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角.世界佛教村】

美國:佛教徒的修行與公民責任(上)

上座部與大乘、解脫道與菩薩道、南傳、漢傳與藏傳……
佛教界存在著許多框架與界限。
在上座部出家的菩提長老,
返美後常住於漢傳寺院,並對漢傳佛教的思想有深入的理解,
對於二乘之間如何互補借鑒、超越藩籬,並回應當代社會的需要,
菩提長老分享他個人的省思與實踐。

■ 文/菩提比丘(Bhikkhu Bodhi).中譯/張家誠

您身為南傳佛教大師,對漢傳佛教也有相當深入的認識,又在漢傳寺院常住,這兩個傳承有哪些方面可以互補借鑒?如何跨越宗派的藩籬?

我相信,幾乎在每一個現存的佛教傳承中,都有兩種可清楚辨識的傾向。一種是「向心式」的,傾向於保守,想要對自己的基本直覺和參考架構保持忠實。另一種則是「離心式」的,傾向於適應,願意改變自己原本的參考架構及修改佛法的表達方式,以便將佛陀的教法,帶入並適應當地的主流文化趨勢和人民的心理趨向。文化和社會制度一直在變,如果佛法想要保持活化與相應,則必須彈對調(hit the right notes),以適應時代,讓它得以生根。若佛法要保持其純粹,而不是一個稀釋的版本,則必須保有其教法的核心智慧。佛教的歷史演變正是這兩種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

這兩種傾向可見於佛教的每一宗派,「向心式」的傾向於上座部佛教傳統較為顯著,而「離心式」的傾向於大乘佛教較為顯著,至少,那是他們看待自己的方式。然而,就我的經驗來看,漢傳佛教目前是非常保守的,緊緊守住傳承自前現代的形式,即便這些形式與當代的需求有所摩擦。另一方面,上座部佛教,在其保守的傾向中,同時帶有進步的痕跡,至少在斯里蘭卡是如此。這可能是因為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他們需要與殖民斯里蘭卡的英國政府抗衡之故。上座部佛教的擁護者仍忠於巴利聖典,那是當然的,但他們展現出一種回應當代思潮和文化的意願。確實,我甚至會說,相較於我所認識來自臺灣的漢傳佛教僧眾,斯里蘭卡的僧眾在社會行動上更具有進步的精神。這聽起來可能和一般所謂「保守的上座部,進步的大乘」的刻板印象有些矛盾,但它確實符合我對這二者的經驗。

我經常思考這兩個主要傳統的信徒(特別是僧眾),對於擴展其觀點與向彼此學習的需要。來自中國、韓國及臺灣的僧眾,常至上座部佛教國家去學習巴利文、上座部教義與禪修。但我鮮少聽說上座部的僧眾,到大乘佛教國家去學習大乘佛法的傳統。若上座部僧眾願意到臺灣學習中文, 以漢文研讀大乘經典,並多認識當初佛教是如何適應中華文化,這將會擴展他們的視野,並增進彼此的了解。

我認為,熟悉太虛大師與印順長老的思想,特別有助於他們發展出支持其進步傾向的理論基礎。事實上,上座部的佛教徒已經在因應著人類現實生活中重大的集體問題,但其根源於巴利經論、注釋書的理論,卻是指向個人解脫的。對現代漢傳佛教思想家的著作有更深的認識,可以為當代上座部行者的社會適應表達方式,提供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 。

我不認為我們應該致力於將不同的佛教宗派混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均質的「佛教」品牌。這就好像把巧克力、香草、櫻桃口味的冰淇淋,混製成一種單一口味的冰淇淋一般。為了適應不同的口味喜好,我們需要不同口味的冰淇淋。為了適應人們不同的心性,不同模式的佛教維持其原有的風貌是很重要的,但彼此應該抱持相互尊重與欣賞的精神。無可避免地,透過更多的接觸,「影響」與「合流」的趨勢會變得愈來愈顯著,但這不應抹去不同佛教傳統各自不同的觀點和所強調的重點。

從西方社會科學及助人方法的角度看,人類所面對的問題,包括貧窮及歧視等,主要是社會結構性問題,不單只是個人的問題。而佛法主要講因果、講心,不太談改變社會結構。從佛典的角度,對所謂社會結構性問題,有什麼啟發?

傳統佛教透過「業」的教義,來看待人們在生活中的社會層面所面對的問題。多數傳統的佛教徒視社會結構為固定的,無法改變的,並認為人們因這些結構所遭受的「苦」 ,是自身過去的業力使然。想要避免苦難及迫害的人們,因此致力於造作功德,以保證來世有好的生活條件。鮮少有傳統佛教徒看得出來:其實具有壓迫性和退步的社會制度本身,是可以被改變的,而且需要被改變,來作為對集體苦難的系統性模式的補救。

雖說在人類的社會階層--階級與種姓、收入、健康、安全--背後,應該有「業因」支配著,但我認為「業」並非唯一的解釋因素。固著於這個觀點,將導致對於壓迫性的社會結構與制度的消極心態。這方面,佛教需要多向西方激進的、批判的社會思想家,如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沒錯,就是那位對資本主義犀利且深具洞察力的批判者),到諸如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和威廉.巴柏二世(William J. Barber II)等宗教領袖,以及如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亨利.吉魯(Henry Giroux)、克里斯.亨奇斯(Chris Hedges)等作家學習。 現代社會思想讓我們得以看到,人們在生命中所遭遇的苦難,許多是由於那些擁有權力及財富的人所設計與實施的制度和政策造成的。在民主社會中,這代表我們可以採取集體行動來改變不公平的社會與政治制度,以更公義、更有益、更慈悲的替代方案來取代。

有幾部佛經可視為是對這一社會改革觀點的支持。特別相關的是,《轉輪聖王獅子吼經》(巴利三藏長部第二十六經)中的一段經文,說到貧窮是社會解體的主要原因。這部經主張,一個國王應確保他的國度裡無有貧窮。與此議題相關的另一部經是《究羅檀頭經》(巴利三藏長部含第五經),它提倡一種君主式的福利國家,國王有責任為臣民百姓提供物質幸福。在現代, 代議制度的政府取代了君主制,這意味著被選舉出來的政府有責任消除貧窮,而我們作為公民的責任,則是建立這樣一種政府。人民有權,甚至有義務,把偏袒權貴的政府換掉,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能回應人民普遍福祉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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