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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于君方
觀音是充滿慈悲、普門示現的救度者，任何人只要出聲求救，他都會聞聲救苦，無論求助者的出身、性別，甚至道德品格——這種觀念是中國人所不熟悉的。這是一位嶄新的神祇，不僅能促使人覺悟，而且還能解救人們脫離世間困厄，給予物質上的滿足，並圓滿「善終」和死後得度的願望。在觀音出現之前，中國本土諸神中沒有一位擁有這一切能力。此外，儘管在觀音出現前中國已有女性神祇，但其中似乎沒有任何一位成為歷久不衰的信仰對象，因此，當時在中國存有一處宗教上的空白，讓觀音能夠輕而易舉地填補。
許理和（Eric Z.rcher）在研究中國人為何在漢朝接受佛教的原因時，就其觀察而有如下評論：「儘管漢代佛教偶爾借用儒家和道教的術語（而且這種情況出乎意料地少見），此期佛教最顯著的特點是『新奇』。佛教被接受是因為它在某些方面符合中國本土傳統——這樣的觀點必須推翻；佛教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並不是因為它聽起來很熟悉，而是因為它基本上是件新奇的事物」（1991: 291）。他將漢代佛教視為「外來的另類選擇」，這種看法同樣適用於此。觀音之所以吸引中國人，並不是因為他╱她類似任何一尊中國本土神祇，反而正是因為沒有任何神祇與他╱她相似。然而，一旦觀音獲得接納，中國人就以中華文化塑造的模式來看待、理解這位菩薩——正如同佛教一般被接受的模式。觀音在中國的轉變可以視為佛教漢化的一項個案研究。一個文化也許會被外來事物所吸引，但卻不由自主地將陌生的事物變為熟悉。在某種意義上，關於所有文化對待異文化的方式，薩伊德（Edward Said）的看法值得一提，他說：「人類內心在遭到未經處理的陌生事物衝擊時會加以抵制，這是極其自然的。因此，任何一種文化往往強迫其他文化徹底轉變——不是接受外來文化的原貌，而是基於接受者本身的利益，接納他們心目中外來文化應有的面貌」 （1978: 67）。
佛教提供東道國一些必要的象徵和觀念，而在適應亞洲各國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傳統時，佛教也發展出創新且互有差異的種種形態。就中、日佛教來說，天台宗、華嚴宗、淨土宗與禪宗的創立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儘管中國人的主要教義和宗教實踐，以譯自某些印度語原典的漢文經典為基礎，但是其特有的重點和思想體系卻反映出本土的思維模式和文化價值——研究中國佛教的學者將這一過程稱為「漢化」（sinification）。
我偏好以「轉變」（transformation）或「本土化」（domestication）等詞彙描述這種現象，這兩個詞彙用於觀音菩薩特別貼切，因為除了中國以外，這位菩薩在某些亞洲國家中也經歷了許多轉變——具有不同的身分、呈現不同的藝術造像，並且產生不同的宗教實踐與儀式。在這過程中，這位菩薩經歷了本土化，以滿足東道國本身的利益和需求。因此，我使用「本土化」一詞，一如其他學者在指稱佛教在中國以外文化區域的適應過程時運用這個詞彙。儘管觀音菩薩是到處受人敬愛的大菩薩，卻也同時具備各地的地方特徵。同樣地，隨著觀音在中國逐漸被人信奉，他╱她也與特定的地域產生關聯，進而發展出地方信仰。東道國由於固有文化傳統所做的取捨，導致觀音菩薩的本土化。
我應當解釋為什麼我在本章指稱觀音時，同時使用陽性與陰性代詞（他╱她）。當我們閱讀後面的章節時，就會發現觀音從初傳中土一直到唐末（ 618—907），都被視為男性，藝術造像也是如此。然而，到了宋代（ 960—1279）初期，大約十一世紀前後，有些信徒將觀音視為女性神祇，於是中國的藝術家便開始創作女性觀音像，這位菩薩可能在元代（ 1206—1368）完全轉變為女性。自明代，也就是十五世紀以來，觀音通常被視為不折不扣的女性，並如此被描繪著。然而，即使文學、藝術作品如此呈現觀音，正統佛教僧侶仍然拒絕承認觀音是女性，即使在今天，佛教寺院供奉的觀音像也依然延續唐代確立的圖像體例來製作。例如人們在寺院中看不到白衣觀音或魚籃觀音等女性造像被奉為聖像，供人禮拜，寺廟中的觀音像在外表上仍呈現為男性，或至少是中性。此外，明清以降有些個別的藝術家仍然選擇繪製蓄有鬍鬚的觀音，一如敦煌所繪的觀音像。因此，「他╱她」這種包含兩性的代名詞似乎是指稱觀音的最佳方式，因為即使觀音經過女性化的轉變，仍然有人將這位菩薩視為男性。
(本文摘自:《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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