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介紹六祖惠能的傑出門人國師慧忠（西元？～775年）時，說到儘管他在唐代有著頗為崇高的聲望，但在後世，他往往以另一形象被記憶，也就是做為在八世紀後半迅速壯大的另一南禪支系洪州宗之主要批判者。為何會如此？洪州宗是五代以降禪宗之一大源頭，而現在所能見到的絕大部分宗門文獻，無論燈史也好、語錄也罷，幾乎都出自五代以後，因此要被載入其中，最好的情況就是要與其祖師發生關聯，而就慧忠來說，正在於他對洪州宗的抨擊，也因此其有關言說，就被長篇幅地載入宋初編成的《景德傳燈錄》。這也導致研究洪州宗的學者，總是要連帶觸及國師慧忠，進一步強化了其洪州宗對立者的形象。

何謂洪州宗？事實上，此名稱帶有較強的時代局限性，宋代以降已鮮少人用「洪州」指涉此脈，而是改以「南嶽」作為主要標籤，正是與「青原」並列為南宗禪兩大法流「南嶽」，差別只在這兩個名詞的指代對象──「南嶽」是六祖惠能另位弟子南嶽懷讓（677～744年）的省稱，至於「洪州」則是指懷讓的弟子馬祖道一（709～788年）。也就是說，「南嶽」、「洪州」正是一對師徒，而他們這條法脈在唐代後期異軍突起，從而成為了五代以後禪宗的一條重要根源。

本次所要介紹的，正是作為弟子的洪州宗開祖：馬祖道一，何以本文不是選擇老師南嶽懷讓呢？因為經過當代研究者細密地研究，已可確定懷讓、道一師徒傳下的法脈能在唐後期大興，基本上全靠馬祖道一的活躍，是以在整個唐代後期，此系大抵是以馬祖道一的晚年道場所在「洪州」名世。大抵要到五代宋初，燈史撰作者才開始把南嶽懷讓視作南宗禪傳承系譜中不可或缺之環節，加以凸顯；南嶽懷讓的歷史重要性，在於他培養出一位特別傑出的弟子，從而改變了唐後期禪林版圖，他自己也才師因徒顯地為後世所銘記。

儘管由於燈史書寫傳統的關係，南嶽懷讓在宋代以後的叢林擁有相當高的知名度，不過若回到唐代歷史情境，若不是有馬祖道一，南嶽懷讓八成像他的諸多同門一樣，除了法名和駐地外，其他資訊均為歷史黃沙所無情埋沒。

馬祖道一生於漢州（今四川廣漢）的馬姓人家──這也是他被稱作「馬祖」的原因，《宋高僧傳》稱他自幼即為「全德法器」，認為「九流六學，不足經慮」（註1），反而一意追求出世生活，遂前往距離故里百餘公里遠的資州（今四川資中）出家。

有學者根據以上描述，推斷道一幼時受過經典教育，很可能是上流人家，但亦有人認為《宋高僧傳》的文字不過是轉抄其塔銘的格套語，不可盡信。持平而論，漢州馬姓在唐代四川不是知名大族，要說道一出身上流恐有些勉強。但從年幼的道一居然有辦法離家前往百餘公里外的資州，想來亦非貧寒人家所能為；且從道一所師從者，正是當時的蜀地名僧，前幾回介紹過的淨眾宗開祖無相（684～762年）的老師處寂（648～734年）看來，此決定必定建基在事前調查之上，而這恐非幼年道一可以辦到的。這些跡象皆顯示，道一的離鄉出家背後，很可能有著其家族的評估與助力。

我們不確定道一究竟在處寂門下待了多長時間，只知道他大約在730年前後離開資州，前往渝州（今重慶江北）受具，接著就出三峽前往兩湖一帶遊方──或許是聽聞長江中游亦有不少精於禪修者。約莫在732年，他至南嶽拜會懷讓，並深為其折服，遂決定落腳於此，並隨之修行逾十年，終才離師自立。

關於道一的這段學習經歷，《祖堂集》載有一則著名軼事：有天道一正在坐禪，正好被懷讓撞見，結果懷讓將道一喚起，要他拿塊塼去石頭上打磨，道一聽完滿頭霧水，忍不住追問老師目的。懷讓認真答曰：「我要你磨塼作鏡。」對此回答，道一疑惑更深，忍不住向老師表示：「塼頭就是塼頭，怎麼可能磨成鏡呢？」沒想到懷讓回答：「沒錯，塼頭尚且無法磨成鏡，那麼坐禪怎麼可能成佛呢？」道一這才驚覺，原來懷讓是要藉此點醒他，執著於形式的修行，實已落於「定相」，「非解脫理」，更重要的應該是不拘形式地時時提撕自己內心，本質性的轉化才有可能發生（註2）。倘若此事為真，從現存的道一言說看來，他確實可說高度承襲了懷讓的禪學看法，並加以發揚。

和長期駐錫在名山南嶽的老師懷讓不同，道一似乎打從開始就想盡可能地拓展其信眾市場，是以他的前幾個駐地基本上看不到太多禪宗僧人活動：他先在742年抵達福建北部的建州（今福建建陽），但待沒多久，旋在743年轉往江西中部的撫州（今江西臨川），而後似乎一直待到750年代，復移往江西最南邊的虔州（今江西贛州）。

道一的接連移徙，很可能與他頗在意道場的對外交通條件，以及伴隨而來的傳法成效有關。相較於建、撫二州，虔州雖處在贛南，但有可直達鄱陽湖的贛江水系，同時可藉陸路往來閩南、嶺南、湘南，對外觸角極廣。或因如此，虔州時期的道一聲名漸開，不僅吸引愈來愈多衲子從學，至772年更為時任江西觀察使的路嗣恭（711～781年）所聞，獲邀請前往治所洪州弘法。這也促成道一最終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移徙。

洪州位在江西北部，本就是溝通南北東西中國的重要交通樞紐，道一得從贛南轉駐洪州，就能見度來說自然要大大提升，再加上地方官長的鼎力奧援，道一聲望遂在770年代開始飛漲，追隨他的釋子規模也因此迅速擴大，在此情況下，道一教團很快成為八世紀後半的一股新興勢力。正因為洪州於道一法脈之發展至關重要，人們不久便將此系冠上「洪州宗」之名。

就目前傳世文獻所載，馬祖道一至少收有一百四十來位弟子（註3），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在洪州接法，且不乏由北地來學者，這在道一的建、撫、虔州時期是不曾見過的，由此足見道一往赴洪州的積極影響。當然，除了地理條件的大幅提升外，道一的傳法所以能引起這麼巨大的回響，最核心的因素還是源自其禪法特色。

馬祖道一的禪法大抵可以「即心是佛」、「作用是性」、「平常心是道」，及「道不用修」幾個知名概念代表。事實上，這幾個概念可謂互為表裡。簡單說，道一認為人人本就具足完滿佛性，只是我們總是被各種無明妄念牽引，落入無謂的桎梏與執著，而只要我們能讓心維持在「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聖」的「無分別」狀態，就可讓原本清淨無染的自性嶄露，而這個狀態，就是臻於佛境的「平常心」，是所謂「即心是佛」。而人們可以通過與外物相接的知覺活動中，來察知自己的內心狀態，而只要能讓自己時時保有「平常心」，那麼舉手投足的任何動作，都可以視為佛性的自然舒展，此即「作用是性」。最後，道一認為此境界的到達，並不仰賴任何既定的修行步驟與程式，端求個人能否時刻不斷反求諸己，既然無不可取代的「修」法，那自可說是「道不用修」了（註4）。

以上主張，和懷讓的「磨塼作鏡」提點可說一脈相承，某種程度也可說是南宗禪固有的「不作意」及「無住」思想延伸（註5）。不過就實踐面來說，道一的「道不用修」、「道在日常」的主張，不僅降低了宗教持修上的門檻，還掃除了與日常生活的藩籬，無疑更適合接引對禪修有興趣的一般人。

有趣的是，同屬南宗禪陣營的國師慧忠，據傳卻對道一的「即心是佛」說很有意見，甚至將其判為「外道」之說，何以如此？從有關記載看來，這很大程度源自資訊轉述上的落差。慧忠對道一的了解，主要來自曾至道一門下參學的納子，而那名納子宣稱道一的學說宗旨為「即心是佛」，主張人人「悉具見聞覺知之性」，且「此性善能揚眉瞬目，去來運用，遍於身中」，是名「正遍知」，這正是「常在」的佛性。對此，慧忠一方面扣緊「常在」展開批評，認為這跟外道（大抵即婆羅門）主張人人皆有一不滅的「神我」說法無別，另方面則引《維摩詰經》中的「法不可見聞覺知」為經證，抨擊道一「作用是性」的主張（註6）。

不過，從今日可見較可靠的道一言說看來，他誠然相信佛性人所本有，但卻從未明言此性乃相對無常肉身的恆常存在，又其「作用是性」說，已如前述是建基在「平常心＝佛性」的運作前提上，並不是普通的感官作用均可稱之。就此而言，國師慧忠的批評更像是對道一學說的片面誤解所致。只不過，連堂堂國師乍聞這些概念都會有理解上的偏差，普通人當然更有可能抓著「作用是性」的字面意涵，開始恣意妄為了──這也是馬祖禪法在晚唐浮現的流弊。

但無論如何，道一禪法相較此前的易行性，確實為其脈在九世紀的大興鋪平道路。談到這裡，或有讀者想到，假使道一代表的「南嶽-洪州」系是後世禪宗的一大源頭，那與其並列的「青原」一系呢？這個問題，就留待下回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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