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2歲出家時，幾乎沒有接觸過任何經論，當然也不了解《法華經》。那時還沒有僧伽大學，一切都是聖嚴師父親自帶著我們做中學，師父不讓我們一開始就讀太多書，只允許讀《高僧傳》。

在大寮當行者的那段時期，要適應僧團的種種規約，心裡其實很苦。幸好有《高僧傳》陪我走過那段日子，尤其讀到密勒日巴的傳記時，更覺得自己的苦算得了什麼，也漸漸體會到師父的用心。

師父很重視行誼。他說，高僧的思想與事蹟，我們未必學得來，但是高僧的行誼可以學。後來我才明白，師父不希望我們一開始就泡在經教裡，而是先去看一個修行人怎麼面對困境，又靠著什麼願心走下去。

在讀《高僧傳》的過程中，我意外發現自己特別相應的高僧，像鳩摩羅什、慧思大師、智者大師，在他們的傳記裡，都出現了同一個關鍵詞──《法華經》。那時我並不清楚《法華經》在講什麼，心裡卻很篤定，未來自己會一直「背」著這部經走，我的腦海裡浮現了玄奘大師背著經書的畫面。沒想到日後我開始弘講也跟《法華經》有關，只能說因緣不可思議。

2012年，我第一次對外講課，就是在安和分院講授《大悲懺法》。我從知禮大師所撰的《大悲懺》下手鑽研，發現《大悲懺》的母本，原來是智者大師所著的《法華三昧懺儀》，而《法華三昧懺儀》正是以《法華經》為修行依據，這也促成我弘講《法華經》的因緣。

拜懺是諸多法門之一，而所有方法的練習，其實都是在「鍊心」。《法華經》非常重視心態，只要心態對了，整個修行方向就對了；換句話說，觀念一旦清楚，許多事情自然能夠化解。反過來說，正是因為觀念還不到位，才需要藉由方法不斷練習。《法華三昧懺儀》也讓我看見，方法是工具，不是目的。拜懺、誦經、打坐，都是修行的方法；透過方法調整身心、定慧等持，最後所要開啟的，是每一個人與佛陀一樣的智慧。

我講《法華經》時，經常舉一個例子：同樣是捐兩百元，有人得到人天福報，有人走向解脫道，有人則走向菩薩道，乃至成佛之道。同一件事，為什麼得到的結果卻不盡相同？關鍵就在「心態」。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感觸，是因為有一年農禪寺舉行《梁皇寶懺》，我看到信眾拜得很歡喜，似乎只沉浸在梵唄音聲之中；可是拜懺不僅於此，懺文談到業、談到果報，內容是很深的。

那一刻我就在想：這些菩薩這麼護持法鼓山，甚至省吃儉用來成就道場，如何幫助他們在學佛路上更進一步？也是為了報眾生恩，於是發願：只要因緣具足，一定要讓大家知道懺法的精神與修持。

不過，利益眾生並不是一味向外付出，還要有向內觀照的工夫。我常常看到有些義工菩薩，委屈自己去慈悲別人，但是自己的狀況都還沒有處理好，這種慈悲其實仍然帶著煩惱。修行要先向內觀照，看見自己的煩惱，不執著，由此生起的慈悲，才是真正的慈悲。

這也是我讀〈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特別有感的地方。這一品的品名，重點就在「觀」與「普」兩個字：「觀」是修行的工夫，「普」是普門示現、度化眾生，提醒我們唯有自己先有「觀」的工夫，才會有對眾生「普」的作用，如果自身實修的工夫不足，想要弘化、利益眾生，也很難真正做到。

讀《法華經》這麼多年，帶給我最深的啟發，就是「忍辱」。

經中有許多篇章都談到忍辱，尤其第十品〈法師品〉及第二十品〈常不輕菩薩品〉，都提示了修習忍辱的重要性。

年輕時的我精力旺盛、個性剛強，經常與人起摩擦。後來，在僧團推動一些專案時，難免有意見相左、爭議與難處；跟大眾互動，要把事情做成，沒有忍辱，很難成事。這些困難也在考驗自己：是不是真的願意為了利益眾生，繼續走下去。

除了忍辱，《法華經》也讓我不斷調整自己的態度。有一次，我站在西雅圖的運河邊上，搞不清楚哪一邊是河，哪一邊是海，於是問同行的菩薩，他們告訴我：「河一定是在高處，海一定是在低處，海才可以納百川。」那一刻，如同醍醐灌頂──原來海之所以稱王，是因為它夠低！這也提醒我要謙下、開放與擴大心量，不把自己放得太高，才能容納不同的人與意見。《法華經》並沒有讓我的人生減少困難，卻幫助我在面對每一個因緣時，更知道該以什麼樣的心態去承擔。

今生有幸出家接觸了《法華經》，也確信學佛的目標，讓我了解學佛不是為了遇見佛，而是遇見自己，確立成佛的目標，更發願來世也要出家，以「法師」的身分利益眾生，邁向成佛之路。（釋演香採訪整理）

（更多內容請見《人生》5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