廢佛，建德六年滅北齊後，下令悉毀齊境佛寺經像，前後將八州四萬所寺院充作貴族宅第，令僧尼三百萬人還俗。泰山之陽經石峪2064平方公尺的大字摩崖刻經草草中輟，據考也與這次滅佛相關， 說明北周武帝滅佛確曾殃及泰山地區。今山東博興縣龍華寺、諸城市體育中心等遺址出土的大批破壞後掩埋的佛像，可能也與這次滅法有關。所幸這一事件極爲短暫，宣政元年（578年）武帝去世，滅佛隨即終止。繼之在今魯南鄒城等地又出現了新的刻經，如鐵山、崗山刻經分別有大象元年（579年）、二年的題記。《續高僧傳》卷十稱朗公寺「三度廢教，人無敢撤。欲有犯者，朗輒現形，以錫杖撝之。病困垂死，求悔先過，還差如初。」其文辭頗涉虛誕，是否留有史實的折影，亦未可知。朗公寺遺址尚未經過系統考古發掘，北朝遺物只有原存於四門塔內的東魏武定二年（544年）楊顯叔造像記。對於該寺初創階段歷史，還有待於更多考古材料的發現來逐步廓清。
　
朗公寺的開創直接影響了周圍地區佛教活動的發展。關於濟南附近早期佛教傳播的問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學術界曾有過討論。當時山東省文管會的學者曾認爲，北朝時期的朗公寺是齊州佛教的中心，直至隋唐時期還保留著「中心區」的地位。這一意見今天看來仍基本可取。濟南、泰山附近受朗公寺的影響，大大小小的寺院相繼開創。如《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八〈魏泰嶽人頭山銜草寺釋志湛傳〉：「釋志湛。齊州山茌人。是朗公曾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仁濟爲務。每遊諸禽獸而群不爲亂。住人頭山邃谷中銜草寺。」銜草寺遺址今不可考。由此文獻可推知，當時應有不少寺院與朗公寺有密切關係。如濟南近郊北魏、東魏的黃石崖造像（圖1-5、1-6）、長清靈巖寺出土北齊造像（圖1-7）、平陰二洪頂北朝刻經、泰山經石峪北朝刻經等佛教遺存，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這一地區佛教活動的興盛狀況，而其中有許多遺址就在當時的山茌、奉高境內。有的研究者就僧意時期朗公寺內的七國金銅造像聯繫到山東北部博興等地出土的大批北朝銅造像，認爲兩者不無關係，或許朗公寺的影響還有可能被及更大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