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梵蒂岡古老的石牆與迴廊之間，數百年的鐘聲依舊迴盪；而我們討論的，卻是人類歷史上最嶄新的科技。

有時候我會覺得，梵蒂岡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這裡保存著兩千年的記憶，而我們討論的，卻是下一個十年，甚至下一個世紀。

在AI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的今天，教宗、主教、神學家、學者與企業領袖們所關心的，並不是哪一家公司的模型比較強大，也不是下一代AI能夠完成多少工作。

他們更關心的是：當AI愈來愈強大，人類是否仍能保有人性？當演算法開始影響選擇與判斷，人是否仍保有自由意志？當效率成為最高價值，人的尊嚴是否會被悄悄犧牲？而在這場巨大的轉型之中，那些最弱勢的人，又是否會被留在後方？

然而，最讓我難忘的，並不是某位學者的演講，而是一個問題。

在一次閉門會議中，宗座額我略大學校長（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安德魯神父（Rev. Fr. Mark Andrew Lewis, SJ）問了我一個問題。他說：「如果AI翻譯愈來愈成熟，那些投入數十年學習語言、文化與神學的翻譯人員，他們的尊嚴與價值，將如何被看見與補償？」

房間裡忽然安靜了下來。

接著，歐洲議會駐教廷大使也分享他的憂慮。他提到，歐洲的問題可能更大，因為整個歐洲議會體系背後，有超過八千位專業翻譯人員支撐著多語言社會的運作。如果有一天，AI能夠完成大部分翻譯工作，那麼受到衝擊的，將不只是幾個人的工作，而是一整個世代的專業。

那一刻，AI不再只是科技新聞裡的突破。

它變成了一張張真實的面孔。那些投入一生所累積的知識與經驗，那些構成人們身分認同與社會價值的能力，都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工業革命取代的是人的勞力。資訊革命改變的是工作的流程。而AI革命所挑戰的，卻是人類長久以來賴以建立價值感與尊嚴的能力本身。

過去，我們習慣用能力定義自己。

我是老師。

我是醫師。

我是工程師。

我是翻譯員。

於是，我們很容易把「我是誰」與「我做什麼」混為一談。然而，當AI開始接手愈來愈多工作時，我們或許不得不重新思考：一個人的價值，究竟來自他的能力，還是來自他的存在？

如果有一天，機器比我們翻譯得更快，診斷得更準，分析得更全面，甚至寫得更好，那麼，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是否也會隨之消失？

我想，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為人的價值，從來不只是因為他能做什麼，更因為他是一個人。

返臺不久後，教宗良十四世發表了其任內首篇以人工智慧時代為背景的社會通諭《Magnifica Humanitas》。Magnifica是崇高與讚歎。Humanitas則是人性、人文精神與人的尊嚴。如果讓我翻譯，我更願意稱它為：《人類之美》。

閱讀這篇通諭時，我不禁想起佛教中的許多觀念。

教宗反覆強調的「人的尊嚴」（Human Dignity）與「共同善」（Common Good），與佛教所說的慈悲、平等與緣起，有著許多耐人尋味的共鳴。

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卻似乎都在提醒我們同一件事：沒有誰能夠孤立存在，也沒有任何成就真正只屬於自己。一項技術的誕生，凝聚了無數人的智慧與努力。因此，AI的價值不應只是創造財富，更應回應人類共同的需要。

近年來，我在APEC推動DAILY與BAT-HI時，愈來愈深刻地體會到：未來AI最大的挑戰，未必是算力，而是信任。

未來AI最大的瓶頸，未必是資料，而是合作。

未來AI最重要的競爭力，或許也不是模型，而是慈悲。

因為資料可以被蒐集，模型可以被訓練，算力可以被建構；但信任必須被累積，慈悲必須被實踐。

而這兩者，都無法透過演算法生成。

從梵蒂岡回到臺北之後，我經常想起那位神父的問題。

如果有一天，機器真的能夠完成我們大部分的工作，那麼，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又會剩下什麼？

或許，教宗良十四世在《Magnifica Humanitas》中所關心的，佛陀在兩千多年前所思索的，其實是同一個問題。

科技可以愈來愈進步，機器可以愈來愈智慧，但人類是否也能同步成長？

AI可以幫助我們看見更大的世界，卻無法替代我們理解生命的意義。它可以回答問題，卻無法代替我們完成覺悟。

或許，AI時代最大的課題，從來不是如何讓機器更像人，而是如何讓人在面對愈來愈像人的機器時，依然沒有忘記自己是誰。

當AI愈來愈像人；人，更需要學會如何做人。

（更多內容請見《人生》5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