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事社會慈善工作
如前所述，釋東初自建好了中華佛教文化館做為立足基地後，旋即著手進行社會慈善救濟工作，並一直持續至其辭世為止。據其在圓滿了影印藏經工作之後，寫於民國五十年（1961）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記所示，除了印藏外，他最告安慰的則是固定於「每年冬振舉行」 救助貧苦民眾的作為。此如同年七月七日的日記言：
吾人在此足衣足食，苟有一分能力能辦點有利於人者，無不樂意為之，此為東施衣之宗旨也。在此時此地，吾人能化有限之糧，結多數人緣，收無窮之效果，殆為慈濟事業耳。所以余從四十五年起，每年冬天施米施衣，均抱此種宗旨，不求人知、不求有功德，求於心無愧耳！六年來，東此心恆覺力不足，此外心想要做者多。常言之，「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從事社會慈善工作，雖然未必與佛教文化事業有著直接的關連，但在擴大社會參與以及持續累積與分放救助資源的過程，卻更能達到提昇佛教正面形象的實質宣傳功能；此與其重視佛教文化事業做為傳遞佛教理念的構想，確更有著相輔互助的作用存在。
再者，在從事救助貧民的活動以前，他其實也屢次於初始創辦《人生》的階段，每逢天災動亂時際，主動募款資助相關單位。而類似冬賑的這些舉動，其實更是始自民國四十五年（1956）的「冬令救濟」，發放物資區域，「除北投一地，並推及淡水、三重、宜蘭的貧民，桃園的無依軍眷，新莊的麻瘋病院，臺北市空軍育幼院等處」。他不但藉此捐助舉動，「率領貧民念佛、繞佛、開示佛法，普授歸依」，以之落實佛教理念，更從美國「勸募了舊衣物」，經由政府的「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協商赴美國接艦的海軍艦隊運回臺灣；故此「冬令救濟」乃由最初五十戶人家，每戶八斤米與冬季衣物」，逐步開展成聯合佛教界勸募與發起的盛大行動。
二、創辦《佛教文化》季刊
在《人生》雜誌於民國五十一年（1962）五月二十五日停刊之後，因應當時大陸正如火如荼地展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及強烈迫害與毀滅佛教 的外緣刺激，釋東初除了秉持一貫護教的嚴正立場，起草駁斥文革罪行的宣言外，更在民國五十四年（1965）的七月十五日，正式發行旨在抵禦文革毀佛暴行的學術性刊物—《佛教文化》季刊。
該刊雖然是他準備號召有志同人，編纂佛教歷史文化各種叢書的試金台，並且亦在藉此廣泛收集「具有歷史考核價值」，含括「繪畫、雕刻、碑版、石刻、建築之真跡或照片」，以及「有關大陸佛教文獻及各種圖書史蹟資料」，但其目的則仍首在：維護毀佛浩劫後，恐將造成集體文化斷層殘缺的現象，預作深度性的佛教文化史蹟搶救工作。如其言：
本館同人，以大陸佛教文化，正陷於危難之中，如何保存佛教文化史蹟，使下代對佛教歷史文化研究有所憑藉，其責任當在吾人，是為發行本刊之動機。
事實上，正因釋東初一直深信不疑地，懷抱發揚佛教文化的情操，認為從事佛教文化事業乃是「傳播佛陀德義」，以及「人類慧命與幸福所繫」 之保障；尤其又逢佛教幾近滅亡的親身痛楚，是以在將近六十高齡之際，仍不得不再勉力經營此一「保存佛教文化史蹟」的根據地，藉以打動有志之士，凝聚佛門同道的討論與共識，做為標舉「復興中華佛教，發揚歷史文化」 宗旨的繼續推展。
同時，釋東初之所以要重操舊業，除了使命感外，乃是鑑於當時佛教通俗刊物，雖然已屆飽和，但卻未見對佛教文化與思想議題深入探討者，則屬未見之列。且多年存在於佛教界辦理刊物的稿源欠缺與品質低劣之現象，甚至藉此做為營造自身特定利益的舞台，更是當時迄今猶難擺脫的缺憾。正如闞正宗在分析戰後臺灣佛教期刊的發展概況所言：
期刊的創辦是佛教弘法運動中最普遍、最密集、時間最長的，從最初創辦時充滿著對佛法的熱忱，經過三、四十年的演變發展，隨著佛教在臺灣取得相當的成績，而成為所有宗教的「顯教」。有了一定的成績之後，「理想性」似乎也跟著消失，許多在八、九十年代所創辦的刊物，為了與信徒溝通，大半已成為山頭、宗派或個人的「宣傳品」。
這種造勢包裝、自我膨脹的山頭意識，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情形不但未能改善，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正因如此，翻開史頁，如釋東初主持《人生》與《佛教文化》期間，能夠稟持公正維護整體佛教的態度，不但長久關注佛教改革與講學勸化的多種課題，更能刊布其他相關刊物的出版、目錄等訊息，更屬難能可貴的範例了！
當釋東初辦理《佛教文化》之際，由於認為深入整理、探討佛教傳統的歷史與文化軌跡，特別是藉由古今人物地域的多種事蹟與思想之探述，不但能使研究佛教「在歷史上有了根據，然後始有精確合理的解釋」，更得以讓「復興佛教文化的責任」，進而「具有領導世界學術思想的使命」。是以便自然要在文革毀佛的憂患情境中，推動這一具有彙整傳統佛教史蹟與文化脈絡的工作。此可自釋樂觀於發刊詞的〈佛教文化宣言〉得知：
慨自大陸河山變色以後，我國佛教，更陷入艱難之境，法幢有折失之虞，慧燈有熄滅之憂，良以國家不興，國民之恥，佛教不振，佛子之羞，東初法師，有鑒於此，乃於民國四十四年，創建中華佛教文化館，以發揚佛教文化為職志，曾發行人生雜誌，影印《大藏經》，流通法寶於四方，續佛慧命於將絕，燃佛心燈於寶島，重振宗風，聯誼外邦，遍洒甘露，饒益群品，今已再接再厲之精神，發行佛教文化，宣揚正法，願法門大德，同發大心，同伸悲願，承擔如來家業，作獅子奮迅，利樂法界有情，學普賢願行，自利利他，淨化人間。
這一刊物雖然僅持續至民國六十年（1971）十二月二十日，到第14期特輯出刊後即告結束，但時間仍達六年之久，而含攝的內容確也相當豐富，不僅持續刊載〈民國高僧傳〉的傳略內容，也包括影印西藏《大藏經》、各區域佛教歷史與人物，乃至相關研究與各種佛教藝文趨向的專論。審視刊物內容，特別在仔細瀏覽釋東初的論述、通啟與信函後，讀者不難發現這份刊物確有生命力，見地高明、深入與精彩之處，更是所在多有。然而，釋東初礙於人力與財力匱乏，而使原本預定之出版時間與計畫，時有延宕的情況發生。最後，此一刊物亦因他的年事已高，且另有編述教史計畫而告終止。
三、晚年著述與國際弘化
在釋東初晚年，最值一提的是他致力耕耘於佛教史的探述與專著。《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國佛教近代史》等三部史書即為具體呈現的成果。正如前述多處引文所示，這三本佛教史學專書，雖在教界內部受到讚譽與推崇，但也遭到重視客觀性研究的學者（如江燦騰氏 ），抨擊該著引用史料缺乏清楚的交代（如《中國佛教近代史》有關清代日僧在華活動的主要材料，便取用了水野梅曉與藤井草宣的著作），以及著作論述缺乏精嚴細膩品質的學術水準。江氏等人的批評，確實值得後進讀者與研究人員，留意其中是否存在問題，因而避免陳腔濫調、人云亦云，甚至陷入抄襲、擷取的學術危機，亦可接續前輩業績，進一步向上邁進。然而，我人翻開史頁，研讀歷史的責任也必須再深一層，契入原創者的視域及時代背景，設身處地體會其緣由，才能更清楚史家著述的貢獻功過與歷史洞見之所在。
且就釋東初晚年三部史學專書的成作，分別是在民國五十七年（1968，《中印佛教交通史》），五十九年（1970，《中日佛教交通史》）至六十三年（1974，《中國佛教近代史》）結集出版。當時臺灣的國際、政治與社會氛圍，可以說是處在風雨飄搖的多事之秋（識者回顧當時脈絡自不難發現其中處境），更由於中共的影響力逐步上升，強烈威脅、壓迫以中華文化道統自居的自由中國（臺灣），在大陸地區，延續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除了政治鬥爭外，對傳統文化，特別是佛教寺院、僧侶、文物等，歷史教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內容載體，幾乎全面性、徹底性地摧殘毀滅，僅就中國史上歷代法難對比之，其場景與漫長的例證，確實也令人怵目驚心。
我人如果設身處地，將歷史的眼光，置放在釋東初當時所處環境，仔細翻閱其著作各章的鋪排安設，乃至書中行文寓意的強烈愛國護教、重視現實改革，寄寓未來佛教藍圖的弦外之音，其實不難發現他為何會把晚年的全副精力，投入在編述史書，表達自己畢生摸索佛教出路的主觀性認識。單就現代學術專業的立場審視，釋東初自難免有意無意地疏漏於純客觀分析的標準程序。但畢生投入在叢林制度、佛教教會與教育工作的實際背景，面臨佛教存亡關鍵的抉擇考驗，我們不難推知，自幼飽讀經史，治學側重古法，關心未來薪火相傳的釋東初，何以仍會歸宗於中國傳統史家偏重的方式：亦即藉助文獻史料的人事傳略，銓次史料、詳細探述，進而發揚作者自身經驗與理念的思想啟蒙進路。
概言之，釋東初晚年著述中，明顯夾帶著個人信念與護教救國、淑世使命的佛教史觀，最核心的關懷，其實是針對突破佛教與世界的危機，借鑑歷史經驗，探尋今後新方向的展望。如其《中印佛教交通史》的序言所述：
要知道，歷史是人類文化的起點，而人類文化是累積的，前進的，後來居上的。它的黃金時代不在過去，而在將來。近來許多有識者，咸認將來必有一日，佛教將為世界人類文化教育主要成分。這一個認識，不獨使中國佛教史上的成就，更為高貴偉大，而對於具有輝煌歷史的中國佛教徒來說，尤為重要。二千年來，佛教為東方文化之大宗，就語文論，在中國則有漢、滿、蒙、回、藏五種語文的經典。鄰近諸國則有日、韓、越、泰、柬等之經典。古之西域，在印度則有梵丈、巴利文，以及中亞覩貨羅、粟特、龜玆文、于闐文等所寫之佛典，是故佛教涉及亞洲文化關係最為廣泛，其成就亦最偉大。構成亞洲文化的總體，民族信仰的中心，對決定亞洲的前途，有其絕大的影響力。我更相信不久的將來，不獨中國與印度，以及東南亞所有的佛化民族，為安定亞洲，維護其傳統文化，都會重新密切合作。復興佛教的時機，即將到臨！佛教的光芒，將會永恆的照著人類。
歷經了近五十年的時代變遷，釋東初當年為鼓舞中國佛教徒所寫下的宣言，在國際政經局勢重新整合的機運裡，不少關乎佛教足資「安定亞洲、拯救世界」，乃至具備「在世界文化史上之崇高地位」及交通樞紐的歷史觀點，相當弔詭地反而不時出現在今日中共領導階層的重要提示裡。
今日，我人如仔細審閱其相關著作，自不難發見釋東初編述史書的用意，首先正是透過檢閱歷來佛教史蹟，用以激起青年奮發繼承古德為法為人的精神。其次，筆鋒所及範圍，乃在藉由回顧歷史，逐步檢討導致中國佛教衰落的遠因及搶救之道。再者，其涵蓋佛教文化交通史頁的不同遠近歷程，著眼更在深層透視中國內部與涉外關係的相關影響，藉以通盤檢討其中的優劣得失，提供未來當政者與有心人參考。此外，作者挖掘佛教交通史蹟上的許多例證，特別是與臺灣處境相近的東鄰日本，延續歷代禪匠跨海傳法、抗暴安邦的實際作為，探述出佛教如何做為時代精神與國際文化合作的示範。
從其專書的結構體例，我們不難發現，著作最終幾乎都是導歸於綜論歷史經驗與教訓，提出針對佛教源流發展出現的問題、困境與現實概況，策發論述了作者認為值得後世借鑑的典範人物，以及思索論述佛教與時代性的戰略布局方向，進而邁向復興佛教、繼往開來等釋東初期盼的嶄新局面。單就著作者躍然紙上的強烈史觀，呈載著不少關乎佛教興革與人物批判的洞見，識者不難得知，釋東初在著述上的輕重比例何以會如此呈顯！
又根據釋東初著作對晚近日本佛教陷入功利思想，偏向學術化、藝術化與商業化的相關批判，我們不難得知其重視宗教精神、挽救人心的價值取向。概言之，釋東初著述史書的價值觀，其實就是他在《中日佛教交通史》自序之殷望：
佛教學術化、藝術化的成就，畢竟不能代表佛教真正生命；佛教的生命，乃寄託在修證，聖真相續。因之，我們要認清學佛的目的，不是在傳授佛學知識和藝術的技巧，貴在「向內心熏修印證……以修證為本，發揚人性，實現人生本有的生命意義和價值，佛說自他兩利、無我大悲，實為指導人類互相合作的最高理想。因此，我切盼青年佛子，不可僅僅想步日本佛教學者的後塵，只做一個竄繞紙堆的佛教學者；必要更進一步，向內心熏修印證，做一個頂天立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大菩薩，拯救眾生!……要知，人類的社會，不僅需要博淵的佛教學者，啟發人類智慧，更要有崇高道德，潛移默化，捨身救人的大菩薩胸襟，融和各個不同民族，各個不同觀念和思想，始可安定社會。
從此宗教性實踐進路視之，釋東初的佛教史觀有其獨特價值，能夠發揮長遠的實際影響與精神啟蒙功能，比起學術客觀標準化的單一要求，反而另有開創揮灑的空間。根據〈東初老人簡譜〉，依其晚年日記筆觸所示：
由於注重佛教史學，故曾一心想創辦「佛教史學研究所」。以為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乃因為有文化的演進和累積，佛教歷時兩千多年而不墜，仍發揮其度化群萌，淨化人心的作用，正由於歷史的遞嬗，始能盡其教化的理想。然而歷史的形式以至內涵，均為後人所書；歷史雖造就了我們，我們亦可針對歷史的意義給予再造，以為將來的歷史開拓新的機運。此一思想的實踐，便使他完成了三部佛教歷史鉅作。
此處所謂釋東初本擬創辦專研佛教史學的研究所一事，後因受限於財力困乏而未付實現，但在他撰寫這些史書的成果而言，亦算相近足以彌補此事之缺憾了。
且就其寫作歷程有感於單從書本文獻閱讀爬梳得到的理解，畢竟與考察過現實環境之後的觀感有別，是以更決然先後到了日本、印度與美國等地。在民國五十八年（1969）的秋季之間，釋東初前往日本，主要目的應是為了探望其弟子釋聖嚴，同時為蒐集寫作史料與「求證唐宋東渡高僧的遺跡」，再復前往「鎌倉、奈良、京都一帶訪問，並參觀正倉院所保存隋唐時代中國文化的遺物」。此後隔年，他便完成出版《中日佛教交通史》一書，其目的在謀求使國人對於中日兩國「佛教文化悠久的關係」，獲得重新認識的契機。
另則伴隨著《中印佛教交通史》的結集出版，民國六十年（1971）十月四日釋東初自臺北啟程，途經泰國停留兩日，隨即到了印度的加爾各答，住於達摩波羅（Dharmapāla，1864－1933） 所創之摩訶菩提協會（Maha Boddhi Society）中。他在此頒贈蔣介石親題玄奘寺額予釋悟謙（1922－2010） 建立之道場，並做了三場大型演講，停留至十二日離開前往佛陀成道的聖地朝禮，據其所述，「從加爾各答到新德里，歷經東、中、北、西印度，幾乎走了印度五分之三的國土，從都市到鄉村，所接觸的人，從大學校長、教授、學生、國會議員、軍人、農民，乃至乞丐」，使之「發現一個真理，那就是人類思想唯有藉宗教信仰可以溝通」。直到「十月二十七離開印度」 為止，一共停留了二十三天之久；此後，亦運用回程，於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十八日返國為止，前往了香港、新加坡、印尼等地，進行弘化與訪問之行。
這次行程，釋東初主要於印度與印尼，展開了國民外交、宗教交流與弘法講學；其中，最大的貢獻在以私人之力訪問比哈爾省的那爛陀大學及聯合省梵文大學，並與兩校負責人談妥提供獎學金予臺灣派遣僧侶前往免費留學之用，其章程計畫書則登載於《佛教文化》第14期。總括此一「實際踏查」「印度歷史文化」 國土的考察，他認為：
今後佛學研究的重心，仍在印度。……佛教傳出印度，已大大變了質，中國已為儒學化之佛教，日本已為社會化之佛教，西藏已成婆羅門之佛教。大乘佛教思想已為異教思想滲透其中。今後要研究佛學思想的發展，不可僅從中國、西藏，或日本研究起，必要從印度佛教思想根本研究起。
據此觀之，這一研究方向的指明，正亦呼應了釋東初期盼「重新揭開中印兩國文化交流的序幕」，尤其以「涉及亞洲文化關係最為廣泛，其成就亦最偉大」的佛教精神，做為「安定亞洲，拯救世界，再造其在世界文化史上之崇高地位與聲譽」 的重要基礎。
在這趟赴印朝聖弘法行程的尾聲，釋東初於印尼雅加達，還結下了一段與印尼佛教會主席等人，共約復興佛教的殊勝法緣；同時，他也成就當地人士出家，披剃了一位優婆夷進入僧團。行程中，釋東初更是提攜愛護後進，當時為他擔任翻譯的青年比丘釋定海，受其鼓勵引導修學法要甚多；後來於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他回國大力護持福建廣化寺祖庭重建，也在該寺受到為維護十方叢林古制的釋圓拙（1909－1997）邀約，成為了現於2015年出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的釋學誠的剃度恩師。迄至釋學誠等人今日有了力量，可以推動整建僧團、改革教制以來，釋定海仍不時給予教導，提供長年累積的經驗與智慧。概而言之，釋東初當時遠到南洋播種的這段啟蒙因緣，默然間隨著歷史撥雲見日，種子在今日已然生根發芽、成熟茁壯，昔日足跡產生的影響，實可謂悠長而深遠。
此外，或許正因到了昔日聖跡行腳所生起的體認，加上他一直念茲在茲於結合全體佛教同人力量，彙編總結過往教運興亡盛衰之道，故而發起「民國高僧傳編纂委員會」，希望透過近代高僧的德學行誼，呼喚僧信徒眾，延續光大法門的精神指南。後來，釋東初勉力於文革法難的風雨中，完成了他認為集成時機尚未成熟的《中國佛教近代史》一書。在其原初構想，呼應時代、邁向未來的佛教史學與高僧傳，應當是團隊組織的長久努力；雖然他對《中國佛教近代史》並不滿意，但這本書仍可說是釋東初長期致力弘揚佛教文化，特別是晚年編述佛教史工作的集大成者。著作背後，蘊含深刻的洞見與願心，主要著眼於護持正法、記錄史實、保存文獻、提供後人反省之關懷；特別是延續數代前賢在大時代風雨搖墜之際，雞鳴不已的情操。
按該書意旨，乃是釋東初對於近代佛門出現問題，提出的綜合紀錄與建言。又觀其志，殷盼聖教重光於未來，使三寶不致斷送於時局迫害與自取滅亡之中，乃是他投入此春秋大業的用心所在。要言之，釋東初畢生重視法脈傳承與啟發教育人才，獨自勉力進行佛教歷史文化研究工作，回顧佛教過去的偉大歷史，提供其存在的獨特價值，不僅找出曾經發生的錯誤經驗，也在指出我人應當正視佛教傳統，確立信心，振衰起敝、繼往開來，共同致力於把生命投入於復興佛教的脈動中。
在主要的史學著述完成初編後，釋東初歷經了民國六十五年（1976）九月七日啟程的應邀赴美之行，做了多場公開演講與交流。其中，尤以適逢美國獨立建國兩百週年紀念大會時，提示了一番令西方人士相當欽羨的高明見地。這篇講稿題作：〈佛教精神與中美兩大民族建國的理想〉，他在此文的論述內容可說非常精闢，充分顯現一位佛教文化思想史家，晚年發展臻至圓熟的慧解。讀者如能詳加審閱該文，不難發現釋東初在美宣講此題的用心。躍然紙上所展現者，除了他藉由當時全球第一強國的重要盛典，發揚美國開國歷史文化的理想性與優良面，更有同時會通中國文化與佛教精神，援接進至對於人類世界的關懷，以及針對時代問題，點明今後力挽狂瀾的根本性出路所在。此如其後部結論「挽救世界的良藥」所言：
今日世界，由於科學與精神失去平衡，促使人類走上瘋狂毀滅的前夕，世界到處充滿火藥氣味，加速製造原子武器、化學武器、細菌武器等軍備，將要作更大的屠殺。由於迷信科學萬能，追求物質享受，人的高度靈性，竟為物質所蒙蔽，精神生活瓦解，人格隨之墮落。世界經過二次大戰，已使人們覺醒挽救人類世界危機，科學家已無能為力，唯有仰求於宗教精神。美國基督的博愛與佛教的慈悲，同以仁愛為出發點，而以忍耐、寬容為其美德。當今之世，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需要此種精神來彌補。佛教在亞洲，猶如基督教在歐美，它不僅融和了印度固有宗教哲學，傳入中國以後，又融合了儒學及老莊哲學思想，而成為人類世界最偉大精神遺產，這對今天西方世界來說是一服最好的良藥！
佛教的目的即在淨化人類世界，也就是要使人類德性發揚到最高的境界。扼要言之，第一謀人類精神上真正自由平等，確立人在宇宙中核心的地位。要以人為主，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正道，就是孔子所說「人能弘道」的意思。第二由人類精神的自由而發生發限的創造力。我們所居萬象森羅的世界，都是人類心力所創造，「唯識所變，唯心所造」。我們要謀世界無窮盡的進步，必須從人類心性發源處致力，吾心誠能光明純潔，則世界前途必能莊嚴燦爛大放光明。這就是儒家學說治平大義起於正心誠意的意思。第三人類全體應認為一律平等，人生的價值基於人格的尊嚴，故泯除一切階級界限，人人努力，則人人可以成佛。這正是美國立國傳統的發揚，孔子所說的「天下為公」的意思。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所以能成為中國文化之新血液，造成宋明時代中國真正之文藝復興者，其故在此。……當前的急務，即為如何恢弘東西正統文化，闡揚佛教文化之精義，庶幾取精用弘，融貫綜合，以創造人類之新文化，藉為全人類安心立命，撥亂政治之根本要圖。
民國六十五年（1976）十月在發表這份重要的文稿之後，釋東初秉其通貫東西文化傳統與宗教的恢弘器識，帶著考察全球發展最高峰國度的經驗，融攝時代意識，體察他在人間最後的任務所在，勾勒出未來的實踐方向，最重要者莫過於培養（僧伽）人才。因此，當釋東初返回國門，便積極一面著手構思培養佛學研究人才的規畫，一方面創設「佛教文化獎學金」，「鼓勵青年僧尼憤發，不僅須努於佛學之修習，同時應入一般大專院校，及赴國外深造，以充實世學，庶可承當國際弘化重任」。概言之，釋東初期許培育弘法僧才、闡揚佛教文化的理想，雖在生前未克親自完成；但在其生命旅程的尾聲，付出了不少心血與資源，並對未來方向做出明確提示，似也為其後人繼續邁向國際佛教及教育事業的發展，預作了重要的啟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