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止觀》雖名為「小」，其實內涵深遠，因為佛教的修行離不開「止」和「觀」。這是構成佛教最基本的修行，即所謂的定和慧，更完整地說，是戒、定、慧三學。這是從世間到出世間的完整修學體系，不論哪一個系統或宗派的修學，都必須涵蓋戒、定、慧三學。

漢傳佛教一提到「止觀」，只要是對中國佛教的發展歷史有一定了解的人，就很容易連結到天台宗及其教學體系，而想到「天台止觀」。這一方面代表止觀法門是天台宗的教學核心，另一方面也反映止觀法門在漢化的過程中，是由天台宗發揚光大。

中國佛教的大乘八宗，除了天台宗，淨土宗、華嚴宗、禪宗在中國佛教的發展歷史上，同樣有著重要的地位。其餘四宗包括三論宗、律宗、法相宗（唯識宗）和密宗（係指中土唐密，而非後期的藏傳密宗），雖也有其重要性，但不如前述四宗具有延續性。

三論宗在嘉祥吉藏大師完成體系後，沒有得到進一步發揚；而法相唯識宗則在玄奘大師集大成後逐漸式微，幸因近代太虛大師認為唯識宗對宇宙物質現象及身心系統的分析，與現代科學相似，才有學者開始重視並重新提倡；密宗在近期也有復興的趨勢；至於律宗，它的成立不論是在漢傳佛教或整體佛教都是一種特殊現象，因為只要是佛弟子便須守戒，而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同樣重視戒律，特別是南傳佛教，在「經、律、論」三藏中，更是以律為首，但都沒有自成一個獨立宗派。

總結來說，在中國佛教的體系裡，屬於思想系統的宗派，主要為天台宗與華嚴宗，而以修行見長的宗派，則以禪宗、淨土宗與律宗為主。

天台宗與華嚴宗所建設的佛教思想系統，已經過中國哲學思惟模式的陶鑄，因此它的建設方式，與印度佛教有所不同。在印度佛教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部派佛教和初期大乘佛教時期，各教派為了試圖找出誰是最究竟、最了義，最能準確表達佛陀教義的說法，都紛紛引經據典確立己說，而產生很多的辯論，其中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大乘佛教中觀派與唯識派之間漫長的激辯。這種了義的抉擇，在佛教傳入中國後，到了隋代的天台宗，乃至唐代的華嚴宗，開始產生了變化，轉而強調「圓」——佛陀教法中最圓融的說法，此即中國佛教的「判教」由來。

判教在印度佛教中，並非完全不存在，只是未受到重視。中國佛教之所以非常重視判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在接受印度佛教時，並沒有按照思想發展的歷程；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傳入當時，正值印度大乘佛教盛行的時代，即便之前已有原始佛教與部派佛教經典傳入，但中國佛教主要吸收的還是大乘思想。

而從大乘佛教的立場來看，大乘佛教的學說全部都是在佛陀住世時完成的，所以中國亟需透過判教，給予這些經論一個適當的位置。也因此，中國的判教並非單純循著歷史的軌跡，而是從整體佛法的視角來理解佛陀的一代教學。

然而，判教的形成，僅僅有需求是不夠的，還必須仰賴一位具備高度智慧的人來完成，這個人就是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西元538～597年）是隋代人，故此時所謂的整體佛法，自然不包括後期密教的部分，以及在他之後所翻譯的經典，例如唯識經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瑜伽師地論》，這也是玄奘大師（602～664年）決定西行取經的主因；再者，比如《華嚴經》，當時也還未有我們現今熟悉的八十卷完整版本，這部分幸有玄奘大師，否則之後不會有華嚴宗的成立。

即使當時包括華嚴系統在內的各宗思想體系尚未完整，所見也以初期大乘佛教的中觀學派為主，但《大智度論》所介紹的印度當時流傳的大乘經典，大多已傳入中國，而智者大師就是消化了《大智度論》的內容之後，將這些經典予以判攝，建立了天台宗的判教系統。

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後來玄奘大師將包括《瑜伽師地論》在內的許多經典翻譯得更加完整，但論起對中國佛教影響的深遠，還是得推舉鳩摩羅什大師（344～413年）。因為若無羅什大師譯經，特別是《大智度論》、《法華經》，智者大師也無從建立天台宗的完整理論體系，為佛教在中國開創一條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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