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八識規矩頌（二版）

《八識規矩頌》的格式相當嚴謹：全文共四十八句、每四句為一頌，共十二頌；每三頌為一組，共四組。這四組分別頌：前五識、第六識、第七識、第八識。每組由三頌組成，每頌各自的立意也明確彰顯，沒有混雜：第一頌、第二頌都是描述心識的類型、結構、對象，第三頌則都用來描述轉識成智的修習過程。

由於《八識規矩頌》言辭極為簡略，但又不失唯識學之要義，因此可供修行者作方便法門之用。普泰甚至說，「擴充之，則唯識理事無遺矣」。

明末以來對《八識規矩頌》的注釋，大都立足於普泰的《八識規矩頌補注》的立意之上。後人的詮釋，基本遵循了普泰的宗旨，當然其中也有改動和刪減。

普泰最初的《八識規矩頌補注》是逐字逐句地進行詮釋和闡發，以後明末的各大師如明昱的《八識規矩補注證義》、正誨的《八識規矩略說》、真可的《八識規矩頌解》、德清的《八識規矩通說》、廣益的《八識規矩纂釋》等等，都是按這個方式來進行解說。當代的許多解釋者也都依此方案進行論述，如演培《八識規矩頌講記》和聖嚴《探索識界：八識規矩頌講記》。

清末的太虛在做《八識規矩頌講錄》時則換了一種方式：把《八識規矩頌》的句子順序完全打亂，根據自己整理的思路來選擇其中的句子講，但每句都講到，沒有遺漏。

而當代于凌波居士的《八識規矩頌講記》，則是用十二講中的前八講來解釋唯識學的基本概念，尤其是在《八識規矩頌》中出現的、涉及的概念，然後才用最後的四講來解說前五識頌、第六識頌、第七識頌和第八識頌。
這幾種解說的方式都各有自己長處和短處，這裡不做評論。筆者在這裡所做的解釋仍然遵循《八識規矩頌》的原有句序進行，也就是依據普泰原初的講述方式。

儘管從詮釋的一開始，筆者便牢記智旭為他自己所立的注解唯識之準則：「不敢更衍繁文，只圖直明心觀」，但隨著詮釋的展開，筆者愈來愈感到，這種「直明心觀」遠遠不只是一個初步的要求，而幾乎是全部關鍵之所在。這尤其體現在對佛教經典的詮釋上。

筆者深感對佛典的詮釋是一項極為複雜和困難的事情。「極為」二字，乃是相對於其他經典（譬如現象學經典）的詮釋而言。這主要是因為，對佛教經典的釋義，毫無例外地既是理論上的探索、辨析與考量，也是實踐中的修習、親證與體悟。換言之，佛典的釋義，既是理證，也是教證。這種雙重的性質，使得解釋者常常不能滿足於對理論靜觀立場的固守，不能滿足於對中立化描述方式的固守。

與此密切相關，在將佛教概念與義理向現代語言的轉渡過程中，筆者也深感到：認知術語的現代改寫相對容易，修行語式的現代改寫相對困難。

因此，這裡的釋義，只是一個初步的、摸索的嘗試。筆者之所以冒昧做此嘗試，乃是因為筆者在多年前便相信，唯識學和現象學之間的互釋和互解，可以為認識和把握心識的結構提供一個方便法門。筆者曾相信並且今天仍然認為：如果我們所要探討的是同一個課題，即意識，那麼現象學的面對實事態度與唯識學的研讀文本要求或許恰恰可以為我們提供兩種不同的切入問題之角度，使我們的兩方面的考察能夠得到互補性的動力。一方面，當唯識學文獻所展示的說法繁雜變換，使人無所適從時──這是唯識論探究者們常處的境地──，現象學所倡導的自身思義(Selbstbesinnung)便有可能提供一種具有原創力的直接直觀的審視。另一方面，如果現象學的苦思冥想無法在意識分析的複雜進程中完成突破──這也是對許多現象學研究者來說並不陌生的經歷──，那麼唯識學的厚重傳統常常可以起到指點迷津的作用。現象學與唯識學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思」與「學」的兩個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