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的生命獻給你【內頁泛黃】
Ich schenke euch mein Leben

善非父母做，亦非他眷屬，
若心向正行，善業為最大。
——《法句經．心品》，第四十三偈

我出生於西元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父母的名字是特爾多‧庫塞爾（Theodor Kussel）及莉茲‧羅森塔（Lizzi Rosenthal），他們將我取名為伊瑟（Ilse）。我的星座是處女座，可是隨著年歲增加，處女座勤勞、認真、理性的特質，卻漸漸被上昇星座獅子座鍥而不捨的特性所取代。

出生時的那種小康市民生活已經不復可尋了。當時我們住在動物園區（Tiergarten）一棟十二個房間的樓房裡，那裡是當時西柏林最高級的住宅區。我們家聘請了一位廚子、一位女僕、一位保姆，還有一位偶爾會載我去上學的司機。吃飯的時候，身穿黑色制服、頭戴白色帽子、腰繫白色圍裙的女僕會侍候我們。家裡鋪著絨布的餐桌、套著絲綢的椅子、鋪著波斯地毯的地板……，家人嘴裡喝著裝在銀杯裡的茶，每三個月還會有一組工人來家裡清洗水晶吊燈。

我之所以描述這些事情，是因為當時的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一切都那麼妥當，世界對我而言是美好又安全的。」這種感覺我至今都能還清楚地感受到。然而不久之後，事實就證明了這種安全感只不過是一種錯覺。父親當時是柏林證券界的宣誓經紀人。當時整個柏林只有七個宣誓經紀人，他們可以根據行情與買家的實力來決定股票價值，影響力頗大。他當時是在一個政府部門服務。

有一次我問他：「爸，我們很有錢嗎？」他這樣回答我：「算是小康吧，接近有錢的程度。」

一天，父親將我擁進懷裡，用一種傷心的語氣對我說：「你知道嗎，丫頭，我們是猶太人。」我問他：「我知道，當猶太人不好嗎？」他說：「原則上並沒有什麼不好，可是以目前的局勢來說卻不太好。」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覺得身為猶太人是一件很特別的事。

在這之前，我們在家裡從來沒有談論過猶太人的話題。我的家人是所謂的被同化的猶太人，也就是不再保有正統猶太傳統的猶太人。像我們這類人已經融入當地的文化中，和其他人一樣，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調整自己，以求安身立命。有些人甚至受洗成為天主教或基督教徒。我的家庭並沒有改變信仰，這也許是因為我父母並不覺得宗教信仰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他們都覺得自己是德國人。父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得到一級鐵質十字勳章，這是他最驕傲的一件事。他告訴我，普魯士帝國的菲德烈大帝讓猶太人走出猶太隔離區，讓他們想住哪裡就住哪裡。這個偉大的皇帝認為，每個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得到幸福。也許是因為這樣，這個國家的猶太人就更努力地去融入中產階級的生活。對於德國，他們出於感激而表現得特別忠誠。

我很清楚地記得，父親經常說，能夠在德國平安地生活下去，真是一件美好的事。這些話，應該是在我還很小的時候說的，因為不久之後，所有的情況就完全改變了。

外公在柏林有間專賣兒童服裝的商店，地點就在冉客街（Rankestrasse）與陶恩欽街（Tauentzienstrasse）的交叉口，威廉皇帝紀念教堂就在旁邊。那座教堂如今是和平的象徵，被轟炸後遺留下來的破鐘塔正好可以用來警惕世人戰爭的可怕。

幾年前，我多年後第一次重回柏林時，曾試著尋找外公的店鋪，它卻早已不存在了，就連我和父母親共同住過的那棟房子也都找不到。我的童年也就這樣了無痕跡地消失，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讓我憑弔，連墳墓都沒有。這也許是為什麼在我所保留的舊照片中，那個小小胖胖、有一張圓臉的小女孩，看起來是如此遙遠。記憶中我的臉總是紅通通的，一直到今天都是這樣。

在外公的雅各‧羅森塔兒童服飾店門口有一個馬車驛站。馬車在那時就像現在的計程車一樣。每個星期六，外公都會帶我乘著馬車去動物園，觀看專為兒童舉行的動物遊行。每個小孩都可以選擇一隻小動物來騎，我不是坐在小象上，就是在羊拉的車子裡。坐在小象上是最棒的，因為座位高高在上，搖起來又像坐船那麼舒服。羊車也滿好玩的。動物園裡還有一種自動販賣機，只要投十分尼哻進去，就會掉下一些糖果。

最後外公會叫馬車再把我送回家。這些週末假期對我來說真是非常幸福的回憶。母親是外公唯一的女兒，而我是他唯一的外孫女，因此他非常疼我，我也很愛他。

他的店裡面有一張斜面的桌子，前方的牆上掛著一面牌子，寫著：「有樣學樣，未必真理。」有一次我突然想知道那句話是什麼意思，他說：「意思很簡單，就是沒有人可以將一件事做到讓所有的人都滿意。」
他是一個風趣又懂得生活情趣的人。他去世的時候，我的生命第一次受到巨大的衝擊。我們就像往常一樣，星期天到外公、外婆家吃午餐。那一天吃完飯後，他去睡個午覺，結果就再也沒有起來了。別人告訴我，他睡得很熟。外婆完全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兩年後，她也去世了。

「還好是這樣。」後來我們都這麼說。還好避開了這場災難。外公是一九三三年去世的，那年我剛好十歲。一九三三年之後，有一段時間我還是生活在幸福的假象中。父母的煩惱，總是趁我不在的時候才討論。我剛開始是在一所私立學校讀書，後來轉學到國立的奧古斯塔—呂欣中學（Augusta-Lyceum）就讀，平常還是像以前一樣跟學校的女同學一起玩、開生日宴會等。廚房裡依舊是女廚師佛蘿拉‧布蘭柏小姐在掌廚，我總是故意叫她「布蘭飽」，因為她每次都不讓我侵入她的廚房聖地。

一九三六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時，我有機會近距離看到阿道夫‧希特勒的臉。父親有一張可以參觀所有項目的入場券，當他沒辦法去時，我就代替他去。那個座位非常好，離總理席很近。童年的事有好多我都忘了，可是那個下午的每個細節我卻記得一清二楚。尤其是耳朵旁成千上萬「希特勒萬歲！」的歡呼聲，彷彿還在耳邊迴響，所有的人都站起來舉起手，只有我仍坐在位子上，我這個猶太姑娘連向希特勒敬禮的資格都沒有。可是另一方面，我又害怕有人會因為我沒有敬禮而把我從座位上趕走，不過我那時畢竟還只是個小孩子，很快就不去想這些事了。

希特勒起身向大家行禮，然後透過麥克風說了幾句話。他說話的時候，那清楚的段句方式，強悍且極具煽動力的語調加深了我的恐懼，一股因他而起的壓迫感襲上了心頭。

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後，德國的猶太政策更加激進。猶太人不准再擔任公職，父親因此失去他在政府部門的證券經紀人職位。後來他暫時獲得轉任民間機構，但收入卻減少許多。

我們搬到一間小房子裡，車子和司機都不得不放棄。此外，猶太人也不准雇用非猶太人工作，那就表示，我們的女僕和廚子也都要離開。最後又規定猶太人的小孩不准和非猶太人小孩一起上學，於是我轉學到一所因應這種情況而緊急成立的猶太學校讀書。

老實說，這些改變對當時的我來說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所有的親朋好友都在談論離開德國的事，那是個有趣的話題：我們也要離開嗎？又可以去哪裡呢？像里歐姑丈他們那樣搬到捷克去嗎？

里歐姑丈和父親的一個妹妹結婚，是政府音樂教育部門的科長，在像父親一樣被政府解雇之前，他也是名公務員，曾是耶胡迪‧曼紐因（Yehudi Menuhin）哷的鋼琴老師。

我本來也有機會成為他的學生的。有一次父母帶我去他家，他示範了一段曲子，然後要我跟著彈一遍，我顯得手忙腳亂，他說我的耳朵不夠靈光，於是我就沒有再去上這堂鋼琴課了。

捷克似乎不是個正確的選擇，大家都知道，德國納粹很快就會到那兒去了。里歐姑丈和家人最後成功地逃到以色列，在那兒創立了以色列愛樂交響樂團。他和格雷特姑姑及女兒們，是我的親人中少數躲過納粹迫害的。

不幸地，父親並不相信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政策真的能在德國徹底實行。他說，這樣一個培育出哥德、席勒、康德、尼采、巴哈與貝多芬的民族，不可能容忍他們的政府做出這樣泯滅人性的事。
他並不是唯一一個這樣想的人，很多人說：「剛煮熟的食物比較燙口，涼一會兒就好了，我們要留在德國，這裡畢竟是我們的祖國，我們畢竟還是德國人。」

接著是所謂的徵收猶太稅，表面上這是政府向猶太人徵稅的措施，實際上卻是一種掠奪。我陪父親一起到經濟局去繳稅，他從辦公室出來時，忍不住哭了出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親哭泣。

我的安全感在那一剎那間全部粉碎，那時我才知道，世界也有不美好的一面，那種感覺至今都還很鮮明，我一邊安慰著父親，一邊卻覺得如此無助，他也有同樣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