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學人物】

汲喆:近現代漢傳佛教的歷史書寫者(上)

社會學在大陸還不是熱門學科時,
汲喆便以第一志願考入上海復旦大學社會學系,
之後赴法國深造,以近現代漢傳佛教為主要研究領域,
法國歷史悠久的社會學研究傳統,又給了他什麼養分?
讓他終於了解何謂「社會」,可以用「社會學」改變世界。

■ 採訪整理/邱惠敏

一、您從大學到博士都專攻社會學,什麼因緣讓你從事社會學研究?

我大約在十四歲左右,就決心以哲學、藝術或宗教為志業。考大學時,正是對文學著迷的時候,中文、哲學曾是首選,但又覺得中文與哲學並不是在體制化的大學中就能學有所成的,而要靠「心性感悟」才能有所領會,所以反而沒有報考。社會學在中國大陸作為資產階級偽科學,被取消了將近三十年,1979年開始逐步恢復後也是非常邊緣化的學科,大多數人甚至連聽都沒有聽說過。可是偏巧我家正好有本介紹社會學的書,讓我了解到還有社會學這門學科,而且彷彿既未遠離哲學、文化,又能經世濟用,所以決心報考社會學系。

我的家庭談不上書香門第,但算是知識階層,父母都是醫生,對我影響很大,從小我就常常隨意翻閱家中的中、西醫書籍。我對人的理解是從那些書中得到啟蒙的,尤其是西醫,從形態、生理到心理,對人介紹得非常仔細。這應該是我對社會學的興趣的一個起點,因為社會學也是理解人的一門學問。

此外,我在家中排行最小,姊姊、哥哥分別比我長八歲和六歲,父母對我比較放縱,也就是說我受到的社會壓力比較小,考大學時可以完全根據自己的喜好來選擇。

在1990年代初期,以社會學系為第一志願是非常罕見的。中共當局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規定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的學生,都要軍訓一年才能進入大學就讀--就是要先洗腦。這一政策並並沒有持續多久,1992年入學的學生是最後一屆軍訓一年的。我在1993年進入復旦大學,作為過渡的一屆學生,還是去了南昌陸軍學院,軍訓三十五天。

提到這個背景,是因為我進大學那一年比較特殊,實際上是和高我一屆的同學一起上課的,也就是92級和93級是同一年級。當時上海復旦大學社會學系規模比較小,兩級合起來只有三十幾個同學,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在這兩級學生中只有我是以第一志願考入社會學系的。其他的同學有的是中學成績優秀保送入學,但在專業上無法選擇;有的是報考了比較熱門的專業,但因為分數不夠高,被分發到這種冷門學系。

剛才我提到考大學時家中有本關於社會學的書,但是書中講的是什麼我已經完全忘記了。事實上,我當時對社會學幾乎一無所知。不過,「社會」這個詞對我有不小的吸引力。憑著年輕人單純的良知,我期待社會學能夠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些。然而,大學的學習並沒能讓我明白社會學得以建立、加以研究的「社會」到底是什麼。我到法國以後才開始理解什麼是「社會」,才醒悟我在一個沒有「社會」的地方學了四年社會學。

二、為何想從事宗教社會學的研究?受哪位師長影響或啟發?

在那個年代,選擇社會學系已經備受歧視了,要是再對宗教感興趣,就更受歧視。今天在中國大陸談佛論禪很熱門,但在二十多年前完全被另眼看待,你對佛教感興趣,人們馬上會聯想:「你生活中是不是遇到什麼不幸?是不是要出家?」

我的家庭沒有宗教信仰,經過共產黨幾十年的統治,除了在農曆7月15日燒紙之外,沒有任何家庭的宗教活動。我第一次接觸佛教,是剛上小學時,在親戚家看到以印經著名的福建莆田廣化寺出版的弘法小冊子《覺海慈航》,那應該是我最早接觸到的佛教文本。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對宗教從小就有特別的興趣。我家住瀋陽,上初中時,曾按照舊地圖,騎車逛遍道教、佛教的主要寺廟遺蹟,並並去天主教堂觀看儀式。那時這些宗教場所都還隱藏在民居當中,有些仍被其他單位占用。今天再去那些地點,周圍的民居都拆遷了,恢復了宗教活動場所的性質,也變成了觀光景點。

原本我對宗教的興趣是沒有系統化的,有什麼書就看什麼書,比如高中時,語文老師曾經推薦一些日本禪的翻譯書,我曾很感興趣。看到天主教的儀式,也很受吸引。考上復旦大學之後,大一選修了哲學系王雷泉教授的「禪宗與佛教」,這是一門全校的公共選修課。因為這個機緣,我才算系統地接觸到了佛教研究。得益於王老師的指導,我開始比較專注於於佛教的歷史與義理,這是我個人知識成長過程中的一大轉折。

很快又有了另一個轉折,在大學一年級的暑期,也就是1994年7月,王老師帶著幾個大學生、研究生去重建不久的河北省趙縣柏林禪寺,參加了第二屆生活禪夏令營。這個夏令營在大陸是首創,與臺灣的大專佛學營一樣,主要就是聽講座、體驗寺院生活,包括打坐、過堂、早晚課等。這個活動使我更切身地體會到了寺院環境中的宗教修行形態。後來大學期間我又參加過兩次生活禪夏令營,也認識了很多對佛教感興趣的年輕朋友,有人直到今日還在為佛教服務。這些參與當然也使我和一些法師建立了很好的私人關係。

王雷泉老師本身是做佛教哲學研究的,但是他對社會學特別感興趣,所以他鼓勵我做一些對當代佛教的調查。身為社會學系的學生,立即能夠把所學用上,比如統計技術、設計問卷等,覺得特別開心。對柏林禪寺夏令營做社會調查,算是我最早的田野工作。從那時算起,二十多年來,我始終都沒有離開對中國大陸漢傳佛教的調查研究。

這樣我在大學期間就很自然把主修範疇定為宗教社會學,連本科的畢業論文寫的都是「世俗化」這個議題。

三、為何選擇赴法國繼續從事社會學與宗教相關領域的研究?法國社會學學術傳統的特色為何?

1997年復旦大學畢業之後,我到北京工作兩年,一邊工作一邊學法語,同時開始翻譯法國社會學的經典作品,包括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接著1999年到法國留學。

我就讀的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是全世界最好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之一,也是法國年鑑史學派的大本營。我就學時,仍有眾多世界一流的學者在該校任教,例如在臺灣比較知名的有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圖雷(Alain Touraine)、德里(希)達(Jacques Derrida)等人。

當時我是社會學系唯一的中國大陸學生。通常中國學生都在法國文學、藝術、法律等領域學習。我的幾位華人同學都是臺灣人,例如我的好朋友清華大學社會學所的陳瑞樺教授、人類學所李威宜教授,這也是我經常造訪臺灣的原因之一。

法國是社會學的故鄉。最早提出「社會學」概念的就是法國學者孔德(Auguste Comte) ,涂爾幹則被公認為是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法國社會學的學術傳統,我這裡不妨談三點體會。第一是法國社會學的理論創造力特別強,經常有學者能夠闡述新的概念,豐富或深化我們對於人和世界的理解,我想這和法國文化精英的教育特別重視哲學有關。

第二是法國人文社會的不同學科之間能夠相互交融,剛才提到的法國的歷史學年鑑學派就是歷史學與社會學結合的典範。當然,總有人企圖在不同學科之間樹起藩籬,但是總體上,法國制度環境對跨學科研究還是有所鼓勵。例如在我讀碩士期間,註冊在社會學系的學生可以選修學校中任何科系的任何課程以完成規定的學分,只要有一門課是社會學系的課程,即可獲得社會學學位。

第三,法國的社會學是非常入世的。例如,涂爾幹的道德社會學是法國第三共和的價值觀的重要來源,他的繼承者莫斯(Marcel Mauss)則是出色的社會主義活動家。當然,這裡所說的「社會主義」與中國語境或美國語境中的社會主義很不相同,而是一種制度建設,旨在尊重人的社會屬性、維護個體的尊嚴與共同體的團結、使社會能夠抗衡國家的壓力和市場的侵蝕。今天,法國形成了一種與英美非常不同的政治-社會形態,社會學的貢獻功不可沒。(待續)

(更多內容請見《人生》432期


汲喆簡歷

■ 現任

.現任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明學院(INALCO)社會學教授、法國多學科佛教研究中心(CEIB)主任、法國大學院(IUF)青年院士

■ 學歷

.2014年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EPHE)博士研究指導資格(HDR)
.2007年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社會學博士
.2001年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社會學碩士
.1997年上海復旦大學社學系法學學士

■ 研究專長

.漢傳佛教與社會變遷、宗教教育、宗教全球化、宗教社會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