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專題】

邁向慈悲的行動

因不公之舉而感到義憤,
是許多重大社會變革、平權運動的根源,
該如何借助這股蛻變的烈焰,不至於野火燒不盡?
秉持對三毒說「不」的決心,自護護他,培養安忍,
一同點燃和平的心燈,讓世界不再冷漠。

■ 江胤芝

2020年五月底,美國警察因執法過當釀成「佛洛伊德之死」,事件影片在網路上廣傳,掀起全美各州及全球民眾對種族不平等的關注,截至八月底,至少遍及六十多個國家、二千多個城鎮,以自發性舉辦的和平遊行及示威,訴求「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

「在這些遊行示威中,我沒感覺到參與者有極端的憤怒,反而是包含了很多痛苦……與其因為他們表達憤怒而對他們生氣,不如幫他們滅除痛苦的根源。」美國舍衛精舍住持圖丹卻准(Venerable Thubten Chodron)法師觀察到,經由非暴力的和平倡議、藝術行動、網路串連等方式,民眾意圖喚醒政府及大眾對社會長存的歧視與不公,能有積極作為,「這些和平示威獲得了社會許多階層前所未有的支持。」

正義之怒,蛻變的烈焰

在民主、平等、人權等議題推動上,佛教徒常被視為態度冷漠,因其強調出世精神、內修和通往解脫,追求「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即使以大乘菩薩道為目標,往往更傾向投入慈善,對於看似充滿激憤與吶喊的公民行動或社會運動,則是敬而遠之。

特別是許多經典中,皆提到瞋心帶來的負面影響,如《大智度論》指出:「瞋恚其咎最深,三毒之中,無重此者。」在《大方廣佛華嚴經》中,普賢菩薩也說道:「起一瞋心,則成就如是等百萬障門。」瞋心引發的連鎖效應,不僅產生許多立即惡果,更足以「火燒功德林」,摧毀過去世所累積的福德善業,令佛教徒尤為戒慎小心。

不過,達賴喇嘛在《平心靜氣》書中,對於瞋心在用字上有更精細的定義,他認為瞋心近似於憎恨(hatred),而非憤怒(anger),因憤怒在某些特殊情境中,包含正面意義的「正義之怒」,是一種基於慈悲或積極行動而生起的義憤,而憎恨就是全然負面的,時常會連結到痛苦、難堪等情緒。從慈悲的角度出發,為了避免某些人沉溺於極端暴力或招致惡業,有時甚至必須採取強烈的手段。

美國波斯頓學院佛學與比較宗教學教授約翰.馬克拉斯基(John Makransky)使用「憤怒的慈悲」(wrathful compassion)一詞,並以印度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Dr. Martin Luther King)及達賴喇嘛為例,認為他們也許會強力挑戰社會體制,或採取強烈的反抗形式,然而,跟憤怒不同的是,其行動目的不是為了捍衛自己的立場,而是保護所有的人,並深刻理解到「參與壓迫性制度的每一個人,不論是受壓迫者,或那些兇猛地捍衛壓迫性制度者,同樣擁有良善的潛在能力。」

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蕾嫚.葛博維(Leymah Gbowee)在賴比瑞亞的血腥內戰期間,不僅轉化小我悲痛,凝聚婦女合作的力量,更體認到殘暴的青年兵正是「我們的孩子」,最終帶領一群戰火中飽受摧殘的母親,經由非暴力抗爭,以及倡導和平的教育理念,引導國家走向和諧的未來。

秉持慈悲與智慧的行動

在藏傳佛教,佛菩薩的憤怒化身被稱為「明王」或「金剛」,明王雖心懷慈悲,卻外顯憤怒相,為的是權宜度化眾生、降伏四魔、保護修行者。《獅子吼》(Lion's Roar)、《佛法》(Buddhadharma)雜誌主編梅爾文.麥克勞德(Melvin McLeod)認為,諸佛的怒目,源自對貪瞋癡三毒說「不」的力量,為了解除眾生的痛苦,不惜以憤怒的形式來幫助我們摧毀痛苦的根源。

他指出:「當憤怒的能量為『自我』」而服務,會變成侵略性,去攻擊任何它視為威脅的人事物。」不過,若能釋放為自我服務的動機,找到與憤怒共處的方法,並挖掘其內在智慧,它將成為勇於對自私、剝削、不公義說「不」的力量,驅策那些倡議自由與社會正義的運動,並且,「它是靈性道路上重要的一環,因為當我們對開悟說『是』之前,我們必須對三毒說『不』。」

如何處理憤怒的能量?臨床心理學家陶德.卡珊登(Todd B. Kashdan)指出,憤怒可以成為工具,幫助我們應對令人不快的社交情境、協調溝通、迎接挑戰,並快速動員和促成改變,不過,為了發揮明智的行動,「暫停、深呼吸和片刻的內省都能展現更多控制場面的力量。」香港梅村基金會執行總監法欽法師(Bhikkhu Phap Kham)說明,恐懼或憤怒會啟動「戰/逃/僵住不動」的反應模式,如能暫時抽離情境,透過「正念呼吸」幫助自己冷靜下來,則能轉為「休息/消化/放鬆」的反應模式。

更進一步地,我們可以培養「安忍」的力量。如達賴喇嘛所強調,安忍並非採取容忍的態度,而是磨鍊自身容忍傷害與痛苦的能力,因此不論面對橫逆,皆能保持堅定沉穩的定力。在流亡印度前,達賴喇嘛曾極力調解中國政府與西藏人民之間的衝突,堅持非暴力,儘管此舉遭受不少批評,而面對一整個國族流亡的命運,至今他仍表示:「我心裡對中國人民絕無仇恨,我相信,因為個別所犯下的罪過而責怪一個民族,是當今這個時代的禍源,是危險的。」

當我們能不陷入情緒與盲目的自我保護,更能清楚瞄準目標——我們要對抗的不是敵人,而是任何形式的貪婪、偏見、仇恨與恐懼,包括存在於我們自身的。

然而,歷史中不乏以正義為名、行懲罰之實的暴力,導致國與國之間的爭戰、人對於眾生的迫害、極權政府對於反抗人民的暴行等,人人心中那把道德的尺皆不同,又如何能度量何謂正義、慈悲的行動?此時,我們可檢核行為的動機:若是由「愛」帶來的執取心,往往會創造出「恨」的對象,即使將愛擴充為對特定群體、國家、民族或宗教的大我之愛亦然,如能從「自通之法」——將他人視如自己、不忍他人受苦的心出發,便不會導致「我愛」、「我所愛」的後遺症。

邁向菩薩的道路

近年來,經歷了傳播科技、交通技術的突飛猛進,以及新冠病毒全球蔓延的啟示,如今,我們更能體認到眾生萬物相互牽連,沒有人能獨立存在於世,或不受外境的影響。

佛教談論的「業」(karma),即是行動,牽動著生命流轉的業因與業果,從思想、言語到行動,在在顯化著我們如何覺知個人身心與世界的關係。我們當下的平安與幸福,來自於無數前人的奮鬥,如乾淨的水源與食物、平等共享的教育、友善的職場環境、公民權、表達意見與創作的自由、不受暴力威脅的人身安全等……

然而,「對於不合理的制度法規,我們若容許它繼續在這個世界運轉,即便沒有傷害到我,最後終究會傷害到我的親人。」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暨研究所專任教授昭慧法師在〈社會運動的佛法省思〉中省思,人們對於發生在生活周遭的社會剝削、性別不平等、動物生存權等問題,感到事不關己或態度冷漠,源於缺乏「洞觀生命流轉」的智慧,如能洞悉生命的無限延展,認知到眼前的陌生人、眾生,也可能是我們過去世、未來生的親人,便能將對現世親友的關心,擴及到其他的生命。

法師並指出,如能透過善的意念,感召同願同行者,一同關注社會弱勢或參與社運,如同槓桿原理,透過一個小小支點能扛起一整個地球,將成就「以共願轉變共業」的力量;而過程中,若能懷著一顆不捨眾生苦的心,持續修煉「無私」和「無我」,也就邁向了「轉凡成聖」的菩薩道路。

身處公民社會,每一個人都能在生活中發揮小小的善行和力量,如透過投票、監督政府、杜絕暴力、倡議平等、守護環境等行為,讓世界往善的方向推進,而佛法可以協助我們看清因果、有智慧地觀照整體,減除許多不必要的痛苦、衝突與對立。「改變自己和改變環境,兩者同樣重要。」一行禪師指出,唯有意識到萬物相互依存的本質,從自心開展和諧,並以慈悲的行動,修補這個世界,才可能為眾生帶來真正的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