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傳佛教復興：雲棲袾宏及明末融合
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 Chu-hung and the Late Ming Synthesis

本書是1981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原著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 Chu-hung and the Late Ming Synthesis的中譯本，能在四十年後和國內讀者見面，必須感謝法鼓文化的促成。也由於中譯的因緣，絕版多年的英文版，哥大出版社決定今年出版紀念四十週年的版本，讓本書在美國重新問世。兩件大事同時發生，雙喜臨門，實在給本人帶來無上的喜悅。

書是根據我的博士論文修潤而成，主題研究是明末大師雲棲袾宏。當年撰寫那篇論文，可以說是相當辛苦的。原因是歐美的學術界公認漢傳佛教的黃金時代是唐代，認為唐以後漢傳佛教每況愈下，所以很少有人研究明末佛教，認為沒有研究的價值。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看法，主要原因是受到日本佛學學者的影響。我們知道日本佛教的宗派意識很強，日本佛教學者多半授課於佛教大學，而這些佛教大學都跟不同的宗派關係密切。日本佛教無論是天台、淨土，還是禪，都源自中國，日本學者的著作因而反映他們對漢傳佛教早期歷史的關切。除了如牧田諦亮、高雄義堅、荒木見悟和其他數位我引用的學者著作以外，有關唐代以後的研究資料，特別明代佛教可用的第二手參考書，實在不多。聖嚴法師的博士論文是研究藕益智旭，他也是明末的佛教大師。可惜的是，當我有機會拜讀法師的論文時，我已經完成了我的博士學位。

我就讀哥大的研究所是在1960 年代。那時極少學生專攻漢傳佛教。同學們的博士論文幾乎都是研究所謂的新儒學，也就是宋明理學。其實我在母校東海大學上過很多牟宗三和徐復觀老師的課，老莊和玄學、朱熹和王陽明，都是他們授課的主題。而在哥大，我又是狄培理（Wm. Theodore de Bary）和陳榮捷的學生。後來，我的論文指導教授就是狄培理。中國思想史一直是我的興趣，應該很自然地像我的同學們一樣，也選一個新儒學的思想家做為論文題目。是什麼因緣使我從寫論文開始就走上了研究漢傳佛教的路程？

我童年時期，和我外婆一起生活的經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她虔信觀音菩薩。抗戰八年時，我們離開北平，開始逃難，走遍了幾乎半個中國。外婆走到哪裡，都會把白瓷的送子觀音像請出來。每天清晨梳洗以後，在觀音像前燒香、禱告，背〈大悲咒〉。她吃半月齋。也是她在我小的時侯，說給我聽妙善公主的故事。雖然家父和家母深受五四運動的影響，大學畢業後獻身教育，但是他們常常鼓勵我多讀儒家經典和古典文學。來自不同傳統的信仰和理念，使我對宗教發生極大的興趣，尤其是儒、釋、道之間互動的關係。

《漢傳佛教復興——雲棲袾宏及明末融合》可以說是用英文寫的第一本明代佛教的書，起了劃時代的作用，出版後引起其他學者對唐代以後佛教研究的興趣。除了主題本身以外，我用的原始文獻和方法，也引起了學術界相當的反應。當時佛教論文或專書都只注重文本、義理，或宗派歷史。因為我希望知道明代佛教在明代社會實際運作的情形，我取材不得不廣泛。袾宏的著作，他和居士弟子的書信往來、明史、僧傳、地方誌、寺誌、儀軌、清規、善書、小說等都有助我的研究。後來如觀音研究，我不但用傳統的書寫文件，也把圖像、物質文明，以及民間寶卷用來做為解決問題的資源。

近數十年博士論文和專著研究的範圍，包括宋、明、清、民國，以及當代佛教，題目、方法、取材，都是多元甚至跨學科的。不可質疑地，現今像過去對唐代以後佛教的偏見已經不能成立了。值得欣慰的是，本書在這個演變過程中，扮演的影響角色。

最後我特別要感謝譯者方怡蓉女士，中文版能在此面世，完全要歸功於她譯文的嚴謹和流暢。

2021年4月於美國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