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可以教我們什麼：圓滿生命的五個邀請
The Five Invitations: Discovering What Death Can teach Us About Living Fully

前言　死亡具有讓人轉變的力量（節錄）

愛和死亡是我們收到的最佳禮物，大多數情況下，它們未拆封就被轉送出去了。
──萊納．瑪利亞．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活著的人沒有一個能真正理解死亡是什麼，不過，有位曾經瀕臨死亡的女士對我說過這麼一句話：「我比你們更能看清出口標誌。」在某種程度上，你無法為死亡做好準備，然而你這輩子做的每一件事，對你造成影響的每件事，以及你從中學習到的一切，都能有所幫助。

諾貝爾獎得主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曾在一則美麗的短篇故事中，描述過印度村莊之間的蜿蜒道路。赤腳孩童在自己想像的畫面或蜿蜒小溪的引導下，繞過美麗的眺望台，或踩過尖銳的岩石，在鄉間曲折的小徑中穿梭；等他們長大了，穿上了涼鞋，開始背負重任時，他們走的路徑也就變得狹窄、筆直且具有目的性了。

我也曾這樣赤腳行走過許多年。我不是從一開始就打定主意要做這份工作，而是彎彎繞繞地前進，這是一趟持續探索的旅程。我受過的訓練不多、沒有相關學位，唯一的那張紅十字會救生證想必也已經過期了。我依循點字法，一路憑感覺前進。我不偏離自己的直覺，相信傾聽是建立連結最有力的方式，我召喚出靜默帶來的庇護，讓自己的心靈敞開。我就是用上述方法找到那些真正對我有幫助的事物。

死亡一直是我的夥伴。十幾歲時，我母親去世了，幾年後，父親也走了，但我在他們死前好幾年，就已經失去他們了。他們都酗酒，所以我的童年歲月一團混亂，飽受忽略與暴力，我對錯誤的事展現忠誠、罪惡感和自卑感。我變得非常小心謹慎，我成為母親的知己，懂得去哪裡找被藏起來的酒瓶，我與父親發生衝突，還學會保守祕密，被迫提早長大。所以就某方面而言，他們的死亡讓我鬆了一口氣。受苦是雙面刃，我在羞愧、害怕、孤獨且不被愛的感受中長大成人；然而也因為受過苦。我能對他人的痛苦心懷慈悲，而這也召喚我前往那些其他人想避免的處境。

佛教修行強調無常，強調各種可能的體驗隨時在生起滅去，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影響。在佛教傳統中，面對死亡是很基本的事，它可以使智慧及慈悲變得成熟，使我們更致力保持覺察。死亡被視為成長的最後一個階段。我們日常對正念和慈悲的練習能培養有益於心理、情感和生理的特質，好讓我們為不可避免的事做好準備。透過應用這些巧妙的工具，我學會了不因早年生活的苦難而喪失能力，而是讓它成為我內心的慈悲基礎。

我兒子蓋伯快要出生時，我想明白如何將他的靈魂帶到這個世界，所以我參加了瑞士知名心理學家伊莉莎白．庫布勒．羅斯（Elisabeth Kübler-Ross）的工作坊，她最著名的便是關於生死的開創性研究。她幫助過許多人離開這一輩子，我想她或許會教導我如何邀請我的兒子進入他的這輩子。

伊莉莎白很喜歡這個想法，並將我納入她的研究陣營。多年來，她邀請我參加更多計畫，不過她給我的指導並不多。我會靜靜地坐在房間後面，觀察她輔導那些面對死亡的人，或是因失去至親而悲傷的人，藉此學習。這形塑了我後來在安寧療護場域陪伴人們的基本方式。伊莉莎白很有技巧、很憑直覺、經常固執己見，但最重要的是，她展現出如何去愛她所服務的人，沒有保留也沒有依戀地愛。有時候，房間裡的痛苦過於強烈，我就會進行冥想，好讓自己平靜下來，或是做些慈悲的練習，想像自己可以如何轉化眼前的痛苦。

某個特別難捱的一天結束後，我在雨夜中走回房間時，因為太受震撼而半途跪倒在泥灘裡，開始哭了起來。我努力想排除參與者心痛的感覺，這是種自我防禦策略，一種試著保護自己不受折磨的方式。

就在那個時候，伊莉莎白走了過來扶起我，將我帶回她的房間，給了我一杯咖啡、一根香菸，「你必須敞開心胸，讓痛苦穿越你。」伊莉莎白說：「這些事你不需要留在心裡。」沒有這次的學習，我不認為自己能以健康的方式和未來幾十年我將目賭的苦痛相處。

是詩人、也是佛法講師的史蒂芬．萊文（Stephen Levine），是另一位影響我一生的人。三十年來，他是我主要的老師，也是好朋友，他叛逆卻富有同情心，也是一個直覺行事又真誠的嚮導，他接受過多種宗教傳統的洗禮，卻巧妙地避免了任何一方的教條。史蒂芬和他的妻子安德拉（Ondrea）是真正的開創者，在臨終照護路上發起一場溫和的革命，我們在禪安寧療護計畫裡所創造的大部分內容，都是他們教義的具體展現。

史蒂芬讓我了解到，我可以累積生活中的苦痛，將它們當成磨坊的磨刀石，煉成無私奉獻的燃料，而且不覺得這一切有什麼大不了。一開始，我像虔誠的學生那樣，工作方式（有時連行為也是）全都模仿他。他非常仁慈且慷慨地幫助我，直到我走出自己的路。

我們要怎樣才能找到自己呢？生命會累積，讓我們有機會學習，還有，如果我們有幸懂得留意這些機會。

三十歲出頭的我在墨西哥和瓜地馬拉旅行時，擔任志工幫助承受巨大困難的中美難民，在那裡我目睹了可怕的死亡。一九八○年代愛滋危機橫行舊金山時，有將近三萬名居民被診斷為愛滋病帶原者，我在第一線擔任居家照服員照顧這些朋友，許多人後來都死於這種致命病毒。

很快我便清楚地知道，單憑自己的力量去做是不夠的。所以在一九八七年，我、摯友瑪莎．德巴洛斯（Martha de Barros）及其他朋友，共同展開了禪安寧療護計畫，事實上，創建此計畫是瑪莎的主意，這真是個很棒的想法。她在舊金山禪修中心（San Francisco Zen Center）的支持下，催生了這個計畫。

禪安寧療護計畫結合了內在領悟和實際的社會行動，是全美第一間佛教安寧療護機構。我們相信，那些透過冥想練習培養「傾聽之心」的禪宗修行者，和那些需要被聽見的臨終者是天作之合。我們沒有時間表，只有一些計畫，但最終我們成功訓練出了一千名志工。雖然我在此分享的故事主要是我個人的經歷，但禪安寧療護計畫不是我一個人隻手創造的，我們是大家一起完成的，一群好心腸的人響應號召，投身為同一目標服務。

我們想利用的是禪宗兩千五百年傳統的智慧，而非推銷任何教條，或是推動嚴格的佛教死亡方式。我的口號是「在他們的所在之處與他們相遇」。我鼓勵照護者支持病患探索自身的需求；我們很少教人冥想，也不會將自己對死亡或臨終的想法強加在對方身上。我們認為，每個服務的對象都會讓我們知道他們需要什麼樣的死亡。我們創造一個美好、包容的環境，讓住民感覺到被愛、被支持，感覺他們可以自由探索自我和自己的信仰。

我了解到，照護行為本身是很平凡的，煮湯、擦背、更換床單、幫忙餵藥、聆聽曾經活生生但即將結束的人生故事，以及，以平靜但慈愛的方式出現在他們面前。沒什麼特別的，單純只是人性的良善，真的。

然而，我很快地發現，將這些日常活動當成覺察的練習，可以幫助我們從僵固的觀點和習慣性的逃避中覺醒。無論我們是鋪床的人，還是臥床的人，都必須面對生命本質的不確定性。我們於是意識到一個根本的事實：每個想法、每次做愛、每段人生，一切事物都會生起滅去。我們看見萬物皆有死，而排拒這個事實會帶來痛苦。

其他非常重要的經歷塑造了我面對苦痛的方式，告訴我死亡可以教導我們什麼樣的人生課題。我加入其他精神領袖的行列，協助促成在奧斯威辛（Auschwitz-Birkenau）納粹集中營舉辦靜修活動，深深地進入人類的苦難之中。我主持悲傷團體的聚會，為無數末期病患提供諮詢，帶領為罹患致命疾病的人所辦的靜修營，並且協助舉辦過很多很多的追悼儀式。

同時，我還是四個孩子的父親，幫助他們長成了不起的成年人，他們現在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可以告訴你，要同時養育四個青少年經常是比照顧臨終患者困難多了。

二○○四年，我成立了慈心禪工作坊（Metta Institute），提倡正向和富有慈悲的臨終關懷照護。我聚集許多好老師，包括拉姆．達斯（Ram Dass）、諾曼．菲舍爾（Norman Fischer）、瑞秋．娜奧米．雷曼醫師等人，組成了一支世界級的團隊。我們的這個延續傳統計畫，旨在喚起照護行為的靈魂，並且重建與死亡的關係（在這關係中，死亡是肯定生命的）。

我們訓練了上百名健康照護專家，並且為那些面對致命疾病的人們，建立一個由臨床人員、教育人員及倡議者組成、全國性的支援網絡。

最後要提的是，我也在幾年前親身遇上一場健康危機──讓我實際與死亡面對面的一次心臟病發作。這次經驗讓我看到，從另一面來觀看是多麼地不同，讓我在看見學生、病患、朋友和家人臉上的掙扎時，更能同理他們。

在生活中，我們能做的往往超越自己的想像，而突破那道界限能推動我們走向改變。曾有人說：「死亡不是走向你，而是另一個人，那個上天已經為他做好面對死亡準備的人。」我覺得這種態度很真實。今天的我，活在這個故事裡的我，和未來將死的那個我並不完全相同。生與死將會改變我，我將在某些層面徹底地與過去不同。為了能夠從內在產生某些新的自我，我們必須對改變敞開心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