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臺灣在一月底如火如荼展開防疫工作時，遠在美國的我們，還未有感染個案。擔心臺灣的家人，也對父母苦口婆心地提醒——要常洗手，尤其出門要帶乾洗手、戴口罩；回到家要馬上洗澡、換衣服。

為了保護信眾安全，法鼓山紐約東初禪寺也在二月底取消所有對外活動。3月1日， 紐約尚未出現第一例前，授課學校已是人心惶惶，因為這詭譎多變的病毒，已經在醫療領域引起關注。我一邊安撫學生，一邊提醒他們要多洗手，當時的紐約已經買不到口罩了。

我任教的學校因為有附設醫院，因此敏感度較高，在3月2日 已經接到通知：「準備隨時改成線上教學。」隔日，紐約市出現紐約州當日第二例，病患是病懨懨卻仍搭火車到紐約市上班的律師。身處「講英文的天龍國」的我們，似乎還是「有感無覺」，好像一切離自己很遠。3月4日，紐澤西州第二例出現在我任職的醫院時，這一切突然覺得好近，上班時每個人的眼神都透露著緊張，平時互相問候的輕鬆不再，大家都壓低聲量談論著疫情。

3月8日，週日晚上八點，校長寄來一封語重心長的電子郵件：「明天起改成網路授課。」因為校本部有一位學生似乎有接觸史，需要隔離檢疫。為了教職員與學生們的安全，學校於9日開始網路授課。本來以為二、三星期後，日子就會恢復正常，沒想到網路授課一上就超過三個多月。學生們的醫院實習，也因此全部中斷，今年趕著畢業的學生叫苦連天，因為沒有足夠的實習時數不能參加國考。

看著疫情漸漸擴大，突然，日常失控了。無常讓每個人風聲鶴唳，不知道旁邊的人是否帶著病毒，連超市、商家的物品都被搶購一空。大家每天盯著電視看記者會，像在大海中想找一根浮木，有一個可以控制的東西抓在手上，打開手心卻什麼都沒有。

疫情大爆發後，病人像海嘯般湧來。不只是醫療體系設備無法承受，連醫療人員也無法招架。從一月底只有一千人感染（主要在西岸），到三月中已經累積到十幾萬，重挫區是紐約市與紐澤西的北部，我工作的醫院也在其中。

醫院每天至少有好幾百位呼吸困難、咳嗽、發燒的病人就診，癱瘓了急診就醫程序。醫院緊急召開會議研擬分流政策，希望病人看門診前先行電話訪談，可能感染者，請他們就診時不要下車，醫療人員會到停車場找他們，並完成問診檢查。病況危急需要送急診者，也請先與急診室聯絡，在車內等待，不要衝入大廳，以免危及他人。只有發燒、咳嗽但無呼吸困難者，會請他們回家隔離休養，因為病床實在不夠。

急診室內，不只病房滿了，連走道都是一張張的推床，上面躺著呼吸急促、痛苦呻吟的病人，一直喊著：「我吸不到氣，救救我。」插呼吸管需要呼吸器維生的病患，穩定後一個個送入加護病房。很快地，全院的加護病房與急診室全滿了。醫院宣布停止所有非緊急手術，也將全院所有病房都改收COVID-19病人。政府也下令要每家醫院想辦法增加一倍的病床，因此工程部把神經外科與骨科單人套房，一間一間重接中央空調管線，全數改成負壓病房，之後再改成加護病房。

這也表示呼吸器已經不夠用了，正壓呼吸器（CPAP and BiPAP，是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人晚上睡覺戴的機器）也都拿出來充數。最後。連麻醉機器也拿到第一線，充當呼吸器使用。不得已，醫院必須讓兩個差不多年紀、體型的病人住同一間病房，並使用同一台呼吸器。病情危及的病人實在太多，來得太猛，後援補給的物資還在天邊。

送不出醫院的重症病人，讓第一線醫療人員身心俱疲，因為不只床位不足，第一線人員也不夠。除了休假取消，每天上班時數從8小時延到10小時，再順延到12～14小時，週末也要來加班，有時還要支援夜班。為了有效運用人員，醫院開始調查是否自願站到第一線的更前線。

因此，我除了要繼續看神經外科的會診、查房、手術（緊急刀），並在快篩中心、急救小組、加護病房中穿梭。戴著N95口罩，吸著低氧高二氧化碳的空氣，每跑一步，呼吸都顯急促。聽著院內廣播「Ocean Code Blue」是確診者需要急救的呼叫，無論如何，還是要提起精神，快步到現場。用「Ocean」是提醒急救小組或協助人員，要將全身防備措施穿好戴滿才進入救人。每次一穿上隔離衣，汗水馬上從頭冒到腳底，每天就這樣濕了又乾、乾了又濕。下了班，身體疲憊地像是跑了馬拉松般癱軟無力，這時候，在不確定的環境下工作，壓力指數已經快要爆表了。

很多同事在精神上已經處於崩潰邊緣，因為他們照顧的病人群中，有年輕的、有醫療人員，也有自己認識的。特別是第一線的護理師們，還要強忍淚水安慰病人，出了病房，便嚎啕大哭。也有復健師們，進入病房執行翻身肺部復健（Proning， 類似趴著睡，讓肺部氧氣交換變高，一次需要6～8個人一起合作），都需要在病房外擦乾眼淚、互相加油打氣，再進入下一個病房，因為在第一線看到的，都是不管病人怎麼努力，就是吸不到氣的景象。

當看到不曾謀面的病人，心理受創是較少的，雖有同理心，但彼此並無情感上的連結。某日被通知會診，一位確診病患好不容易在插管17天後，成功拔除呼吸管，勉強可以自己呼吸，卻四肢麻痺，需要神經外科來看看是否在加護病房Proning（翻身肺部復健） 時，造成頸椎高位受損。

病患是位約40歲的南美西班牙裔男性，我看了姓名，是個很普遍的名字，當我穿戴好裝備進入病房，一眼就認出全身「刺龍刺鳳」的刺青，這不是去年底才開腰椎的病人嗎？我跟他問了好，他也認出了我。我只問：「你開完腰椎的刀，之後復健得如何？有沒有無力？」他花了十分鐘講不出個所以然，因為太喘了，每講一個字就要呼吸兩三下。我也不想他多受折磨，只能重點檢查，默默為他祝禱。出了病房，其實情緒很複雜，百感交集，是種哭不出來的痛。

在疫情期間，我常被問到：「面對病人，你會不會緊張？」 當下是不會緊張的，因為一心想知道病人狀況與是否好轉，當下就只有這個念頭，把它當話頭提著。因為知道目標，所以也不會惶恐，反而是休息時放掉「想找出問題在哪」的念頭時，才發現還是會捨不得病人，替他們擔憂，也會嚎啕大哭地宣洩心中壓力。

當自己出現感染症狀時，意識上並不害怕，但潛意識可能還是無助，因為希望臨終無障礙，不希望拖拖拉拉。秉持著聖嚴師父在《美好的晚年》中的教導：「生病的時候，把病交給醫生，把命交給佛菩薩。」能否得救是命，命是靠自己；病是靠醫生，醫生治病，不能治命。對佛菩薩的信心是堅定、不變的。

不管未來何時開放集會或生活分段，我們的生活短期內是回不到以前的自在，這個病毒會不會是來教我們怎麼尊重他人？怎麼保護大自然？因為大家減少外出，空氣汙染改善了，河川大海好像變得清澈有生機，地球慢慢活了起來。人類需要好好深思：「相對於地球與其他物種，到底生存意義與生命價值為何？」

再次感謝大家在疫情期間對所有第一線人員的支持，不管是精神上或實質上的鼓勵都很重要。感謝十方湧進來的餐點，餵飽了辛勤工作人員的肚子。東初禪寺開發相關網路共修與課程，滋養了大眾的心靈，讓人們在病毒大海中，抓到了浮木，也看到了燈塔。

不管這次在疫情期間，大家各自扮演什麼角色，真心感謝大家一起處理危機、度過難關。我堅信，你們一定在某個時候曾經幫助我，讓我有機會還願，來陪伴大家一起抗疫。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