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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的基礎:日本I
The Foundation of Japanese Buddhism: Japan I

作者:編輯委員:末木文美士;編輯協力:松尾剛次、佐藤弘夫、林淳、大久保良峻

譯者:辛如意

出版社: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19年01月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系列別:新亞洲佛教史

規格:平裝 / 15x21 cm / 568頁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11210111

ISBN:9789575988029

定價:NT$650

會員價:NT$507 (7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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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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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院政的形成與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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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史上的院政期

在長達四百年的平安時代,佛教顯著邁向日本化,不僅從外來宗教變質為日本形式,更滲透國內各層面。如同談到「國風文化」就無法忽略佛教般,與日本徹底同化。佛教的同化現象不限於貴族階級,而是在各階層進展,並呈現多元化發展,佛教恰成為創造日本社會及文化的壤土。為了正確掌握日本佛教的樣貌,若只追求探索事件或人物、記載事項並不充分。此外,佛教與各宗派關係密切,這些要素一併包含在內,故應闡明日本在接受佛教信仰後所形成的複雜社會及精神結構。本章探討的「院政期」是古代與中世的轉捩點,這段時期是平安時代的各種要素得以穩定發展,就此形成中世以後的社會結構。若從美術層面來看,例如奧州的藤原文化或平氏所建的嚴島神社等,佛教文化歷經日本化的過程後,更臻於成熟而普及國內。換言之,彙整院政期的佛教發展,可綜觀佛教在平安時代歷經日本化的最終發展樣貌,同時對於孕育出鎌倉新佛教的壤土有所了解,進而獲得線索,可闡明古今相通的日本佛教本質。

過去日本未曾經歷革命或朝代更迭、他國侵征,更沒有執政者大肆廢佛,佛教幾乎是順應社會趨勢而變遷。尤其是平安時代時局安定,貴族居於主導政治及文化地位,促使佛教日本化及內在化,過去的佛教史觀多採取從國家佛教演變成中世民眾佛教的模式,對於貴族佛教的評價並未充分。然而,掌握國家權力核心的人物推動佛教事業及信仰,其影響力無遠弗屆。為了理解中世以後的佛教發展,分析及評價這些現象則成為必要課題。在探討院政期的佛教之餘,必須先行彙整院政開創者的佛教信仰,以及權力與佛教之間有何關聯的課題。

所謂院政,是指屬於天皇直系血親、在退位成為上皇(院)後得以擺脫在位時的各種制約,並以超然的自由立場干預朝政的政治型態。在日本政治史上,院政是指白河(院政一○八六─一一二九)、鳥羽(院政一一二九─五六)、後白河(院政一一五八─九二)的三代院政,一般是從攝關期延至鎌倉時代。在文化、思想史方面,則加上後鳥羽(院政一一九八─一二二一)時期。至承久之亂為止,共維持一百五十年間的院政期,這段時期包含源平之亂在內,故被視為社會變動期。然而,這未必與佛教史的實際發展情況一致。例如,若探討院政期佛教史的開端,即使法勝寺被視為白河院政的象徵,卻是早在白河天皇在位時就已著手興建。此外,從政治史的立場來看,鎌倉時代的起點界定方式眾說紛紜,而若從佛教藝術或建築的角度來看,平氏焚毀南都(一一八○)後的復興運動則被視為中世的起點。另一方面,若將法然(源空)在東大寺講說淨土三部經的建久元年(一一九○),視為日本淨土宗開宗之始,則是屬於後白河院政期的事蹟。的確在院政期,曾出現上皇(院)前往熊野參拜的現象,此為象徵性的宗教儀式「熊野詣」。至後鳥羽上皇之際,參詣次數之頻繁已達高峰,後因承久之亂(一二二一)而完全終止。但就佛教的意義層面來看,後鳥羽上皇的熊野參詣已與先皇的情況截然不同,無法僅憑戰亂因素就判定院政期已面臨終結。

如前所述,在佛教史上極難確定院政期,本章是以執政者與佛教的關係為基準,主要是針對從藤原道長掌理朝政,至後白河院政期的平氏滅亡的這段時期。至於將藤原道長執政期做為時代劃分的原因,就在於他促使攝關期的佛教文化達於巔峰,以及其政治風格造就院政誕生。此外,將後白河院政劃分為前、後兩階段的原因,則是基於上皇(院)與佛教的關係,因受平氏執政與政權瓦解所影響,故而導致性質相異所致。

二、從藤原道長至後三條天皇

若欲探討院政如何形成,首先必須提到活躍於一百年前的藤原道長(九六六─一○二七)。《榮花物語》所描繪的道長在攝關期享盡榮華,集大權於一身,卻於寬弘四年(一○○七)開始參詣金峰山,建造法性寺五大堂、淨妙寺等寺院。後於寬仁三年(一○一九)出家,翌年在與平安京東端的上東門院(土御門殿)毗鄰之處,創建史無前例、供奉九尊彌陀(九體阿彌陀堂)的無量壽院,此後更增設諸堂完成大伽藍。治安二年(一○二二)建成金堂,供奉像高三丈二尺的大日如來像並奉為中尊。在以「法成寺」為寺號供養之際,不僅舉行盛大法會,身為道長外孫的後一條天皇、東宮敦良親王(此後的後朱雀天皇)亦親臨盛會。此後,佛師定朝因於法成寺造立佛像有功,成為首位獲得法橋地位者,這些事蹟皆成為時代變遷的象徵。翌年(治安三年),藤原道長參詣高野山,此後促成發展為靈場。道長將攝政之位讓由賴通繼承,本身遁入空門後,卻繼續掌握政權,始創日本獨一無二的「入道」身分。萬壽四年(一○二七)十二月四日,在自建的法成寺阿彌陀堂舉行理想的臨終儀式,並在堂內與世長辭。藤原道長的行蹟成為象徵院政發展的諸現象之淵源,後世的白河天皇(上皇)無論在建造法勝寺等大伽藍之際的營建方法、舉行佛教儀事及熊野詣,或甚至在個人出家後同樣以「治天之君」的身分,成為獲得無上權力的法皇,皆是參照道長的模式(三橋正,二○○○)。

成立院政的另一要素,則是女院。女院主要是天皇之母在出家後的特別身分,道長之姊詮子(九六二─一○○一)於正曆二年(九九一)出家,稱為東三條院,此為女院之始。東三條院詮子為一條天皇之母,曾協助道長取得政權,在道長信奉佛教後亦給予影響(山本信吉,二○○三)。

其次是藤原道長的長女彰子(九八八─一○七四),於萬壽三年(一○二六)三十九歲出家,得上東門院之稱號並成為女院。翌年,上東門院彰子在法成寺阿彌陀堂東南方建立尼戒壇,因女性推動佛教事業而備受矚目。彰子身為後一條天皇(一○一六─三六在位)、後朱雀天皇(一○三六─四五在位)之母,故為國母身分。後繼的後冷泉天皇(一○四五─六八在位),其母嬉子為彰子之妹,後冷泉因為彰子之甥,備享尊榮長達半世紀之久。彰子於其父道長建造法成寺的同年、亦即治安二年(一○二一),在仁和寺建造觀音院並進行供養,成為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道長逝後,彰子於長元三年(一○三○)在法成寺建造東北院,翌年九月參詣石清水八幡宮、住吉神社、四天王寺等,成為攝關家榮達之象徵(《小右記》、《左經記》、《榮花物語》)。尤其是靈場(聖地)參詣,其規模之盛大,足以匹敵國營事業。彰子偕同其弟關白賴通、內大臣教通等人,於筵席中舉行和歌吟詠等活動。長元四年(一○三一)閏十月,覺超贊同將圓仁所抄的《法華經》予以保存,並將自身「如法」抄寫的《法華經》安奉於金銀鑄成的銅箱內。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八月,曾在比叡山橫川的如法塔遺跡中發現此經箱,並指定為國寶。當時所示的女院所書〈假名願文〉(收於《如法經濫觴類聚記》),應是最早以假名繕寫的願文,堪稱是跳脫儒者將漢文書寫願文視為常習的階段。一條天皇的中宮彰子組成文學沙龍,《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則以女房身分奉侍,故彰子的側近漸能以日語解讀佛教,形成以假名向佛祈願的習慣。約於此時創立的「伊呂波歌」,其成立背景應是源於女性貴族及僧侶在文學沙龍中的佛法交流(三橋正,二○○八)。

當時佛教文化的象徵,是藤原賴通於永承七年(一○五二)在宇治建造的平等院,最初性質是屬於別業(別墅)的私人別院。藤原氏的氏寺是興福寺,其他如藤原忠平所建的法性寺、兼家所建的法興院、道長所建的法成寺等,皆是隨著時代變遷而增加必須管理或維持營運的寺剎,平等院則被定位為次要寺院。宇治有金色院,為後冷泉天皇的中宮、亦即藤原賴通之女寬子於康和四年(一一○二)所建,其遺寶奉埋於地藏院。後述的奧州藤原清衡所建的中尊寺金色堂,應是以金色院為藍本(藤本孝一,二○○九)。這種在宇治發展的隱棲式佛教信仰方式,在《源氏物語》的「宇治十帖」中亦有描繪。