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435期：居士學佛樂

美國社會學界第三代中國研究學者趙文詞教授，善於社會趨勢觀察，對佛法有其領略，常提出獨到的觀點與評論，頻繁往來中國、臺灣。

今年（2019）6月30日，法鼓山佛教基金會於法鼓文理學院舉辦「佛法與社會科學國際研討會」，在社會學主題演講中，照文詞以「社會學和佛法智慧的修持」（"Sociolog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Buddhist Wisdom"）為題演說，剖析社會學與佛法如何在現代社會為人民所用，鞭闢入裡的演說引起極廣的共鳴與省思。

■　文／趙文詞（理查．邁森，Richard Madsen）．中譯／陳維武

今日，世界處於危機之中，或者可以說，世界向來如此。釋迦牟尼佛所教導的四聖諦，第一諦就是苦的存在。雖然諸行無常是苦的根本原因，苦的感知形式卻是隨著時代而改變的。人類造作苦的惡因主要是貪瞋癡和仇恨，雖然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就有這些惡因，但是，我們面對的是資本主義的貪、帶有大規模殺傷力武器軍事化的瞋、科技的癡，以及族群之間的仇恨。

這一切席捲全球，破壞了人類賴以勉強維持和平的脆弱系統，也威脅了地球生態的平衡，甚至威脅了人類這個物種繼續生存下去的可能性。這個危機範圍之廣，不是生活在佛陀時代的人們所能想像的，然而這正是我們今日所需面對的因緣。與人間佛教及入世佛教的其他導師同樣，聖嚴法師努力使佛教傳統介入這個危機中的世界，這也是他的追隨者所當繼續的任務。

身為一位深受聖嚴法師影響的社會學者，我想貢獻幾句微言，探討社會學的想像能為這個任務做出什麼樣的建樹。

社會學與佛法相容之處
社會學是一門現代科學，在19及20世紀間發展起來，旨在幫我們了解現代世界中有哪些殊勝的機遇，又有哪些巨大的危險。它特別關注的是，人類在世界如何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圓成人生的可能性。雖然社會學是一門現代的世俗科學，它的想像與佛教的一些重要成分卻相容互通，能生起共鳴。

我認為社會學在融通方面，比起經濟學、政治學和心理學等現代科學，做得要更透徹。社會學的一個最基本的領悟是：人類社會根本的相互依存性，換句話說，與世隔絕的個體只是一個幻象。如同法國偉大的社會學奠基人埃米爾．涂爾幹（Emile Durkheim）在討論澳洲原住民宗教活動的起源時，他說：「我們說著不是由自己創造的語言；我們使用著不是自己發明的工具；我們宣稱擁有不是自己創設的權力；每一代都繼承了不是由他們所積累的知識寶庫，諸如此類。因為有了社會，我們享有文明所帶來的各種利益。雖然一般無法看到這些東西源於何處，至少清楚知道，這一切都不是自己創造的，也讓人類有別於其他生物，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人類的文明。」原住民的神聖符號是他們表達和示現這個根本的相互依存性的方式。涂爾幹認為，這正是歷史中所有的宗教最基本的神聖符號。

因此，我們的自我認同依附於一個相互依存的廣大社會世界。確實，從涂爾幹的時代以來，我們更加深刻地珍視與社會世界、與整個相互關聯的生命網路的相互依存性。我們知道，自己只是一個更大社會整體的一部分，這就是有關自我的真相。

但是，這個社會整體因全球現代化的力量，在世界各地不斷地改變；這些改變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個體化，人們與家庭、社群、城鎮及國家聯繫的舊有社會鏈結，已經減弱了。深諳社會學的哲學家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就說過，現代的自我是個「緩衝的我」，意思是在這個自我的周遭，有類似一層外殼包圍，把他人的影響──至少是局部地隔絕了起來。

在形體上，甚至是情感上切斷了和家庭及社群的密切關係後，人們只能仰賴自身的資源。就如19世紀的早期社會學家亞力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 de Tocqueville）對美國人的評述：「這種人對任何人都沒有虧欠，也不期望從任何人那裡得到什麼。他們養成了一種在孤立狀態中思考自身的習慣，想像自己的命運完全操在自己手上……每個人都永遠只能仰賴自己，而危險的是，他也可能因此封閉在自心的孤寂中。」

對於被封閉在以自我為中心的欲望所引發的苦，佛法已給予我們警誡；托克維爾的說法和佛法的警誡產生共鳴。聖嚴法師說：「證得智慧的主要障礙，是我執。當你面對人、事、物的時候，我相在心中即刻生起。而當你執著這個『我』的時候，你就依著我相對所有東西分類，加以評判，『這個是我的，那個不是；這個對我是好的，那個不好；我喜歡這個，我討厭那個。』對於我相的執著，讓我們無法清楚了知真相。」

不管我們是否看見，相互依存性確實存在，也深深影響著我們。而社會學家正是把理解彼此交織的相互依存性視為己任，更希望最終能幫助每一個人，善盡責任建設一個更好的相互連結的世界。

現代社會共同意義的崩解
社會學也解釋，個人的行為常遠遠地超出我們當下的行動意向。而且，它也強烈認為由於這些意想不到的後果，驅動了無止息的系統變化，我們可稱為--業力的呼應。

社會學家（特別是文化社會學家）告訴我們，這些變化不只是受物質力量驅動，還深受給予我們方向和目標的價值觀改變所驅動；佛教也著重意義和價值觀。我特別記得聖嚴法師於921大地震後的開示，大意是說，在經典裡，人們對世界的認知是虛幻不實（illusions）。但是在這場地震中，我們必須區分諸如在地震中倒塌的建築物這種「嚴酷現實」（hard realities），以及對這些現實意義的解讀。嚴酷現實不是虛幻的，但是把地震解讀為災難確實是虛幻的。我們需要心靈的療癒，才能以正面的角度理解這種事件，也唯有這樣的理解才能撫慰受難者，並為後世帶來善業。

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發展，是共同意義的崩解。偉大的社會學奠基人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曾說過，現代人居住在一個「諸神交戰」的世界，總言之，我們的世界有各種衝突的價值體系，來自對生命目的的不同詮釋而造成價值之爭。我們活在一個意義競爭的時代--各種意識形態對生命的目的、人的義務、正義的條件、政治的目標等。

生命的目的，是追求由消費所定義的物質成就，還是另有更為超越的目的？如果是更為超越的目的，又如何定義呢？我們的責任主要是讓自己在和別人的競爭中勝出，還是為了眾人的利益去編織相互連結的關係網絡？正義是讓所有人都變得一樣，還是讓每個人在階級秩序中各得其所？政治是為了創造和諧，還是為了相互攻擊？這些不同的立場，都各有一套條理分明的聲音在為其辯護，而這些不同的聲音不只在身外，也在心中。

現代人的自我是分裂的，不同的社會角色把我們推擠到不同的方向。比如，怎麼樣才能同時是好父母、好伴侶，又扮演好員工、好公民、好朋友的角色？這些生命中不同的角色，往往有相牴觸的要求，雖然我們嘗試把這些要求分開處理，但是多數人仍然渴望完整以對。這是一種現代情境中的現代之苦，而社會學有助於解釋這種狀況的由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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