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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專欄１】人生座談會：活著──珍惜生命，讓愛流轉 活動名稱：法鼓山2014國際關懷生命獎關懷生命論壇 每個人都可能因生命轉折，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陳月卿（以下稱主）：三位在宗教教育、緩和醫療照顧、電影方面的成就，讓人非常欽佩，發出了生命的光與熱。請教您們的生命曾經有過什麼轉折？ 成長經驗的溯源 趙可式（以下稱趙）：我從小就跟死亡結了不解之緣，十五歲就得了腦瘤。我在臺大醫院開刀，隔壁床是一個得腦瘤的十九歲男孩，他前一天的手術很成功，可是第二天情況起了變化就走了。因此隔天我要開刀前，我就寫好遺囑。我十五歲第一次寫遺囑，但是又不敢跟家人說，我只告訴姊姊，假設我手術以後發生不幸，就把枕頭套抖一抖，因為我把遺囑藏在枕頭套裡。 臺灣文化或整個華人文化非常缺少死亡教育，尤其對一個小孩子，大人都認為他不懂，其實很多小孩子都會想到生死問題。我的手術雖然成功了，但是因為身體不好，於是生命、死亡的問題一直在心裡打轉，卻得不到解答。那個十九歲的男孩子這麼年輕就離開世界，離開以後又去哪裡？加上我因手術住院很久，看到很多受苦的病人，「人生的苦難、死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個問題始終縈繞在我的心頭。所以我後來走上臨終關懷，也就是因為這個生命轉折，給了我很大的影響，後來一路與死亡有著不解之緣。 蔡明亮（以下稱蔡）：我的人生際遇非常奇怪，三歲開始就每天看二場電影。我的外公、外婆特別喜歡我，把我帶在身邊，他們是超級電影迷，晚上擺路邊攤賣麵。當時的電影院一天只有兩場，外公、外婆晚上才開始賣麵，所以外婆先去看電影，就帶著我去看；看完七點那一場，換外婆賣麵，而外公又拉我的小手去戲院。我從來沒有認真讀書，倒是看電影看到很愛電影。 後來我來到臺灣，發現臺灣社會開始改變了，那時候臺灣解嚴，開放言論自由，很多東西進到臺灣，例如透過盜版、電影資料館成立，還有國際電影節等等，我才發現我們看的電影只是一小塊，只局限於娛樂市場性，有時候還會被政治牽制，電影裡這個不能講，那個不能提，很多約束。直到我開始看歐洲電影，即使是老電影，但我眼睛睜開了，發現電影有另外一個世界，而且那個世界是比較創作面向的世界。 惠敏法師（以下稱師）：比起趙老師有生死經驗，或是獲得關懷生命獎的生命勇士，生命中有比較困難的起伏變化期，我生命經歷也許比較平緩，糊里糊塗就這樣過來了。 不過，講到生命的大轉折，應該是決定出家吧！怎麼會有這樣的決定？我沒實際碰到生、老、病、死的挫折與經驗，而是在禪修經驗裡看到比較底層的無常性，所以我決定出家的轉折點，是有一次在禪修中警悟到，每個人或世間都好像埋藏著不知何時會爆炸的不定時炸彈，可能有各樣的無常，這是生命的真相，就是無常、無我的真相。既然如此，我就要考慮生命發展與生死規畫是否有另一種可能性。那時我已經接觸佛教，看完《弘一大師傳》，我覺得好像可以選擇這種生活。 從死亡學會的事 主：趙可式教授因自己的生死而走上安寧照顧，這臨門的一腳能否與我們分享？ 趙：我一開始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安寧照顧，但是在醫院工作，有太多生、老、病、死上演。我十五歲那年六月開刀，我的母親同年十月去世。我生病跟母親去世碰到的醫護人員，都令我終生難忘，這種難忘是消極的，並不是積極的。 我母親在某間大醫院半夜三點多鐘去世，醫師來了，也沒有正眼瞧家屬，就拿出聽筒來聽我母親的心臟，做死亡診斷，一下子就走了，那個護理師就開始拔鼻胃管，血就從鼻子裡流出來，因為從小家裡沒有正信的信仰，自己也讀了一些奇怪的民間習俗，例如七孔流血、殭屍等等。我才十五歲，心裡很害怕便開始哭，那個護理師說我哭會吵到別人，我就不敢哭了。那時我?頭看她，印象中是一位二十幾歲的女孩子，好年輕、好漂亮，可是她有心嗎？我心想：「如果你母親死了，你會不會哭啊！」可是我不敢講，所以心裡一直存在著糾結、憤怒等。 然後，太平間的工作人員來了，兩人抓起我媽媽的遺體，就摔在不銹鋼車上。接著，最令人驚訝的是這位年輕、美麗的護理師，竟然問太平間的工作人員：「老李，今天太平間的生意好不好？」老李說：「今天不賴，有六個。」當著家屬的面嘻笑，那時的印象太深刻了，都已經半個世紀過去了，我那時覺得他們好像是垃圾場的工人在收一袋垃圾，可是這是一個人、一條生命，剛剛才斷氣，而且家屬都是活著的人，我們有眼睛會看到、有耳朵會聽到。 所以我當時就想：「醫護人員為什麼會這麼冷酷、無情？他們是見多了生、老、病、死嗎？所以心不動、情不動，病人死了就好像垃圾袋綁一綁，丟到垃圾桶裡；然後當著活著的人面……」 我高中念北一女時，功課不錯，我就想去念醫學院，看看是怎樣的教育、生活，會讓醫護人員這麼冷酷、無情，這麼麻木不仁！所以我不是嚮往要當史懷哲、南丁格爾，我是懷著這樣的心情去念醫。 後來我進到醫院工作，看到許多好醫師、好護理師，他們非常慈悲，助人無數、治人無數。不過，早年當病人臨終時，大家真的不知道要怎麼照顧。我還記得剛畢業在臺大醫院工作，病房裡只要有人去世，病房所有的醫護人員都要吃豬腳麵線，這是臺灣的習俗，要去晦氣。可見醫護人員也沒有受過生死教育訓練，也不知道怎麼照顧臨終病人。 相對於「緩和醫療」、「安寧療護」，很多侵入性醫療或急救醫術是不必要、也很痛苦的，用佛教的語言就是，我們醫護人員造了很多「業障」。早年還沒有安寧緩和醫療，不像現在立了《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當時所有在醫院的病人，如果呼吸、心跳停止，一定要做一套急救，就是所謂CPR心肺復甦術，要電擊、心臟按摩等。 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剛畢業沒多久，有位八十歲的肝癌末期病人，死前一天放過腹水。結果第二天他的呼吸、心跳就停了。我們馬上把一個木板放到他的身體底下，爬上床開始壓他的心臟。因為他肚子很大，所以我要很用力才壓得到他的心臟。我只好拚命地壓，結果愈壓愈軟，為什麼？因為肋骨全部被我壓斷、肝臟被我壓碎，然後看到他的血從嘴巴冒出來。因為很痛，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眼淚就流下來。我看到他的眼淚，看到他的血，我就壓得更厲害，因為我想要救他，醫療人員的天職就是要「救命」跟「治病」，現在他快沒命了，當然就要救。 我一壓下去，蓋住傷口的紗布蹦開了，黏黏的腹水、血水就像小噴泉一樣冒出來，我全身都是黏黏的腹水，我的頭髮上通通沾了血，這樣救了四十分鐘，人也沒有救活。因為他是一位末期的癌症病人，癌細胞擴散到全身，他全身器官都衰敗了，今天他的呼吸、心跳停止，是疾病造成的。 我看著他猙獰的面容，張著眼睛、張著嘴巴，滿臉是血，滿肚子、滿身是黏黏的腹水。我看著遺體，開始問：「我做對了嗎？」 用電影凝視生命 主：蔡導演喜歡電影，也致力拍電影，您想從電影傳達什麼嗎？想透過晦暗讓人們學習什麼？ 蔡：在電影裡，最缺乏的還不只是「死」，「老」也不拍，即使「生病」時都還是美美的，都是誇張的、虛幻的，電影變成只是一個娛樂或消費的工具。「如果是這樣，電影還有什麼用？還有什麼意義？」我常問這個問題。
我覺得死亡真的要學習，學習去面對它，怎樣好好地面對它。我爸爸在我拍第一部電影時過世的，當時我人在臺灣，我回大馬奔喪。那時候我很年輕，只覺得出殯場面很混亂，令我非常不舒服，讓我非常害怕死亡，我變得很脆弱，但當時沒有得到任何的安慰。 隔了十幾年，我媽媽過世時，我開始看佛書，也關心死亡的問題，加上我妹妹也學佛，所以媽媽走時，我是待在媽媽的身邊。 當時羅浮宮找我拍攝典藏作品，我在巴黎接到電話說媽媽開刀，情況很嚴重。我看到媽媽的第一個念頭就想抱她。我從來沒有抱過我媽媽，不習慣與父母有身體接觸，很多中國人的家庭都是這樣。我那時就鼓起勇氣說：「媽媽，我想抱您！」雖然媽媽覺得有點肉麻，她還是像天使一樣張開手臂，並且笑了。然後我做了一個決定，在媽媽有生之年，我都要陪她，就帶她到臺灣，因為臺灣醫療比較進步。 直到醫院說沒辦法了，因為媽媽想回家，我們就飛回大馬。媽媽回到家第二天就彌留了，我們連絡到慈濟的朋友來助念，一個年紀較大的師兄告訴我，媽媽可能三、四天後會走，我就問：「能不能餵食？喝水？」師兄回說：「不用了，媽媽的糧已用盡。」 這句話給我好大的震撼，我們在生死過程一直做功課，糧已用盡，原來糧是有限的，何況生命？所以全家都接受了媽媽要往生的事實。我的所有兄弟姊妹全回來了，就守著媽媽，不停地凝視，我覺得那時候就是一個功課，我一直看著媽媽的臉。星期六傍晚，媽媽的呼吸變了，我把全家人叫來，希望媽媽能好好地走，我非常冷靜且不停溫柔地感激她、讚美她。後來媽媽的呼吸愈來愈急促，當我說：「媽媽放心走，我會幫您照顧二個妹妹。」媽媽突然間點了二下非常大的頭，媽媽心願已了，大概二十分鐘就慢慢地走了，我覺得那一刻真是美。我覺得拍電影就是要這樣，凝視一個生命。 （節錄自法鼓山2014國際關懷生命獎關懷生命論壇） （更多內容請見《人生》雜誌37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