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傳佛教復興：雲棲袾宏及明末融合
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 Chu-hung and the Late Ming Synthesis

本書的研究主題是明末佛教大師雲棲袾宏（1535－1615）的生平、著作和教理。當初決定研究袾宏，是因為對明代整體思潮有興趣，這個興趣也多少影響我的研究方法和資料詮釋的架構。在這份研究中，我試圖不將袾宏局限為漢傳佛教這個獨立自主傳承中的一位佛教思想家，而是將他視為對當時知識界和社會等大環境有所貢獻的人。透過以下內文，希望能說明這種研究方法可闡釋明代佛教的一些面貌，同時拓展對晚明知識界背景的認識。

我會進一步論證，說明由於宋代以來中國思想的性質，這種研究方法是必須的。宋明理學開創了一個思想創見蓬勃發展的時代，顯現於歷經宋、元、明，以及清初的儒、道、釋三家的新發展。當然，宋明理學有許多特色有別於秦漢時期的儒家思想，例如理學以創新的方式與佛、道互動。個別的理學家可能贊同或駁斥佛教或道教的某些義理或實踐，卻不能無視於佛、道的存在。

早在明末出現三教合一盛行的趨勢之前，儒、道、釋三家之中已無一人可自外於其他兩個傳統的影響。因此，如果要充分了解宋明理學，前提是對佛教與道教有一定程度的認識。我們也可以提出與此類似而且幾乎同樣有力的論證，說明了解宋明理學的發展如何影響佛、道兩教是很重要的。

此外，既然宋明理學為主流，備受尊崇，相較之下，佛、道居次要地位，因此，佛教徒與道教徒往往需要與理學「正統」達到某種調和，藉以證明自宗的正當性。熟悉宋明理學思想，並且能夠經常與理學家應對，這是佛教高僧需要具備的條件之一，袾宏和同時代的僧人即是如此。因此，要了解袾宏，勢必不能將他局限於明代佛教思想界，而必須同時視為明代的思想家。

通過近來的研究，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乃是中國思想史上最活躍、最有創造力的時期之一。只要想到這時期各式各樣的思想家，就能體會它的生氣勃勃與多樣性，例如理想世界的積極踐行者何心隱（1517－1579）、戮力革新的東林黨人高攀龍（1562－1625）、史學家焦竑（1540－1620），以及特立獨行的奇才李贄（1527－1602）。就在這個時期，實證主義-亦即追求「實用之學」，開始獲得前所未有的重視。當時的中國思想家接觸到耶穌會傳教士傳入中國的天主教和西方科學，即使未必能欣然接受，卻造就一個重新批判評估過去、認真體察當下，並且熱切期盼未來的年代。

雖然明末理學家各有種種不同的興趣、關注和目標，但有一些類似的態度是其中許多人共有的。如同美國漢學家狄培理（de Bary）的觀察，這些態度的特點可以說是儒家的「自由主義與實用主義」。明末思想家對於社會改革展現道德的嚴肅，他們對修身養性的實用方法有興趣，也重視紮實、認真的學識，與實踐無關的理論性文章或玄談通常被視為不切實際，毫無益處。然而，因為一視同仁，每個人都被視為獨立自主的生命體，所以明末的理學家能包容他人的見解；對正統的堅持並非蕩然無存，但對於其他教理普遍抱持著開放的態度。「三教合一」成為當時的座右銘。

明末佛教也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精神。相對沉寂了兩百年之後，由於幾乎同時出現了四位具有卓越學識與超凡領導魅力的高僧，佛教得以復甦。除了袾宏之外，另外三位是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蕅益智旭（1599－1655）。明末這四位大師的影響遍及當時佛教僧俗二眾，也確立了後世佛教發展的方向。

清代和民國時期，佛教僧俗二眾提出的義理體系和修行方法，皆源於明代的先例。佛寺禪淨雙修的跡象最早或許可以上溯到宋代（960－1279），居士佛教也早在四世紀就已經展現其重要性，然而明代這些模範，姑且不論其思想的原創性，光是因為他們所處的年代較近，以及其成就造成的影響，就值得我們注意。因此，發生在明末一百年間的現象或許可說是佛教的復興。

袾宏、真可、德清和智旭，無論性格或成就都大不相同，但是在整體態度和信念上展現出極高的共識：他們都明瞭佛教需要復興，也一致認為要達到這個目標，最有效的方法是超越宗派競爭，強調宗教修行勝於義理的鑽研，並且要能理解儒家而非相互抗衡。如此說來，「自由主義」和「實用主義」也同樣被四大師奉為圭臬。

袾宏一生的志業反映出這些時代動向。他成功地推動居士佛教，為當時以士大夫階級為主的在家信眾，提出公德孝道與慈悲智慧並重的佛教形式-這確實是漢化的佛教。他也嚴正批判僧團，並且從自己的道場雲棲寺做起，努力改革出家僧眾。明代佛教僧團名聲敗壞涉及諸多因素，下文將擇要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