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會反觀自照、開闊心量、自利利他，生命便常在和樂無諍的喜悅中

一般人聽到傷人的話，都會感到生氣或委屈。如果只是一味地默默承受，或是立即無禮反擊，對事情本身及雙方關係都難有所助益。

環境是我們的鏡子，
發現自己的言行舉止讓他人不舒服、驚訝，
或者不以為然，要馬上反省、懺悔、改進。
---聖嚴法師108自在語

法鼓山文化中心副都監果賢法師曾於人基會講座時分享：「由於我們都是凡夫，都需要透過生活與環境的互動，來看見自己的問題，認識自己，進而調整觀念、改變行為，因此，我們不要害怕人事中的麻煩，反而要善用環境，讓環境成為鏡子，進而用心來調整。 」

果賢法師指出，尚未開始修心的人，心還是向外攀緣，內心很少和自己在一起，因此很容易隨業流轉，一旦碰到不如意時，總認為問題在別人身上。如果時常向內觀照，當逆境出現時，就會懂得覺察內心的感受，並且停下來先不作回應，再去尋找原因和對應方法。

果賢法師舉例說，當被人誤解時，可以選擇不解釋而讓時間說明一切，如果沈不住氣要與對方溝通，也應在心平氣和的狀態下進行。「以默為辯，以不辯為解脫。」法師以東初老和尚所說的話，勉勵大眾。

學佛的目的是斷煩惱，所以發現有煩惱應該高興，因為斷煩惱的機會來了。時常要請出內心的「老師」，觀照自己的起心動念，學習消融自我，放下對立。

「一切事情都是正常的，每個人可以看到和聽到的因緣都是有限的，如果瞭解緣起法，就會懂得謙虛，也不會說一些飽和性的字眼。」果賢法師強調，我們不容易改變外在環境，只能改變自己。煩惱往往和心裡的執著有關，有個練心的方法就是，碰到事情時，不要把「我」放進去，少一點自我才會快樂。

聖嚴法師指出，人與人之間如果能夠——
彼此尊重、彼此諒解、
彼此寬容、彼此學習、彼此幫助，
我們的世界，會有普遍與永久的和平。

和平安樂，其實不在心外，而在每個人心中，學會反觀自照、開闊心量、自利利他，生命便常在和樂無諍的喜悅中。

《我們的那時此刻》—— 半世紀的臺灣電影風華

■文／李鴻文

紀錄片導演楊力州的最新力作《我們的那時此刻》，可說是一部兼具娛樂、懷舊與反思的電影，表面上看似描述金馬獎五十年來的發展與演變，其實是透過電影反映臺灣的社會變遷和歷史脈絡。

本片以萬花筒般華麗炫目的影像剪輯，記錄臺灣電影之餘，又結合庶民生活和社會動態，側寫臺灣歷史，將流行文化與嚴肅議題並陳，視野宏闊，舉重若輕，不僅引人共鳴，且發人深省。

你不知道的金馬獎

充滿魔力的《我們的那時此刻》，它呼喚的不只是老靈魂，也不只是少數的電影同好，而是橫跨五十年，共同生活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我們」。同時，電影也不分世代，不論是身處「那時」或「此刻」，幾乎不同年齡的族群，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切入點，即使是一個電影片段、一首主題曲，或某位明星的回眸，都能引領觀眾和過去的某個時空銜接，重新回顧來時路，找到屬於自己的感動。

楊力州導演將幾十年來，多如繁星的臺灣電影與時代背景相對照，歸類出各個時代不同的特殊印記，並去蕪存菁，找到最能引發共鳴的影像和記憶，進而展開不同世代的對話，是本片顯而易見的巧思。

首先，以早年看電影，必先行禮如儀起立唱「國歌」作開場，幽默地帶領觀眾瞬間進入時光隧道，穿越時空，回到政治掛帥的年代開始細說從頭……

原來，創設於1962年的金馬獎，是以金門和馬祖兩個戰地為名，並於每年10月31日舉行頒獎典禮，以星光雲集的盛況來替英明的領袖蔣中正總統祝壽。當時，政治高於一切，金馬獎只能以藝術之名，委身為其服務。

接著，導演以斷代史為概念，以每十年為分水嶺，將不同的年代，為何出現不同的電影類型，詳細闡述其社會背景及歷史意涵。

「我們」共同的時代記憶

在台語片和國語片交替的六○年代初期，來自香港的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異軍突起，席捲全臺，短短兩個月內，創下七十二萬觀影人次紀錄，幾乎街頭巷尾都在傳唱《梁祝》，更帶動黃梅調電影，也是歌舞片的濫觴。

六○年代，同時是臺灣由農業社會轉型進入工業社會的年代，許多年輕女性離開農村到城市加工區工作，不僅幫助父母改善家計，提供弟妹讀書，更帶動臺灣經濟起飛。而瓊瑤的愛情電影，透過偶像「二秦二林」的深情演出，也讓這群苦悶的工廠女工，對於未來有一份甜美的投射和嚮往。

相較於女性將情感寄託於夢幻似的客廳、餐廳、咖啡廳的「三廳電影」，男性則是於《龍門客棧》、《俠女》、《流星蝴蝶劍》等武俠電影的快意恩仇中，獲得情緒紓解，滿足於行走江湖的想像和意氣風發。

七○年代，由於中美斷交，臺灣接連遭遇外交上的挫敗，一時愛國主義興起，《英烈千秋》、《八百壯士》、《梅花》等政治宣導片盛行，愛國成為全臺灣唯一的共同信仰。年輕人更是相繼投筆從戎，報考軍校，捍衛國土。

八○年代，解嚴前後，本土意識抬頭，「臺灣新電影」亦逐漸啟動，《兒子的大玩偶》、《光陰的故事》、《小畢的故事》等片，聚焦於本土現況與庶民生活，帶領我們重新認識自己、認識這塊土地。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更是挑戰228事件的禁忌話題，不僅榮獲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獅獎，票房亦十分亮眼，算是新電影的最高峰。

九○年代，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等導演的作品，接連在各大國際影展大放異彩，頻頻獲獎。然而，臺灣觀眾長期習慣商業電影的模式，對這些藝術成就高的作品並不買單，加上政府廢除電影保護制度，全面開放好萊塢電影進口，使得臺灣電影市場陷入一片慘不忍睹的低迷狀態。究竟商業與藝術如何拿捏，成了所有電影創作者的迷思和考驗。

臺灣電影獨有的現象

二十一世紀初，新世代公民意識抬頭，積極參與各項社會運動。因此，以小人物視角出發的《海角七號》意外獲得廣大迴響，證明只要努力，「魯蛇」（loser）也能成為改變命運的平民英雄。自此以後，臺灣電影票房頻頻破億，電影類型也愈來愈多元，即使是小眾電影，觀眾接受度也愈來愈高。

身為紀錄片導演的楊力州，還有個獨特又有趣的觀察：當臺灣劇情片陷入最谷底時，紀錄片卻趁勢而起，透過各種社會議題的探索，直接和觀眾對話，漸漸地把長期遠離戲院的觀眾吸引回來。

其實，金馬獎一直不是針對臺灣電影頒發的典禮，早期是基於政治考量，將港片納入比賽範疇。直到1997年，更擴大為全球華語片競賽，毫不偏袒地多次將各項大獎頒給中國大陸電影，甚至將第五十屆最佳影片殊榮，頒與新加坡電影《爸媽不在家》，不僅展現金馬獎海納百川的大格局與大視野，更成為華人電影圈備受敬重的電影獎。

當電影不只是電影

俗話說：「人生如戲」，我們要如何看待這些假戲真演、假戲假演，或真戲假演、真戲真演的「電影」呢？誠如聖嚴法師所言：「不論是演戲或看戲，都知道那是在表演，不是事實……唯有假戲真演，再以超然的態度欣賞逼真的假戲，才能成為一個積極灑脫而且幸福的人。」

若以此觀之，楊力州執導的《我們的那時此刻》，個人史觀顯而易見，離「超然」尚有段距離，卻是臺灣電影史上，第一部用「電影」為電影作史的影片，誠屬難得。

《我們的那時此刻》亦可說是一部電影中的電影，在短短的113分鐘內，為我們倒帶五十年的臺灣電影風華。同時，透過幕前、幕後，許多電影從業人員、影評人，以及不同世代的影迷訪談，共同回顧金馬獎的演變，也彷彿看到近代臺灣發展的縮影。原來，電影不只是電影，它同時也是時代的刻痕，歷史的軌跡，「我們」共同的記憶。

◎本文摘錄自：《人生雜誌3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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