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451期：調身調心，以法為藥

佛教道場在西方社會發展不易，
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現況更趨艱難，
學者傑夫．威爾森形容西方進入「後功德佛教」，
西方眾去功德化的現象，對於道場經營影響甚巨，
甚至在理解教義上也會遇到困難。

■ 邵慧怡

從2020年初新冠病毒肆虐，導致歐美地區大幅度隔離人群互動，至今情況仍未緩解。人類活動限縮的影響，首當其衝的便是經濟發展。各國或區域經濟體，紛紛針對個人及企業祭出紓困方案，然而，獨立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外的宗教道場，必須自行承擔突如其來的財務窘境。

以舉辦禪期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法國梅村道場（Village des Pruniers）為例，從2020年四月開始被迫停辦禪修活動後，頓時失去主要經濟來源，因此必須仰賴大眾捐款。過往梅村僅針對特殊活動發布募款訊息，像是前年（2019）筆者收到募款的電子郵件，希望能幫助15名中東青年，參加大地之母覺醒禪期（Wake Up Earth Retreat 2019）。相當罕見地，去年梅村在線上共修及甘露活動結束後，法師們宣布梅村道場收入緊迫，需禪眾伸出援手；甚至官網首頁，也可見真空法師（Sister Chân Không）的一封求助長信，除了關懷大眾在疫情期間的困難外，法師也提到：「梅村的僧眾作息簡單；每人每天的伙食費為4歐元。28歐元即可支持一位僧眾一整週的飲食。」而且為了長期規畫著想，法師強調：「我們希望您能考量以月為單位進行捐款，無論款項大小，幫助我們供養及照護僧眾。」

受疫情影響，歐美部分道場與共修處顯露出捉襟見肘的無奈，不過，道場經營模式本是須長期考量的核心關鍵，而來自外部原因的疫情，僅僅是凸顯其現況的當下因緣。或許此時正適合重新認識、檢視佛教道場在西方國家的經營景況。

東西道場兩樣情

根據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教授傑夫．威爾森（Jeff Wilson）於2019年《全球佛教期刊》（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所發表的論文指出，佛教正處於一個自創教以來前所未見的情形，「部分佛教徒完全置身於功德經濟體系之外，隨之而來地，便是教團組織、儀軌修行、經濟活動等也跟著變動。」作者以北美佛教團體湛山精舍（Cham Shan Temple）和西方禪禪修中心（Zenwest Buddhist Society）為例，藉兩座道場天壤之別的發展狀況，探究造成差異的主要因素。

湛山精舍建成於1973年，位於加拿大多倫多區央街（Yonge Street）和灣景大道（Bayview Avenue）之間，是加拿大第一座傳統宮殿式中國佛寺。除了擁有多座寺院及佛學教育中心外，湛山精舍還有一棟素菜館，並在尼加拉瀑布區（Nagara Falls）興建了一座萬佛舍利塔作為佛教博物館。傑夫提到，「湛山精舍並不以此為足，正雄心勃勃地規畫一座佛教的『迪士尼樂園』，包括在占地1350英畝的土地上，興建四座仿製中國佛教四大名山的朝聖景點，並且構築其中的寺院和餐飲設施 。」

除開硬體建設的領先超群、大批全職僧眾、大量共修的信眾，在以漢傳佛教為主的加拿大佛教界，湛山精舍也發揮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力，可說是軟性資源的發展運作，讓湛山精舍充滿豐沛的動能。

對比四千公里之遙的加國西岸英屬哥倫比亞維多利亞島（Victoria Island, British Columbia）上的西方禪道場，又呈現不同的一番景況。西方禪傳承日本臨濟宗，創建於1980年，原名維多利亞禪中心（Victoria Zen Center），2013年更名為西方禪。

多年來，西方禪孜孜不倦經營，已擁人數相當的線上與實體國際修行者。可是好景不常，在十三年的收支平衡後，西方禪不得不於2018年開除首任住持馬丁（Eshu Martin）， 解雇住持的原因並非他表現不佳，而是道場財務危機。支付承租場地的租金、舉行活動的花費、線上甘露，以及林林總總開支，使得西方禪已無力再負擔一份全職住持薪水。為了養家活口，馬丁必須自行在外尋求兼職工作，如此一來，西方禪的運作更陷入惡性循環──住持無法全心投入行政管理工作，造成道場活動減少，導致學員與參與人數下降，結果是禪中心的收入不斷遞減。

功德經濟的順暢運作

同為佛教道場的湛山精舍和西方禪，為何出現如此巨大的發展落差？依傑夫．威爾森分析，決定性的因素便是「功德」。傑夫認為：「功德可被認定是非具體的言行產品。」意思是，當個人的言行符合佛教對善的標準時，此人便製造出某程度的功德；相對而言，若言行為惡，那便有損功德。

基本上，佛教團體多由僧俗四眾組成，其中出家眾棄絕俗世的經濟活動，相較在家居士更容易生產功德。箇中原因，除了比丘與比丘尼較有意願並樂於遵守善行規則，以培福植福、避免損福外，多數的佛教團體也相信，剃度出家此一選擇具備「本體上的改變」（ontological change），因此，僧眾出家後不但和自己先前作為在家居士的身分有異，甚至本體上更為尊貴。

傑夫駁斥一般人認為「出家人不事生產」的說法。相反地，他主張比丘、比丘尼更應被認知為特殊工作族群。出家眾參與禪修、法會等活動，可說是極為重要的「功德生產引擎」，而他們本身正是製造功德經濟體系的主要商品「功德」的勞動者。

在家居士無法製造功德嗎？可以的。只是受限於在家身分，為了融入俗世生活，在家眾的言行舉止往往被迫減損功德，而且在家眾也缺乏時間、足夠的訓練、合適的外在環境，來投入能產生大量功德的修行活動，因此在家眾能生產的功德十分有限。幸好功德經濟體系具備一個重要的前提，即是功德可被再分配（redistributed，慣稱「迴向」）。俗眾以實質的金錢或物品供養僧眾、贊助道場，並藉由這樣的行為獲取自身的功德，讓交換而得的個體可獲得福報，如更好的來生，未來接觸佛法的機會等，或轉贈予「指定受益人」（例如，過世的先人）。

不過，傑夫也指出，功德運作的模式又不可全然以俗世邏輯視之。贈予功德或福德的行為本身即是布施，所以給予功德並不會讓功德短少，反倒會增加。因此，在這樣的架構之下，功德與物質或金錢的順通交換，讓僧眾與在家眾雙方各取所需，各得其利，同時也保障了佛教跨越時空的傳承。

功德不功德？大有差別

儘管湛山精舍及西方禪兩座道場相當不同，包括：湛山精舍的主要信眾為華裔加人，而西方禪超過90％的參與者是白人；湛山精舍提供如法會、素齋、禪修、讀經、受戒儀式、放生、朝聖等多樣活動，而西方禪僅著重於禪修及讀經；湛山精舍有大量的僧俗人力資源，而西方禪僅有一位禪修老師和幾位助手，然最重要的差異，傑夫認為，仍在於是否選用功德營運模式。

西方禪採行會員收費制，過去三年來，禪中心的電子報或官方網頁內從未使用過「功德」一詞。可是，會費收入不足以涵蓋全部支出，因此禪中心每個季度又會舉辦募款活動，然而在會員成長達到極限、線上會員無法提供勞動力支援、每季的募款又無法滿足需求的情況下，禪中心的營運便每況愈下。

湛山精舍則採取傳統的功德經濟路線，提供多種可選擇的培福方式，並且做足了宣傳。例如，湛山精舍官網能看到興建加拿大五台山公園的雙語廣告，信眾透過供養文殊師利菩薩殿的供燈、小佛像等，能為自己增福，獲得如身體健康、事業順利等現世利益。

因此，雖然根據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Survey Center）的家戶收入調查，美國佛教徒的年平均收入略低於整體美國民眾的平均收入，但佛教道場的發展並未受其影響。甚至如加拿大湛山精舍，也並非北美地區唯一擁有大量土地與資產的佛教組織。

後功德佛教：去功德化新現象

既然功德經濟體系的收益驚人，為何自19世紀佛教被引介至北美以來，許許多多南傳、禪宗、藏傳及其他法脈的亞洲傳法者，選擇推廣佛法哲學概念和個人修行，而未強調佛教的功德觀呢？傑夫指出，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於西方眾認為功德是「迷信的，不科學的」。西方修行者選擇性地接受教義，排除在靈性上、智識上違背他們所認知的功德觀。依照這樣的脈絡發展下來，失去佛教宗教核心概念的功德與福德，以及同為關鍵詞的業力、來生，也隨之無所依從與建立。

「更有甚者，去除功德觀後，出家眾也跟著喪失價值。比丘和比丘尼作為提供在家眾種福田的能力受到威脅，佛教寺院變成如同專業人士像醫生、律師等的法師駐地，接著居士專家便能取代僧團，成為新一代的佛法老師和指導者。因此目前在西方世界可見某些居士名義上接受披剃（ordained），實際上仍擁有家庭生活；某些則以療癒為架構來教授佛法，只能呈現佛法的某一限定面向而已。」

為方便論述，傑夫為當前獨特的、去除功德的佛教組織命名為「後功德佛教」（Post-merit Buddhism），並推估後功德佛教教團相較傳統佛教，將會在經營上面臨一段艱困期，並在理解佛教教義上也會遇到困難。

回歸因緣觀走向

經濟問題向來不單單限於經濟層面，將西方佛教道場的順境與困境放大檢看，便可發掘其中牽涉到經營者思維與整體佛教觀，當然，還包含諸多的因緣、因果。這不免讓人聯想到《大寶積經》中同門的師兄弟，一人修福，一人修慧，各有所長，往生後投生則現「大象披瓔珞」與「羅漢應供薄」的不同景象。

事實上，傑夫也提到為了順應歐美的文化環境，目前某些在美洲發展的藏傳佛教體系已採行雙軌制，針對藏裔美籍人士提供以福德為基礎的教法和修行方式；對非藏人的信眾，則提供後功德佛教的指導。雖然未來去功德化的佛教道場，是否真會財務艱難，或是出現其他的變化經營型態？仍是未定之天，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福德與功德作為佛教的重要教義，無論在實質層面或義理層面上，影響甚巨，不該被輕易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